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企業家階層。截至2012年年底，中國有108572萬戶私營企業，4050萬個體工商戶，人數總和超過韓國的全國人口。中國曆史上從未出現過如此人數龐大、富有和擁有力量的有產者階層，可謂“千年之一大變”。布羅代爾曾很簡潔地說道：“中國社會，政府的權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統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對任意征收的恐懼始終揮之不去。”這一景象在當今中國仍然存在，近年來的移民現象便是有產階層試圖逃避的一個折射。然而，絕大多數的經營者仍將繼續他們的事業，他們有機會以獨立、不依附的精神，改變自己的命運，進而改變中國。
其四，自由知識分子。自隋唐推行科舉製度之後，中國實際上便失去了產生自由知識分子階層的土壤，正是1905年的廢除科舉製，才誘發了20世紀初那場燦爛的新文化運動。近十年來，民間出現了眾多遊離於體製之外、以自己的專業能力謀生的知識分子，越來越廣闊的市場空間給予了他們生存的機會。以思想研究為己任的民間智庫層出不窮。在博客和微博上，更是湧現出很多大膽的“意見領袖”。
上述四股新勢力，對維持中央集權的四大基本製度構成了挑戰，以“自上而下的控製”為特征的治理模式麵臨有史以來最重大的一次改造，而其博弈的過程將貫穿整個中國改革的全曆程。沒有人能夠清晰地告訴我們，二十年後的中國將是一個怎樣的模樣。對“大國崛起”的高調歡呼，以及對中國崩潰的悲觀預言，其實都很難構成曆史的全部。
1948年，在中國遊曆長達16年之久的美國學者費正清完成了《美國與中國》一書，這是第一部以比較研究的辦法係統性地考察中國問題的作品，在這部成名作中，費正清用忐忑叵測的心情寫道：“中國可能選擇的道路，各種事件必須流經的渠道，比我們能夠輕易想象到的更窄。”費正清：《美國與中國》，張理京譯，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版，第452頁。到1983年，《美國與中國》的第四版修訂出版，年邁的費正清仍然小心翼翼地寫道：“人民共和國內部的革命過程，最好作為兩場革命來理解，一場是經濟方麵的，另一場是社會方麵的，這兩場革命有時互相配合，有時則互相抵觸。為發展經濟而進行的鬥爭……我們一般都能懂得。但社會方麵的改造卻同美國方式大異其趣，令人很難理解。”費正清：《美國與中國》，張理京譯，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版，第374頁。
如果說科斯將中國崛起看成“人類行為的意外後果”，是一種純粹的西方視角，那麼，真正在中國大地上行走過的費正清卻寧願相信中國走在一條“難以理解”卻符合自身邏輯的、更“窄”的道路上。也許，他是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