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現代亞非文學發展概論
現代亞非文學概論
現代亞非文學是指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以來直至今日的亞非各國的文學。但由於發展不平衡，有些國家和地區，遲至20世紀20年代才完成從近代文學向現代文學的過渡。
20世紀是個動蕩與發展並存，破壞與建設並存的世紀。在這樣一個大的曆史背景下，亞非各國的文學發展出現紛繁複雜的局麵。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世界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帝國主義為支持戰爭，加緊開發、掠奪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源，使得亞非一些國家的民族資本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發展。不少國家的無產階級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開始登上曆史舞台，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力量不斷壯大。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開辟了人類曆史的新紀元，極大地鼓舞了亞非各國人民為爭取徹底解放而進行的鬥爭。
在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亞非各國人民進一步覺醒。大戰的勝利為其進行民族解放鬥爭、推翻殖民統治開辟了廣闊道路。亞洲的印度尼西亞、越南、印度、巴基斯坦、朝鮮、韓國、中國等，先後獲得獨立和解放。非洲各國人民至70年代初也大多獲得解放和獨立。亞非各國在這樣一個維護政治獨立、發展民族經濟的新的曆史時期，孕育了以民族革命文學為主流的現代亞非文學，並使之逐步成長。
20世紀亞非現代文學是新生事物，因而表現得生機勃勃，不僅表現出重新振興之勢，而且在20世紀後半期已表現出飛躍發展、走向世界的態勢。當然，與同時期的歐美現代文學相比，亞非現代文學在某些方麵成績還不夠明顯。但無可否認，亞非文壇上已經湧現出許多具有世界影響的優秀作家、作品。總體觀察整個20世紀亞非現代文學的發展脈絡，可以歸納出以下幾個方麵的特征：
第一，對內反對封建主義，對外反對帝國主義、反對殖民主義的鬥爭性。
亞非地區的大多數國家長期處於封建主義的壓迫之下，近代以來又多先後淪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飽受民族壓迫、經濟剝削之苦。第一次世界大戰，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動亂生活，又使亞非許多國家在爭取民族獨立和國家解放的過程中曆經千辛萬苦。這一切都為各國的民族文學，提供了豐厚的創作素材，使之在自己的創作中，自覺或不自覺地表現亞非被壓迫民族與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封建主義深刻矛盾的主題，反映了亞非人民如火如荼的鬥爭生活，表達了亞非人民要求獨立、自由和民主的迫切願望。
第二，植根於深厚的民族傳統，具有廣泛群眾基礎的民族性。
亞非現代各國的民族文學幾乎都是在古老的文學傳統土壤中孕育成長、開花結果的。任何一位有影響的民族作家幾乎都是獨特民族特色的繼承者，也是民族新文學的開創者。這個時期在亞非各國出現的不少偉大的作家，首先都是一些具有強烈民族情感的愛國主義者。他們源於民族傳統、民族生活、民族情感的創作，使他們成為反帝、反封建的堅強鬥士。其中的代表人物有印度的普列姆昌德、埃及的塔哈·侯賽因等。
