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朗之萬嶽母所說的也不是事出無因，隻是那小人之心的惡毒，讓人感到反感和惡心。我們知道，朗之萬是一位出生於工人階級的科學家，他是靠超人的才智和驚人的刻苦才走進科學家的圈子。人們很快發現這位年輕人有驚人的智慧，他的老師皮埃·居裏更是對他欣賞有加，寄以厚望。在量子論還沒有出現時，他就已經用“作用量子”來處理抗磁和順磁現象，並得出了一個比較全麵的理論。1906年，在愛因斯坦提出狹義相對論後僅一年，他就獨立地推出著名的質能公式E=mc2；1911年他的有關相對論時空觀的演講，震動了科學界……總之，正如居裏夫人說的，朗之萬是一位“很有作為的人”。居裏夫人果然說中了，他在日後的科學研究中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並於1929年被選為蘇聯科學院院士，1934年選為法國科學院院士。
但正當他在科學領域裏大顯身手時，他家裏卻爆發了無法和解的爭吵。他的妻子也是工人階級出身，但沒有受過多少教育。在她看來，朗之萬的研究工作沒有任何價值，維持家人的生活還得精打細算。她沒完沒了地埋怨、數落，讓朗之萬的心情壓抑到了極點。他向她講為科學必須做出一些犧牲……然而這對他妻子一點不起作用。
他的妻子認為朗之萬不是要做出什麼高貴的“犧牲”，在她的簡單邏輯裏他一定別有所圖。於是她盯住了居裏夫人，還想盡辦法從丈夫那兒偷到了居裏夫人寫給她丈夫的信。十幾年來，朗之萬和居裏夫婦關係甚為融洽，來往也很親密。這當然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皮埃是他的老師嘛!皮埃去世以後，朗之萬出於同情和尊重，常常幫助居裏夫人，幫助她準備在索爾本大學開課，接替她在賽福爾女子高師的課程，當然還有科研上不間斷的切磋和商討。他們兩個年齡相差不大，居裏夫人比朗之萬大5歲，他們在研究上誌同道合，對於科學和人生的價值觀又相當一致，因此彼此之間的感情確也超過一般人之間的關係，但這隻是一種相互敬重、相互愛慕的高尚情誼。他們早就聽到過各種各樣的流言蜚語，但他們並沒有把這些放在心上。他的妻子卻抓住這件事，經常跟朗之萬吵個沒完沒了，還威脅說要公布他和居裏夫人之間的信件。
朗之萬已實在無法忍受妻子無理的折磨和嶽母尖刻的責難，他變得越來越神經質，經常無端地感到心情緊張。大學的同事們對朗之萬都十分擔心，害怕一位難得的人才會毀於家庭的不和。
居裏夫人也為此十分憂慮，她曾對一位好友說：“郎之萬教授是個有才幹的人呀，我擔心他會為家庭的不睦而不能自拔。他太軟弱，應該救救他。他需要有人理解，需要愛撫……”
朗之萬的一生是勇敢的一生，他曾為世界和平事業做出巨大的貢獻，但他在處理家庭事情上卻毫無男子氣概。如果他當機立斷地與妻子離婚，那就什麼事情也沒有了。但他卻因為考慮到兩個女兒的未來而采取了不明智的拖下去的辦法。1910年7月，朗之萬在大家的勸說下，離開了妻子，在巴黎租下一套房間，一個人單獨過日子，但仍然沒有離婚。
結果，這種不果斷、不明智的做法，給了一些專在雞蛋殼上找縫隙的新聞記者以可乘之機。於是在“他們兩人到哪兒去了”的可笑猜疑中，爆發了這場可恥的“桃色新聞”事件。在巴黎找不到他們……兩人私奔了?很有可能……
其實，此時他們兩人正在世界最高級別的科學會議上發表意見!居裏夫人在布魯塞爾知道這件事情以後，憤怒地宣布：
“這是毀謗!”
彭加勒和佩蘭宣稱：
“對於報紙上對我們同行和朋友的不實之詞，感到驚訝和氣憤!”
