2008年秋季，全球爆發金融危機，中國的外貿產業嚴重下滑，自此結束了長達十年的黃金時期，而國內經濟也出現衰退和蕭條跡象，中央政府在年底果斷推出“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全麵加大鐵路、公路、城市軌道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使得中國經濟在半年後率先“V形見底反彈”，在這一投資熱潮中，國有企業得到超過九成的信貸款項，民營企業再次成為“旁觀者”和下遊承接商。
2010年5月，國務院再次下達了一份鼓勵民營經濟發展的文件，名為《關於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幹意見》，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市政公用事業和政策性住房建設、社會事業、服務等領域，時稱“非公新36條”。然而這一次民間資本對此類宣示表現得已遠不如五年前那麼積極。
在國資委成立的十年裏，國有資本集團重新成為國民經濟的主力。來自全國工商聯和國資委的資料表明，截至2012年年底，全國私營企業數量為108572萬戶， 注冊資本311萬億元，實現營業收入201萬億元，而歸屬於國資委的中央企業數量為120家，資產總額312萬億元，實現營業收入225萬億元。“中央隊”呈現出“以一敵十萬”的強悍實力。在贏利能力上，央企的表現更是耀眼，僅五家國有銀行的全年利潤就超過1萬億元，相當於全國民營企業500強的淨利潤總和的兩倍。與國企相比，民營企業隻在就業一項上取得了絕對性的優勢：它們解決了90%的就業人口。
在國有資本集團空前強大的同時，民營資本集團出現疲軟之勢，大量資金從實體經濟中撤出，或用於奢侈消費，或用於投機牟利，有產者階層出現了移民潮。據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國際移民報告(2012)》顯示，個人資產超過1億元的超高淨值企業主中，有27%已移民，47%正在考慮移民，理由為“不安全、不方便、不幸福”，另外，胡潤研究院發布的《2013中國千萬富豪品牌傾向報告》顯示，對當前經濟僅有25%的企業家“非常有信心”，三年前為56%。在一個連續四年保持全球經濟增長第一的國家裏，竟有超過七成的企業主對經濟的前景缺少信心而欲離開，這是一個令人難以理解和需要警惕的事實。
在中國百年現代化曆史上，從鐵本案到“四萬億計劃”，可以被看成是繼1945年敵產國營化及1956年公私合營運動之後的第六次“國進民退”，也可謂又一輪“放權—集權”的曆史性周轉。
與前五次“國進民退”所不同的是，在這一輪資本博弈中，決策層表現出了極度矛盾和分裂的戲劇性心態，在國有資本的兩次大規模挺進中，中央政府又先後兩次頒布鼓勵民營經濟發展的重要文件。由此，我們最近距離地觀察到了中國經濟治理的經典性困境：國有經濟被認定為中央集權和政權穩定的經濟、政治保證，而民營經濟則承擔提高生產效率和創造就業的職責，兩者之間的競爭關係始終無法得到合理的調配，最終造成資源配置和財富分配的不合理，從而導致經濟成長的畸形化。決策層對這一衝突並非沒有察覺，而是陷於技術性的困頓。在2012年3月全國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溫家寶總理提出了改革中的“兩個毫不動搖”，即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製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製經濟。那麼，這兩個“毫不動搖”孰輕孰重，一旦前者“動搖”了後者，或後者“動搖”了前者，又當如何處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