普列姆昌德畢生為國家和民族的獨立而奮鬥不已，他強調“文學的複興就是民族的複興”。作為印度現代文學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創作受到廣大人民的歡迎，而且在世界上也有較高的聲譽。塔哈·侯賽因是埃及和阿拉伯現代著名的文學家和思想家之一。他一生不趨時媚俗，不肯向封建權貴和傳統勢力低頭，也反對全盤否定阿拉伯古代文化遺產。他是一位將本民族文學推向世界的積極追求者與探索者。
第三，由於發展的日益平衡、內容的逐漸認同、文體的棄舊圖新所表現出的趨同性。
統觀亞非現代文學的發展，盡管有先後之別、快慢之分，但逐漸齊頭並進，紛紛取得令世人矚目的成就。例如，中國、日本、印度、埃及等國的現代文學，比與之相鄰國家或地區發展得要快，要早，也更為豐富多彩。另外，東亞、東南亞、南亞等地區現代文學發展得較早一些，西亞北非地區現代文學發展得較晚一些，而黑非洲地區則更晚一些。但到了20世紀後半葉亞洲各國的文學發展，已由原來的不平衡，逐漸趨於平衡。
亞非現代文學盡管開始時起步不同，題材各異，但是在適應時代發展的要求、符合曆史前進的大趨勢、表達人民的願望和情緒等方麵，都不約而同地走到一起來了。亞非現代文學正是由於站在廣大人民的立場上，深刻地反映了現實生活，格調積極向上，因此，才顯示出真理之所在，才成為亞非人民向各種惡勢力鬥爭的有力工具，在這一點上亞非人民自覺地取得了共識。
趨同性的最後一點表現在亞非現代文學的體裁方麵。就傳統而言，亞非各國文壇原有的民間故事、話本、詩劇、散韻結合的故事體、章回小說體及各國曾流行一時的律詩體等，在現代麵臨嚴峻的挑戰。由於現代意識和現代科學思想的影響，亞非各國人民不約而同地將西方的現代小說、現代戲劇、現代詩歌等引進國門，用以表現民族的精神。時至今日，亞非各國的文壇上無論使用語言的技巧有何不同，也不論其表現手法怎樣各異，但其所用的文體則大致相同，這是與傳統很不相同的。
第四，現代亞非作家由於受到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雙重教育，因此，作品表現出融合性。
這些作家長期生活於民族傳統文化的沃土之上，通曉民族文學，熱愛民族文學的內容與形式。但是，他們又是在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了西方文化教育後成長起來的，因此，從他們的創作中，極容易發現運用西方文藝觀點、文學理論、文學形式、創作手法表現本民族文學內容的事實。正是這種融合性才揭開了民族文學的新篇章。亞非許多作家都是以直接翻譯西方作品開始文學生涯的，也有的作家是通過翻譯作品接受創作啟蒙的。無論是通過改寫、移植、模仿、翻譯西方作品開始進行文學創作，還是用西方的文學表現形式來反映民族的社會現實生活，這種融合性無疑都對這些國家文學的發展，起到並仍將繼續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
上述亞非現代文學的幾點特征，是將其置於世界文學體係中考察出來的。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亞非作家先後有6人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已充分說明現代亞非作家已在世界文壇嶄露頭角，並為世界所公認。當然，決不隻是這幾位亞非作家達到現代世界文學的最高水平，還有許許多多的作家異常優秀，我們堅信亞非文學的明天更加燦爛輝煌。現代日本文學
日本現代文學的開始，是以無產階級文學為先導的。最初，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俄蘇文學的影響，留學法國歸來的小牧近江（1894~1978)同金子洋文（1894~1985)於1921年創刊《播種人》雜誌，成為日本現代文學開始的標誌。在此刊物上發表文章的主要有有島武郎（1878~1923)、江口渙（1887~1975)、平林初之輔（1892~1931)等。
《播種人》的創刊是日本無產階級文學誕生的標誌，因為它自覺選定了社會主義文學的方向。小牧近江在《藝術上的國際主義與世界主義》一文中，主張要發展建立在國際主義基礎上的無產階級藝術。平林初之輔在《文藝運動和工人運動》一文中則明確指出：“無產階級文藝運動首先是無產階級運動，其次才是文藝運動”。他們第一次明確提出無產階級文學的階級性。這些理論建樹，對以後的日本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
