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在金融改革方麵，政府對金融業進行國營化管製是國民黨人的發明，自1935年法幣改革之後，國營資本就全麵“接管”了銀行業，國民黨在台灣仍然維持這一政策，到1987年開放黨禁、報禁前後，公營資本在台灣銀行業中的比例仍高達799%，後來由管製而開放，曆經兩次“金改”，終於將金融業還給了民間。參見葉萬安：《從管製到開發：台灣經濟自由化的艱辛曆程》，天下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版。因此，金融業開放是市場自由化的最關鍵性戰役。自1993年之後，中國的民間金融活動一直遭到打壓，而國有銀行無論在經濟成長期還是在蕭條期都能夠利用政策手段獲得驚人的暴利，民間對之的不滿，在2011年的東陽吳英案中可見一斑。“千開放，萬開放，不如讓我辦銀行”，已成非常響亮的呼聲。2012年以來，中央政府選擇浙江溫州、深圳前海等地開展金融創新試點，試圖在離岸中心建設、人民幣國際化、利率市場化等領域有所突破，這些改革仍然體現出中央放權、地方主導、民間參與的中國式改革特征。隨著金融管製的壁壘被次第打破，民營銀行在中國經濟舞台上的再度歸來應是可以期待的。
透過對三大特殊戰場的改革路徑探索，我們可以看到，盡管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的難度非常之大，其難點疑點幾乎在經濟學中找不到“標準答案”，然而，三十多年改革留存下來的財富也非常之大，拓進空間充滿了想象力。未來十五到二十年，製造業的出口能力、城市化紅利、內需消費的井噴以及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的全民預期，都為改革打開了一扇不小的“時間窗口”。
四股前所未見的新勢力：互聯網、非政府組織、
企業家和自由知識分子在長期的大一統製度之下，中國社會各階層均有自己的毛病，其中最嚴重者，是四大意識的缺乏：地方缺乏自治意識、政府與民間缺乏契約意識、知識分子缺乏獨立意識、企業家階層缺乏階層意識。中國未來能否有大進步，實取決於此四大意識的喚醒。沒有一個國家的變革是對曆史的亦步亦趨，中國亦不例外。所以，我們不可能排除任何新的可能性。2013年的中國，變革的力量在朝野兩端同時萌生，尤其重要的是，隨著一些民間新勢力的出現，這四大意識的缺乏有被改進的跡象。
其一，互聯網。盡管互聯網誕生於美國，可是它對中國社會的改造，遠遠大於對美國社會的改造。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進入中國之後，中國的互聯網經濟除了技術來自美國之外，在商業模式上幾乎全數變異，而強悍的國有資本在這個瞬息萬變的領域又毫無作為，因此造就了“陽光創業的一代”，這批年輕的創業家積累了驚人的財富，而且完成了中國企業與國際資本的對接，在納斯達克和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的一百多家中國公司幾乎都與互聯網產業有關。近年來，電子商務的崛起在傳統製造業和服務業領域引爆了一場渠道變革和消費者革命，截至2012年11月30日晚上9點50分，阿裏巴巴的淘寶和天貓兩大平台的總交易額已突破1萬億元，占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5%。更大的改變是，互聯網重構了中國的媒體和社交生態，特別是博客和微博的出現，讓傳統的輿論管製方式無所適從，它們成為了言論自由、輿論監督和推動政務公開的新平台。
其二，非政府組織(NGO)。明清以來的中國，民間活躍著兩種非政府組織：一是數以十萬計的基層宗族組織，二是以鄉籍為紐帶、遍布於兩萬個市鎮的商會，它們成為民間自主管理的基礎。這兩種組織在“土改”、人民公社化運動以及公私合營運動中被相繼摧毀，從此之後中國民間在很長時期內如一盤散沙，再無凝聚之力。近十年來，各種非政府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這是中國進入公民社會和中產時代的標誌性事件。它們在上百個領域以各種方式展現了民間自主的力量。目前還沒有一個機構公布現有非政府組織的數量，粗略計算應該在5萬個以上，它們大多不在政府力量的管控範疇之內。2008年，中華環保聯合會公布全國的環保非政府組織有3539家，抽樣調查顯示，在各級民政部門登記的僅占233%。2012年3月，民政部中華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宣稱，美國在華非政府組織約有1000家，僅有不到3%具備了合法身份。這些數據都顯示出民間力量拒絕管製的自主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