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告終，走向永恒
居裏夫人從美國回來後，在法國成了最受敬仰的偉人，她在全世界的名聲也越來越大。
1922年2月，居裏夫人“不用參加競選”就自動地被選為巴黎醫學科學院的“自由合作”院士。那年5月份，國聯理事會決定邀請居裏夫人為國際文化合作委員會委員，後來她又當選為該委員會副主席。
愛因斯坦也是委員，他以不屑的態度說：“這個組織同其他國聯組織一樣，徒有虛名。這是我所有幹過的工作中最無效的工作。”
居裏夫人也有同感，但她的一貫作風是說幹就堅持幹到底，盡可能幹出點名堂來。她雖然也為合作委員會的效能煩惱，但她又認為：“無論日內瓦的國際機構如何不完善，它仍然是一個值得支持的偉大事業。”
由於她的認真，她在任這個職務期間，仍然完成了許多預定的目標。
首先，為了改變“全世界科學工作的無政府狀態”，她終於使得科學界的同行們同意進行一係列改革：統一科學符號和術語；統一科學出版物的開本；統一各雜誌發表的著作摘要；擬定各種常數表；還有，為了使得全世界各國科學工作者便於搜集已有的研究資料，應立即科學地整理各種書目，等等。這些事情看起來似乎是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但其結果對科學的進步卻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其次，為了讓一些處境困難而又很有天才的科學家走出厄運和困頓(如她和皮埃當年那樣)，她曾花費大量的時間去奔波，以期能建立國際科學助學金。她在一篇報告中曾經大聲呼籲：
“社會的興趣何在?難道它不應該讚助科學事業的發展?難道它已經很富裕，可以犧牲將對它有所貢獻的事業?但我卻相信，真正科學事業所需要的才能的總體，是一種無限貴重而又極為脆弱的東西，是一種稀有的財寶；若喪失這種財寶，就是罪過，而且是荒謬的，我們應該關懷備至地照料它，以便給它一切成長的機會……”
再次，居裏夫人已經預見到(或者說從美國的實驗中看到)，科學研究的作坊式時代已經結束，科學已經走向現代化時代。它需要的是越來越寬敞的實驗室，需要越來越龐大的科學研究工作者隊伍，需要越來越龐大的設備和機器。因此，居裏夫人提出科學家必須用新的投資方式進行科學研究，她當時的設想實際上就相當於今日的“研究合同”。1939年，約裏奧(伊倫娜的丈夫)和F．佩蘭(佩蘭的兒子)就利用合同方式高價出售開發原子能的一項發明。根據合同，科學家有權監督利潤的使用情形，以合同保證這筆資金自動用於科學研究的再投資中去。這種研究合同的實現，使居裏夫人的宿願得以實現：科學家既不為謀私利而從事研究，但又可以由此獲得必需的工作條件，使利潤回報於科學，不至於使科學家像她當年那樣陷入極端的困境，以至差一點功虧一簣!不少科學家並不讚同居裏夫婦那種斯巴達克式的自我精神，例如賽格雷就說過：
“……鐳氣有商業價值，這是很清楚的。然而，居裏夫婦決定不準備對他們離析這種物質的任何過程申請專利，這與他們的信仰是一致的，這已經被引以為崇高思想的證明。按我的看法，雖然在對待科學發現專利的道德方麵各人持有不同的觀點，但是在拒絕接受一個人由於本人的工作而得來的利益上麵，卻沒有特殊的美德。”
想必這種看法在居裏夫人在世時就有人向她陳述過了，所以她曾對此事表示了自己的觀點：“……我的許多朋友堅持認為，如果我們保留了我們的專利權，就可以獲得必需的資金，建立一個設備完善的鐳研究所，而以前曾經阻礙我們兩人和現在仍然阻礙我的種種困難，都可以避免。朋友們說的都很有道理，隻是我仍然堅信我們采取的態度是正確的。
“人類需要務實的人，這種人能由他們的工作取得最大的利益，但他們並不與人類普遍的利益相違背。但是，人類也需要理想主義者，需要夢想者，這種人醉心於一種事業，追求大公無私的目的，而將自身的物質利益完全放在一邊，不予重視。
“顯然，這些理想主義者和夢想者沒有享受財富的幸福，因為他們並不追求它。雖然如此，我們感覺一個組織得好的社會，應該設法對這些人的設備、經費給予充分重視，讓他們的生活不因為物質憂慮而陷入困頓，使他們能自由而無牽掛地從事科學研究。”
最後，還有一點也必須給予充分注意的是，居裏夫人在日益增加的社會活動中，曾一再呼籲人們應該關注對科學的評價這一大是大非的問題。在30年代整個西方社會已經有明顯的征兆：智力生活開始分裂為兩個極端的集團，一極是“文學知識分子”，另一極是科學家(最有代表性的是物理學家)。這兩極之間互不理解，互相憎惡，互相挖苦，互相指責。文學知識分子把自己看成是獨一無二的“知識分子”，認為科學家死守著一種淺薄無聊的樂觀主義，沒有意識到人類可怕的處境。在這些“知識分子”看來，科學家應該入“另冊”，沒有資格稱為知識分子。
居裏夫人也碰見過這種“奇怪”的事。1933年她受托在西班牙馬德裏舉行關於“文化前途”的討論會，參加會議的大部分是來自世界各國的作家、藝術家。他們在會上聲稱：文化處於危機之中，而科學是造成危機的根源。
居裏夫人聽了不免十分驚駭，她立即表示不能讚同這些危言聳聽的怪論。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