盧瑟福氣憤地說：“真正無聊之極!”
居裏夫人決定不出席閉幕式，瞞著記者趕回巴黎。回到巴黎後，她立即在《時代》上發表聲明：
我認為，報界和公眾對我個人生活的所有侵犯都是極端惡劣的行為……因此我將采取強有力的行動，反對刊載與我有關的文章。同時，我有權要求一筆高額賠償，這筆錢將用於科學事業。
在居裏夫人義正辭嚴的駁斥下，那位《新聞報》最先挑起事端的豪塞爾自知理屈辭窮，急忙寫信向她道歉，她把他寫的信寄到《時代》上刊登出來。豪塞爾寫道：
夫人，我感到非常內疚，我向您真誠地表示歉意。我根據一些來源不確切的消息寫出了您看過的那篇文章。我錯了!我現在簡直不能相信，我當時怎麼會因為職業的狂熱而鑄下這樁大錯……也許可以聊以自慰的是，像我這樣一個無足輕重的記者，無論怎麼寫都無法損害您的榮譽和人們對您的敬仰。
請求您寬恕的費爾蘭德·豪塞爾
後來，在政府有關部門和科學界著名科學家的幹預下，這件事在原則上被平息下去了。但小報卻不管這一套，巴黎的小市民最喜歡的就是這種飛短流長，就是這種能刺激人想像力的桃色新聞，於是一些無聊的文人墨客硬把這件新聞炒得越來越邪乎，越來越離譜。看來，居裏夫人是在劫難逃了。
正好在這時，11月7日，居裏夫人收到一封電報：
您將獲得本年度諾貝爾化學獎。信隨後寄來。
歐利維理烏斯
這時，居裏夫人身體狀況很糟糕，她內心的委屈和憤怒，已經使她承受不下去了。但她決定這次一定要按時到斯德哥爾摩去受獎和做諾貝爾演講。
1911年12月上旬，居裏夫人由姐姐布羅妮婭陪同，帶上大女兒伊倫娜再次來到瑞典首府斯德哥爾摩。瑞典政府和科學院再次向這位傑出的女性表示他們最崇高的敬意。
12月10日，授獎儀式按時在音樂廳舉行。瑞典皇家科學院院長達爾格倫博士在授獎辭中尊敬地指出：
“鐳和釙的發現……擴展了我們的化學知識以及我們對自然界物質的了解……導致科學的一個新分支的誕生——即放射學的誕生。
“鐳的發現，首先對於化學，接著對人類知識的許多其他分支和人類活動，都有巨大的意義。有鑒於此，皇家科學院有理由認為，應當將諾貝爾獎授予兩位發現者中的惟一幸存者——瑪麗·斯可羅多夫斯卡·居裏夫人……
“……今年，皇家科學院決定授予您化學獎，以表示對您為這門新學科付出巨大勞動的讚賞。您發現了鐳和釙，您描述了鐳的特性和它的分離，您研究了這一著名元素的化合物。
“在諾貝爾獎頒發的11個年頭裏，這是第一次將此殊榮賜給以前的獲獎者……”
許多國外科學家對居裏夫人在法國受到不公正的對待而憤憤不平：一位獲得過諾貝爾獎的科學家，一位創建了一個科學分支的“鐳之母”，竟然連一個法國科學院的院士都當不上，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荒唐之極!
