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 版 說 明
在我國光輝燦爛的文學寶庫中，古典小說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通觀中國曆史可以得知，每一個封建王朝的建立，大都是奪取了農民起義果實而建立起來的。有些農民起義規模巨大，鬥爭激烈，時間長久，是曆史上罕見的。它不僅使當時政治形勢發生重大變化，也給了文學以有力的影響。每一次政權的更迭，都伴隨著殘酷的鎮壓和統治。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逐漸激化、深入和複雜，構成了整個社會政治的基本內容，這就為小說題材創造的多種性和體裁形式的多樣化，提供了社會源泉。由此可見，古典小說的繁榮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和根源。
古典小說中的曆史小說十分突出。曆史小說又名曆史演義小說，源於唐代民間講說曆史故事。宋以後，平話、講唱盛行，宋都汴梁(今開封)“市井間有雜伎藝，其中有‘說話’，執此業者曰‘說話人’。”(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話”即故事，“說話人”據史傳加以敷衍，講說曆史興廢和戰爭故事，時稱“講史”；講史所用的底本叫“話本”，它是我國文學史上最早具有長篇性質和規模的小說。有些以後逐步發展為長篇曆史演義，著名的《三國演義》、《隋唐演義》等即是其優秀的代表作。顧名思義，曆史演義小說並不是全講曆史，而是根據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運用小說虛構、誇張、渲染等創作手法，編撰敷衍的一種文學作品。正如前人評價的那樣，“若說是正經書，卻畢竟是小說樣子；但要說它是小說，它卻件件從經書上來。”魯迅據此曾對曆史演義小說一語中的地評價說：“本以美之，而講史之病亦在此。”這說明，盡管曆史演義小說中的故事編得滴水不漏，生動引人，所涉及的人物也實有其人，但絕不是曆史書，而隻能作為一種獨特形式的文學作品來欣賞。
明代中後期小說有了重大發展，小說的功能和潛能被進一步發掘，以《金瓶梅》為代表的世情小說的出現和後來《紅樓夢》的產生，使小說進一步開拓了新的題材領域，更加貼近現實生活。類型化、形式化、單一化的創作模式被打破，小說觀念有了進一步覺醒。生活的多樣性、人物的複雜性、性格的多重性逐漸滲入到了藝術創作中，不斷產生出了偉大的作品。
俠義小說在我國古典文學領域中有著重要地位。早在《左傳》、《戰國策》等先秦史籍中，就收有俠客義士行俠仗義的事例。西漢司馬遷編纂的《史記》，專為那些“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的俠客義士寫了《遊俠列傳》、《刺客列傳》。隨後，以《刺客列傳·荊軻傳》為藍本創作的《燕丹子》，用文學的手法敘述荊軻刺秦王的故事，不僅寫得十分出色，而且開創了我國俠義小說的先河。唐代留下的諸多短篇文言小說中，有不少是描寫俠客義士的，像《虯髯客傳》、《紅線》、《無雙傳》、《昆侖奴傳》，都是這類小說中長期流傳下來的膾炙人口的典型作品。明清白話小說出現以後，俠義小說進一步得到了發展和繁榮，被譽為我國古代四部文學經典著作之一的白話長篇小說《水滸傳》，就是俠義小說的集大成者。該書無論內容的人民性、革命性，以及文學藝術造詣和寫作技巧，都是我國古、近代俠義小說中成就最高的。我國古典俠義小說對現代俠義小說，特別是對現代港台新武俠小說的影響是很大的。新武俠小說繼承傳統俠義小說的精華，吸收引進西方文學創作的技巧，大大提高了俠義小說的品位，有的新武俠小說已躋身於文學名著的行列。
神魔小說在古代十分盛行。它亦稱神怪小說，起始於神話，但有它產生的深刻社會、曆史和宗教根源。魯迅先生曾說：“中國本信巫，秦漢以來，神仙之說盛行，漢末又大暢巫風，而鬼道愈熾；會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漸見流傳。凡此，皆張皇鬼神，稱道靈異。”又說：“曆來三教之爭，都無解決，互相容受，乃曰‘同源’，所謂義利邪正善惡是非真妄諸端，皆混而又析之，統於二元。雖無專名，謂之神魔，蓋可賅括矣。”早在魏晉六朝，誌怪小說曾盛行一時，這是當時文人為適應皇帝追求長生不老、得道登仙，在古代神話基礎上，造神立道，說怪述異所結出的文學之果。進入明清後，神魔小說再掀高潮，儒、釋、道三教同源，以聖人及菩薩、羅漢、道祖、帝君、真人為一方，同千奇百怪的魔鬼狐妖對陣，鬥法布陣，各顯神通，熱鬧非常。著名長篇神魔小說《西遊記》和優秀短篇怪異小說集《聊齋誌異》，即產生於此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