1923年11月，關東大地震的“天災人禍”迫使《播種人》停刊。1924年6月，青野季吉（1890~1961)、平林初之輔、小牧近江、金子洋文、前田河廣一郎（1888~1957)等13名《播種人》同人，又創辦了宣傳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文藝戰線》。文藝理論家青野季吉發表了著名的《“調查了”的藝術》（1925）一文，提倡“有意識、有目標地去調查現實，由此而產生出思想”。在這種理論引導下，一批無產階級文學作品紛紛問世。葉山嘉樹（1894~1945)的小說《賣淫婦》（1925）、黑島傳治（1898~1943)的小說《二分銅幣》（1926）、裏村欣三（1902~1945)的小說《苦力頭的表情》（1926）等。
1925年11月，以《文藝戰線》的同人為主，成立了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統一戰線組織“日本無產階級文藝聯盟”。第二年，青野季吉的評論文章《自然生長和目的意識》（1926）明確指出，無產階級文學與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性質不同，前者是“自然生長起來的”，不是運動，隻有在階級意識的啟發下，才可能形成運動，“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就是文學領域灌輸目的意識的運動”。青野季吉的“目的意識論”給日本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發展帶來了轉折。
以青野季吉的《自然生長和目的意識》一文為契機，“文藝聯盟”內部出現了論爭和裂痕，最後導致了無產階級文學內部公開分裂成“勞農藝術家聯盟”、“無產階級藝術聯盟”和“前衛藝術家同盟”。1928年3月25日，對共產黨表示支持的文學藝術家終於成立了“全日本無產者藝術聯盟”（簡稱“納普”)。從此，“納普”成為日本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領導者，為無產階級文學的成長壯大做出了貢獻。1934年，“納普”被迫解散，無產階級文學遭到全麵扼殺。但是，小林多喜二（1903~1933)、德永直（1899~1958)、中野重治（1902~1979)、宮本百合子（1899~1951)、佐多稻子（1904~)、村山知義（1901~1977)等一批無產階級作家，以自己不朽的創作，將日本無產階級文學推向高峰。
德永直是“納普”時期最重要的無產階級作家之一。她出生於貧苦的農民家庭。小學未畢業便去印刷廠當學徒、1922年進入東京博文館印刷廠當排字工，並先後發表了《無產者之戀》、《馬》、《多餘的人》等短篇小說。其間，他參加了出版行業工會的組織工作。1926年，他參加領導了印刷廠工人長達2個月的大罷工。罷工失敗後被廠方開除。1929年，他在納普的機關刊物《戰旗》上發表了取材於這次罷工的長篇小說《沒有太陽的街》。這部小說真實地記錄了那些生活在兩山之間太陽難以照射到的人們的悲慘生活。將參加罷工的工人及其家屬這些社會底層的人們為爭取生存權利而進行的艱苦卓絕的努力，組織罷工及罷工工人與各方麵的矛盾等，一覽無餘地展現給人們。因此，盡管小說在藝術上還有這樣或那樣的不成熟，但是它的問世還是引起了文壇的轟動，並得到國際無產階級的支持，德國、蘇聯等國相繼翻譯出版，中國在30年代也翻譯了這部小說。
1923年關東大地震，致使不少文學雜誌停刊，也為不少的作家提供了嶄新的題材機遇。在1924年，主要作家橫光利一（1898~1947)、川端康成（1899~1972)、片岡鐵兵（1894~1944)等14名年輕的同人作家創辦了《文藝時代》雜誌。當時著名評論家千葉龜雄（1878~1935)在讀了《文藝時代》創刊號後，發表題為《新感覺派的誕生》（1924）的專論，對該派作家感覺之“新”進行了肯定。於是，新感覺派由此得名。新感覺派的文學創作在相當程度上接受了西方表現主義、達達主義、立體派、未來派等先鋒藝術風格的影響，企圖以新感覺、新認識、新表現來革新文學。由於新感覺派作家多為文學新人，創作傾向處於變化時期，再加上當時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是主潮，因此，新感覺派藝術生命很短暫，它隨著《文藝時代》1927年停刊而完全解體。但是該派中的橫光利一、川端康成等，還是為文學史留下不少風格獨具的作品。
