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榮獲諾貝爾獎
1911年對於居裏夫人來說，是一個大喜之年，但也是大悲之年。這一年她所經曆的大起大落，足以讓小說家寫出一本動人的暢銷小說。
從1月份開始就讓人沮喪。居裏夫人在很長一段時期裏持有與皮埃相同的態度，即對於申請為法國科學院院士持謹慎態度，她尤其不願意因為申請院士候選人而去逐個地拜訪在巴黎的院士。因此，她在1910年以前，從來沒有打算去申請為院士候選人。她的榮譽頭銜夠多的了，在1910年以前她已經獲得了22個名譽頭銜，其中包括6個國外科學院的院士，如瑞典皇家科學院、聖彼得堡帝國科學院等，她並不在意多一個或少一個名譽頭銜。
但到了1910年底，居裏夫人在彭加勒、李普曼和佩蘭等法國最著名的科學家的竭力慫恿下，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地決定申請為法國科學院院士的候選人，爭取成為院士。她這麼決定，想必是她已經毫不懷疑她會當選。想一想：《論放射性》這樣的權威性專著出版了，國際放射性會議也已決定將“居裏”作為放射性強度的單位；純金屬鐳由她單獨提煉出來了……再加之同行們不絕於耳的頌揚，這些都使得居裏夫人和她的朋友、助手們相信隻要她申請，就肯定會當選。
法國傳記作家吉魯曾說：“她第一次表現出自以為是。”
那就是指“居裏夫人完全夠格當選為法國科學院院士”。的確，以她的貢獻、學術成就和國際上的威望，她當選院士綽綽有餘；她所沒有估計到的是在選舉科學院院士時，還有許多非科學因素在起作用。她大概永遠也不會明白，真才實學有時也會成為一種不利的條件，雖然不會必然如此。
著名法國生物學家盧克·蒙達尼耶曾說過一句俏皮話：
“我們法國，是一個非常講究平等的國家。槍打出頭鳥。我就是個活靶子，不僅僅因為我在科學領域獲得的成功，還因為我在新聞媒介引人注目。”
居裏夫人正好符合了蒙達尼耶提到的兩個條件：成就和新聞人物。1903年她已經當過一次特大新聞人物，這一次為了競選院士，她又一度成為公眾關注的新聞人物。而且在這年的11月份，更成了一件轟動一時的可恥陰謀的中心人物。
法國最暢銷的大報《費加羅報》在1910年11月16日一期上，迅速宣揚居裏夫人的競選。
居裏夫人在我們公眾中的形象可謂十全十美。她獲得了高尚和令人羨慕的榮譽，當然，其中也包含著令人心靈震顫的痛苦。
《至上報》號召讀者對哪些女性有資格進入科學院進行民意調查。投瑪麗票的人很多，但首位不是她，是一位法國著名女作家。
《時報》也不甘落後。
麵對這如潮般的宣傳，居裏夫人感到十分不安，她寫信給《時報》編輯部，證實自己的確加入了院士的競選。但由於學院的選舉從未進行過公開的討論，如果這一慣例由於我加入競選而被改變，那將令我感到非常不安。
在一片讚揚聲的下麵，暗暗洶湧著一股反對居裏夫人當選的勢力，為首的反對者是院士阿瑪伽門，他率領一群老態龍鍾的院士們為捍衛科學院的“純潔性”而大肆攻擊居裏夫人以及婦女加入競選一事。
“無論是哪一位女人，哪怕是居裏夫人，都絕不能進入科學的聖殿——科學院!”
還有一些性格卑劣的人則在民眾間散布流言蜚語，不負責任地說“居裏夫人是猶太人”。當時法國有一股右派勢力正在抬頭、發展，它們的主要特征是軍國主義狂熱、教權主義和反猶太主義的傾向。
居裏夫人恐怕做夢也沒有想到，競選院士竟然扯到女性和民族問題上去了!如果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開始的競選形勢對居裏夫人還很有利，她擊敗了一位候選人，看來勝利在望。但在這關鍵時刻，選舉的形勢在暗暗轉變，她的下一個對手是發明無線電報的布朗利。法國人認為他應該獲得諾貝爾獎，為法蘭西共和國爭得一份光榮，但“由於某些不公正的原因”卻沒得到，這曾經使法國人感到十分憤怒。現在，反對居裏夫人的人利用人們的這一情緒，操縱輿論，大談“愛國主義”和“外來的幹涉”，以此擁護布朗利當選，反對居裏夫人當選。
“居裏夫人幹了些什麼，竟敢與布朗利爭奪院士這一崇高榮譽?她是一個波蘭人，隻不過是嫁給了皮埃·居裏才會有今天的成就，她獲諾貝爾獎的功勞應該完全歸功於皮埃!”
“她在姓居裏以前姓什麼?姓斯可羅多夫斯基，多麼古怪的姓!也許她的祖先中有猶太人的血統吧?這些人侵入了我們法國!”