居裏夫人當然也非常感謝瑞典科學院賦予她的無上榮光。在她的諾貝爾演講詞中，她除了對瑞典科學院表示了由衷的感謝以外，還讚揚了貝克勒爾和盧瑟福的貢獻。提到盧瑟福時，居裏夫人以尊敬的語氣說：
“……一大批一往無前的科學家獻身於放射性的研究，請允許我向你們提及其中的一位。他通過準確的判斷，想像力豐富的假說，和他與他的學生們所完成的許多研究，已經不僅成功地增長了我們的知識，而且還對它進行了非常清晰的分類。他通過一個適合於對現象進行研究的十分精確的理論形式，為這門新科學提供了一個主幹……”
她“提及”的正是盧瑟福。盧瑟福1908年就“因為研究放射性物質及對原子科學的貢獻”而獲得諾貝爾化學獎。
在演講中，居裏夫人為了駁斥法國科學界某些別有用心的人的歪曲，說她把皮埃的功勞據為已有，因此，她毫不含糊地把自己單獨做出的貢獻明確地指出來。演講一開始，她就說：
“大約在15年前，鈾的射線被貝克勒爾發現了，兩年後，首先是由我，然後由皮埃·居裏和我，將這個現象的研究擴展到其他物質上……”
下麵她又多次提到“我的”、“我本人的”……貢獻。
從普遍的理論觀點來看，鐳的重要作用一直是具有決定性的。這一物質的發現與分離證實了我的假說，按這一假說，放射性是物質的一種原子特性，並且提供了一種尋找新元素的方法。
“離析純鐳鹽以及把鐳斷定為一種新元素的化學工作，主要是由我來完成的……”
她還談到了“由我命名的放射性元素”，以及許多“我應用這個方法測量了……”、“這樣我發現……”、“我堅持認為”、“我測量了……”這種毫無歧義的提法。如果以為居裏夫人這樣過多地強調“我”、“我個人”似乎不夠謙虛，那就大謬了!對於法國科學界不少人肆無忌憚地侵犯她個人的權利，她自當義無反顧地予以駁斥。這也是一種勇敢精神。要知道，哪裏有真正的勇敢，哪裏就有真正的謙虛。如果一味在惡勢力麵前“謙虛”，那恐怕隻能稱為“虛偽”和“怯懦”。何況居裏夫人還在演講中聲稱：
“我應提及的是，鐳和釙的發現是由皮埃·居裏與我共同做出的。在放射性領域中，有幾種基本研究要歸功於皮埃·居裏，其中有的是他獨自完成的，有的是與他的學生們一起完成的。離析純鐳鹽以及斷定它為一種新元素的化學工作，主要是由我完成的，但這與我們共同從事的工作有密切關係。因此，我認為我可以確切地做這樣的理解：科學院給我的這種崇高的榮譽，是由於這種共同工作的緣故，並且也是對已故的皮埃·居裏的紀念。”
居裏夫人的演講，有理有禮有節，既駁斥了一些無恥之徒的惡意中傷，又表示了她對已逝丈夫的尊敬和懷念。
從斯德哥爾摩回到巴黎後，居裏夫人感到極度疲憊，她想安安靜靜地休息，想隱姓埋名地把自己同外界隔離開來。但她沒有做到這一點。她原指望因為再次榮獲諾貝爾獎會讓法國人冷靜一下，明白他們在做多麼愚蠢和忘恩負義的事!但“自由”慣了的法國人仍然可以絕對自由、毫無顧忌地向一位病弱的、高尚的女性潑去汙水，他們不願意仔細分析其中的因果關係，隻希望從中得到一種低級趣味的滿足和轟動而刺激的效應，讓那些空虛的靈魂獲得短暫的“充實”。
小報上的語言越來越放肆、刁鑽、刻薄，當然也絕對地無聊。有人在她家門口聚集鬧事，要她滾出法國，甚至那位5年前壓死皮埃的馬車夫也開始為自己的過失翻案，喪心病狂地說皮埃是因家庭不和自己想鑽進車輪下去尋死……
嗚呼，法國人的自由、法國的輿論自由竟然要以一位衰弱而高尚的女性為祭品!這種自由早該休矣!
居裏夫人痛苦到了無法承受的地步，她終於倒下了。12月29日，那天正好是一個黑色的星期五，居裏夫人突然暈倒，人事不知地被抬進了醫院。一位為法國爭來巨大榮譽的女性，一位無上榮光的女性科學家，大有被汙水髒垢吞食的可能!人言可畏、眾口鑠金啊!在醫院裏，居裏夫人幾乎預感自己一定會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