橫光利一是新感覺派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早年就喜好文學，曾積極向《文章世界》投稿。並同早稻田大學校友創辦同人雜誌《街》、《塔》。其早期作品多取材於自己的家庭，如《姐弟》（1917）、《能夠悲痛的時候》（1921）等。1923年，他成為《文藝春秋》雜誌的同人，同年發表中篇小說《太陽》和短篇小說《蒼蠅》，在文壇引起很大反響。這兩部小說已充分顯示出新感覺派的藝術特色。《太陽》采用福樓拜曆史小說《薩朗波》日譯本的直譯式文體，以自己獨特的理解和豐富的想象力，著意表現為爭奪美女而進行殊死決鬥的強烈色彩，以及女主人公卑彌呼憑借美貌，努力改變被掠奪、遭欺侮的命運，最後登上猶如太陽一般光耀的王位這一過程的因果關係。作者通過新鮮的語言勾畫出動態形象，造成新奇的視覺效果，以表達對命運、人生、事件之間關係的特殊理解。
《蒼蠅》也是如此，馬車馭手因喜歡吃豆包而導致了豆包滿腹後產生瞌睡，最後馬車墜入深穀。小說從一隻大眼睛的蒼蠅的視角描寫人慘死的悲劇，以表現偶然事件對人生的製約力。
1929年底，一些在文學上或思想上與無產階級文學持不同觀點的作家組成了“十三人俱樂部”。1930年4月，在“十三人俱樂部”的基礎上又組成“藝術派”作家的團體“新興俱樂部”，一些非主流派作家也加入了這一團體。這些被稱為“新興藝術派”的作家中，不少人露骨地描寫都市享樂的物質生活，低級庸俗。如龍膽寺雄（1901~)的《放浪時代》（1928）、淺原六郎（1895~1977)的《都市點描派》等。由於這派一些作家迎合商業出版的需要，藝術審美趣味淺薄，所以，不到一年，新興藝術派實際上就從文壇上消失了。但這種派別的作家也有一些佳作問世，如井伏鱒二（1898~)的《鯢魚》（1929）和《夜深梅》（1930），堀長雄（1904~1953)的《聖家族》（1930）等。
20世紀30年代中期，一些新老作家寫了不少屬於純文學性質的作品，一時間文壇又相對繁榮起來。如德田秋聲（1871~1943)的《偽裝人物》、永井荷風（1879~1959)的《墨東綺譚》（1937）、穀崎潤一郎（1889~1965)的《春琴抄》（1933）、島崎藤村（1872~1943)的《黎明前》（1929~1935）、誌賀直哉（1883~1971)的《暗行夜路》（1937）、伊藤整（1905~1969)的《幽鬼街》（1937）等。
1933年以後，日本文壇稱之為“文藝複興”的一段美好時光很快就過去了，被“日本浪漫派”和“國策文學”等宣揚“日本精神”、“民族主義”的為侵略戰爭服務的文學所取代。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文壇上各類文學刊物猶如雨後春筍般地複刊或創刊，為戰後文學繁榮準備了條件。最先發表作品的，多是那些在文壇上久負盛名的作家。如誌賀直哉的《灰色的月亮》（1946）、永井荷風的《舞女》（1946）、穀崎潤一郎的《細雪》（上卷，1946）等。
除老作家紛紛複出以外，一批年輕作家也以各異的創作方法表現戰爭與戰後的現實。其中以自虐的姿態表現對二戰後現實的批判精神的所謂“無賴派”，又被稱為“新戲作派”，因他們自嘲的態度、戲謔的手法與明治時期“戲作派”文學一脈相承而得名。著名作家作品主要有阪口安吾（1906~1955)的《白癡》（1946）、太宰治（1909~1948)的《斜陽》（1947）、石川淳（1899~)的《黃金傳說》（1946）等等。這些作品以主動墮落的態度批判已有的政治觀和道德觀，反映了戰後人們企圖尋找新的精神出路的一種思潮。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在二戰後的日本文學中，由曾參加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作家、評論家組成的新日本文學會的活動。