居裏夫人對這些蠅蠅之語，從來都是高傲地不予理睬，也許認為這些上不了桌麵的玩意兒是成不了氣候的。她的同事、朋友們也小估了這些邪惡勢力的能量。她仍然按部就班地在半個月裏，拜訪了58位院士。
1911年1月23日，這天是星期一，是最後決定選舉勝負的日子。4點開始，到5點才在第二輪投票中決定了勝負，結果居裏夫人以28票落選，布朗利以30票當選。
居裏夫人在她的實驗室辦公室裏通過電話得知這一消息時，感到意外，也感到痛心，但她一言不發，不做任何評論。難道還需要評論嗎?她把這一消息告訴實驗室的同事們，他們更加感到意外。大家也深知居裏夫人內心受到了傷害，因此都絕口不提這件實際上是法國科學院不光彩的事情。
居裏夫人從此再也不願提出任何類似的申請，再也不願意為這些無聊的爭論傷害自己和朋友、同事。我們從地1911年以後發表的論文看得出來，她對法國科學院的不滿是很明顯的：在1911年以前的14年裏，她一共向法國科學院提交了16篇研究報告，但從1911年到1920年的10年裏，她再沒有向法國科學院提交一份研究報告，直到1921年她才提交了１篇；而且她一生再也沒有申請競選法國科學院院士，直到1922年巴黎醫學科學院用一種“革命性的”辦法，讓居裏夫人用不著申請就自動地當選為醫學科學院的自由合作院士，居裏夫人這才成為了法國的院士，但仍然不是科學院的院士。這顯然並不是法國科學院的什麼光榮之舉。
如果說1911年初競選院士的風波隻是一件小的插曲，那麼這年11月份法國報紙對她私生活所做的令人吃驚的毀謗，則使她遭遇到了一生中最險惡的暴風惡雨。不過，事情的原委我們得先從在布魯塞爾舉行的索爾維會議講起。
這年10月29日，在比利時的布魯塞爾召開了第一屆索爾維會議，居裏夫人也被邀請參加了這次會議。索爾維會議是比利時著名企業家索爾維在1911年首倡召集的國際物理學會議，會議由他所創立的國際物理研究所主持召開。每次會議由索爾維出資召集20名左右世界最著名的物理學家，討論當前物理學前沿最基本的問題，會議地點均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
1911年第一次索爾維會議的主題是“輻射理論和量子”。被邀請參加的人有法國的彭加勒、佩蘭、朗之萬、M．德布羅意、布裏淵，德國的普朗克、愛因斯坦、能斯脫、魯本斯、索末菲、瓦爾堡、維恩，英國的盧瑟福、金斯、林德曼，荷蘭的洛倫茲、奧地利的哈森諾爾，丹麥的克魯曾等世界第一流的物理學大師。在現今保留的一張極珍貴的照片裏，人們可以看到居裏夫人坐在前排稍靠右處，她用右手撐著頭正和坐在她右邊的彭加勒一起看著什麼文章，她的左邊坐著佩蘭，正後麵站著盧瑟福。
1961年，丹麥著名物理學家玻爾曾在該年度舉行的第12屆索爾維會議上講到1911年第一屆會議的情形。他說：
“會上的討論由洛倫茲的一次精彩演講開始……普朗克自己對於引導他發現了作用量子的論證進行了說明……在會上的最後一次報告中，愛因斯坦總結了量子概念的很多應用，並且特別處理了他在低溫下比熱反常性的解釋中所用的基本論證……”
那次會議在討論量子論時，由於大多數科學家的不理解，反對的意見很強烈，討論到愛因斯坦的“光子理論”，連提出量子論的普朗克本人都有非議。所以，他說“大會簡直像耶路撒冷廢墟上的悲嚎”。但居裏夫人卻十分支持愛因斯坦。當時愛因斯坦剛當上布拉格大學的教授，但格羅斯曼和讚格爾等一些人就已開始想方設法把他弄到蘇黎世的理工學院任教，他們向一些關鍵人物提出請求，征求對愛因斯坦的意見。居裏夫人在索爾維會議後不久，就應格羅斯曼等人的要求，為愛因斯坦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推薦信：
我對愛因斯坦先生所發表的有關現代理論物理學的論文極其佩服，而且，數學物理學家都公認這些論文水平很高。當我在布魯塞爾與愛因斯坦一道參加科學會議時，我對他那樣透徹的分析能力，他所掌握的如此廣泛的資料，以及他的知識的深度極為欣賞。隻要考慮到愛因斯坦先生現今仍非常年輕這一點，就完全有權利對他寄予極大的希望，把他看作是未來的首席理論物理學家之一。我認為一個科學機構可為愛因斯坦先生提供進行研究工作的機會，而任命他為他所應得的教授職位隻會為該單位增添榮譽，並肯定對科學有極大的貢獻。
居裏夫人的話後來果真被證明是正確的。由此我們可知，雖然她終身以實驗室為她活動的主戰場，但她卻有著非同一般的數理基礎，而且始終對現代物理理論有很深的興趣和敏銳的判斷能力。
就在會議快要結束的時候，法國報紙上卻突然發生了對居裏夫人惡毒毀謗的事件。許多居裏夫人的傳記對這一段事諱莫如深，避而不談，其實完全沒有這個必要，這樣反而會給廣大讀者留下深深的疑慮。
事情發生在1911年11月4日，這時居裏夫人和她的朋友、同事郎之萬教授正好在布魯塞爾參加此後舉世聞名的索爾維會議。這一天，法國的《新聞報》突然登出一條轟動而且特別有煽動性的文章，文章的題目是“居裏夫人和郎之萬教授的愛情故事”。我們且看這篇奇文開頭的一段話，就能看出這篇文章作者的品格：
以神奇的光照亮周圍一切的鐳輻射，竟有意使我們大吃一驚：它固然點燃了勤奮研究它的作用的科學家們的心，但那位學者妻子的兒女卻開始哭泣了……
這位叫豪塞爾的記者是在采訪了郎之萬教授的嶽母後寫下這段奇文的。一開始它就有一種不懷好意的煽動性。豪塞爾很會利用人類普遍具有的兩種心理：嫉妒心和同情心。下麵的文字就恕不引用了，那無非是一個文化層次不高的母親在為她的女兒“伸張正義”的一些刻薄話，而且不乏造謠、無理的猜度、別有用心的含沙射影和小街巷裏的飛短流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