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譴責小說是古代小說的一個重要分支，它是在諷刺小說的基礎上派生出來的。從兩者的目的性上講，譴責小說和諷刺小說實質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文學表現手法不一樣。諷刺小說是用比喻、誇張等含蓄的方法批評、指責或勸告；而譴責小說則是采取特寫、紀實等直接的方法進行揭露、批評或抨擊。但單就批評意義講，兩者並無不同。中國諷刺譴責小說的出現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早在晉唐時期，諷刺譴責類小說就已出現萌芽，至明朝末年已有成熟作品。一八四〇年以後，帝國主義勢力進入中國，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外國列強肆無忌憚的瓜分，晚清政府殘酷的統治，貪官汙吏拚命的壓榨，使得政治更加黑暗，官場更加腐敗，國力更加空虛，人民更加痛苦，中國進入了一個特殊時期。一些對晚清社會不滿的知識分子，為了民族的生存，國家的強大，人民的自由，很快行動起來，尋求救國道路，用筆進行戰鬥。他們抨擊政府，揭露列強，喚醒民眾，要求變革。正是在這種形勢下，中國的諷刺譴責小說創作異常活躍，進入了完全成熟的時期。《官場現形記》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就是這時期譴責小說的僥僥者。
公案小說在中國源遠流長。“公案”一詞，原指舊時官吏審理案件用的桌子。公案小說，就是圍繞舊時案犯作案和官吏破案、斷案、結案而創作的故事，是舊小說的一種體裁。早在一千五百多年前東晉幹寶編撰的《搜神記》一書中，就曾記載刺史嚴遵查問根由，取得證據，迫使一女子終於承認自己“以淫殺夫”的公案故事。唐宋傳奇文中，也有不少屬於公案故事，像唐代的《謝小娥傳》，宋代的《錯斬崔寧》(即《十五貫》)，以及後來元人創作的《簡帖和尚》，就是這方麵的作品。《水滸》、《聊齋誌異》等古典名著，許多篇章本來就是公案故事。但最早結集刊行的公案小說，當推明萬曆二十二年成書的《新刊京本通俗演義全像百家公案全傳》。進入清代以後，開創了公案小說的鼎盛時期，單篇短小公案故事，逐漸向章回化、武俠化的長篇小說方向發展，其中最典型的是《施公案》和《彭公案》。兩書都把俠客義士引進了公案小說，總字數均超過百萬。由於把俠客義士引進公案小說，從而使故事情節更加曲折生動，結構緊湊驚險，跌宕起伏，懸念連綿，引人入勝。
收入本套叢書的精品小說，曆來受到大眾的喜愛，世代流傳，經久不衰。究其原因，除了曆代作家藝術上不斷進取、創新，作品日臻完善，故事極具吸引力和感染力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作品充分體現著中華民族的風格、氣派和特點，極強地適應著我們民族的欣賞習慣。另外，這些作品政治傾向積極，思想內涵深刻，對中國的社會進步有推動，對文學的發展有影響，這是我們必須肯定的。當然，由於時代的局限和作者世界觀的影響，這些作品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著某些缺陷和錯誤，相信廣大讀者會有正確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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