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認為科學也是一種高度的美，我讚同這種看法。一個在實驗室工作的學者，他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員，他還是一個懷有好奇心的孩子，在他眼前出現的種種自然現象，都像神話一樣吸引著他。我們如果把科學的種種進步都簡單地歸結為機械結構、機器、齒輪裝置(雖然它們自身也存在著美)，那就大錯特錯了。
“有人認為冒險精神已經有在我們時代消失之危險，我無法苟同，也不能相信。在我的身邊，我所見到的最有生命的東西，正是這種鏟除不掉的冒險精神，它永遠與好奇心聯係在一起……”
這種“文學知識分子”和科學家之間不同的觀點，到後來進一步演化為“兩種文化”之間的爭論。雖然兩極的雙方如今都有了更深的相互了解，知道他們之間有很大的互補性，但若想它們之間的分歧完全消失，仍得待以時日。居裏夫人在30年代就已經敏感地認識到了這一問題的重要性，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居裏夫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雖然由於社會活動增多，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全身心地投入到科學研究中去，但從她發表的論文數量來看，仍然讓人吃驚。從1920年(53歲)起直到1934年(67歲)7月去世的14年中，她仍然發表了27篇論文，占她畢生總論文數的39．1％，其他60．9％的論文是在1914年以前的17年中發表的。而她的5部專著，有4部是在1920年以後寫的，兩本傳記還除外。
在1920年以後，由於鐳的原子量已經確定，居裏夫人的研究方向主要是：(1)放射性元素的衰變規律，這方麵的論文有近10篇之多；(2)原子結構，這方麵她不僅發表了10多篇論文，而且還在她去世前一年寫了一本有關這方麵的專著《放射性物體α、β、γ三種射線和原子結構的關係》；(3)放射性在醫療上的應用。
由居裏夫人最後14年研究的內容來看，她的目光始終盯在物理學研究的前沿上，從不固步自封。這從她的助手約裏奧和女兒伊倫娜的研究方向也可略知一二。弗雷德裏克·約裏奧是1924年由朗之萬介紹給居裏夫人的。開始，這位天才、勤奮的青年人在她的實驗室裏當研究助手，兩年之後，約裏奧成了伊倫娜的丈夫、居裏夫人的女婿。約裏奧·居裏夫婦在居裏夫人的直接指導下，迅速成長，很快成為新一代的優秀科學家。居裏夫人後來體弱多病時，常為女兒和女婿的才幹而暗自高興，相信他們也一定會有大的成就，甚至可以像她一樣獲得諾貝爾獎。
約裏奧·居裏夫婦的研究方向，很長一段時間就是利用放射性研究原子的結構。1931年，他們兩人開始用射線轟擊波，通過“擊破”原子的手段，來達到研究原子是如何構造的這一難題。他們兩人在1931年底做出了了不起的發現，可惜由於對實驗結果的解釋出現偏差，失去了一次偉大發現的大好機會。1932年，英國人查德威克根據他們兩人的實驗發現，利用正確的思考方法發現了中子，查德威克也因此獲得了1935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不過約裏奧夫婦並沒有辜負居裏夫人的期望，他們因為發現人工放射性元素，也和查德威克同一年獲得諾貝爾獎，他們得的是化學獎。
居裏夫人任何時候都從不放棄科學研究的這種精神，激勵著研究所的每一個成員，成為她領導下的實驗室的精神財富。這個所的一位女研究人員，曾經非常感人地描述居裏夫人最後一年的工作情景：
“要想分離某種放射性元素，光靠白天的工作時間是不夠的。居裏夫人常常連晚飯都顧不上吃，留在實驗室裏繼續工作下去。有一次，我們分離一種元素需要很長的時間，因此我們需要通宵達旦地工作……
“已經是早晨2點鍾了，但一道分離液體的程序還有待完成。居裏夫人守在機器旁，她的整個靈魂已經融入到工作中去了，她已經羽化成仙……”
這種“仙境”是一種什麼樣的境界呢?F．吉魯德曾說過：
“瑪麗最大的樂趣是全神貫注於實驗，把誤差縮小到零。這時的她猶如一名潛水員，深深地沉入到寂靜的世界，周圍任何聲音都消失了，甚至連自己的聲音也不存在，她專注地計算著，感到陶醉，感到其樂無窮。”
任何力量，除了死亡，都無法將她與實驗室分開。嚴重的白內障幾乎使她絕望，她一想到因為失明而不能再進入伴隨她30多年的實驗室時，就會感到恐懼，就會不寒而栗。1923年7月，她聽從醫生的勸告，接受眼科手術；後來又於1924年、1930年先後接受三次手術，這樣總算使她避免了完全失明的悲劇。但即使如此，她的眼力衰減仍然日趨嚴重，後來她常常因視力模糊而跌跤或打破東西。在很多情形下，伊倫娜盡可能無言地幫助她，使她仍能像視力好的人那樣動作自如。可憐而好強的居裏夫人，她是在向自己的命運做最終的挑戰，她絕不甘願承認自己成了一個不能再做實驗的瞎子。
伊倫娜私下為媽媽這種“英勇而又殘酷”的挑戰感到傷心、難過，於是建議讓助手們幫她使用顯微鏡和做一些測量，但媽媽對女兒的關心並不領情，她冷冷地回答說：
“不要讓任何人知道我的眼睛壞了。”
她為了能繼續完成實驗，還自己創造了一種“盲人技術”，例如在儀器標度盤上做明顯的彩色標記，用很大的字寫教案以備講課時用……有時她還利用盤問對方的巧妙辦法代替她必需的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