其中最令人注目的作家是宮本百合子，她將在戰爭中積聚的憤怒、痛苦、激情以及解放感、期待感統統融於她的創作中。著名作品《播州平原》（1946~1947）、《風知草》（1946）、《兩個庭院》（1947）、《路標》（1947）等，將她個人對戰爭實質的認識及自己的成長道路和日共的工作進行了曆史的考察。其他如德永直的自傳體小說《妻嗬，安息吧！》（1946）、佐多稻子的《我的東京地圖》（1946）、中野重治的《五勺酒》（1947）等。這些作品大多以作者的親身經曆與感受表現對戰爭、對天皇製的反感和揭示時代的變遷。
在“近代文學派”的基礎上形成的“戰後派”最能代表二戰後日本文學的走向。《近代文學》雜誌創刊於1946年1月，最初的同人是原屬於新日本文學會的7位評論家和作家，後因與新日本文學會的主要成員的社會觀、文學觀有分歧，形成要求發揮文學主體性、確立現代的自我等新的文學觀念，人稱“近代文學派”。在其理論影響下，戰後一批日本文學的生力軍又成為《近代文學》雜誌的同人，終於以“戰後派”的姿態給予戰後新文學以巨大影響。著名作家主要有野間宏（1915~1991)、椎名麟三（1911~1973)、梅崎春生（1915~1965)、武田泰淳（1912~1976)、中村真一郎（1918~)、埴穀雄高（1910~)等。
野間宏是戰後派作家中第一個引起文壇注目的作家。二戰後，他的短篇小說《陰暗的圖畫》自1946年4月~10月在《黃峰》雜誌上連載，為他贏得很大聲譽，大家公認小說問世宣告了戰後派文學的誕生。小說以主人公回憶的形式，采用意識流寫法，描寫“七七事變”前後京都大學幾個學生參加進步活動而被捕慘死獄中的故事，表現了革命與個人追求的矛盾衝突，反映了帝國主義的罪惡；此後，野間宏連續發表了《兩個肉體》（1946）、《臉上的紅月亮》（1947）、《崩潰感覺》（1948）等。這些作品深刻揭示出麵對戰爭，由於本能和自私，人們在生理和心理上的矛盾與困惑。1952年，他發表了代表作，反戰反軍國主義的長篇小說《真空地帶》。作品描寫一個普通士兵受到的誣陷與迫害，揭露了法西斯軍隊非人性等黑暗、醜惡的現實；尖銳指出日本軍隊就是扼殺一切生命的真空地帶，敢於堅持正義的人在那裏都要受到滅絕人性的摧殘。
二戰後，日本文壇還出現了一批藝術性較高、介於純文學小說與通俗小說之間的“中間小說”。比較著名的中間小說作家有井上靖（1907~1991)、石川達三（1905~1985)、丹羽文雄（1904~)等。井上靖曾在大學專攻美學，寫過詩、劇本、小說，長期擔任編輯工作。他大器晚成，因小說《鬥牛》（1949）獲1950年芥川獎，確立了自己在文壇上的地位。繼後，他又發表了《獵槍》（1949）、《一個偽作家的生涯》（1951）、《冰壁》（1956）等一批構思精巧、引人入勝的上乘之作。如，《冰壁》以詩情畫意般的描述，將歌頌登山運動員高潔的情操，上升為歌頌人際間純潔的愛和信任的高度。這在戰後的紛亂世界和20世紀50年代中期的商業社會裏，都是難能可貴的精神。
20世紀50年代，日本文壇崛起了一批被稱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的作家。這是相對於野間宏等早期戰後派作家而言，並無十分明確的界定，主要是表明他們受到文壇承認要晚些時間而已。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著名作家主要有三島由紀夫（1925~1970)、大岡升平（1909~1988)、安部公房（1924~)、掘田善衛（1918~)等。他們的作品從關心個人的存在逐漸轉向關心社會，表現出各自非常顯明的創作個性和文學發展道路。三島由紀夫以《假麵的告白》（1949）發表登上文壇，後又發表《潮騷》（1954）和《金閣寺》（1956）等。《金閣寺》是他的代表作，主要表現形成於戰爭期間和戰後的人們的變態性格與變態心理。男主人公溝口患有嚴重的口吃症，這造成他內心世界與外部現實之間的巨大反差。終於，他在惡德畸形發展之後將美的象征金閣寺燒毀了，領略到瞬間的快感與輝煌。這部小說充分表現了作者頹廢的文學觀和美學觀。
20世紀50年代中期，當日本基本走出戰敗的陰影，而邁向安定和繁榮的道路之時，文壇上出現了“第二新人派”作家。這些作家一般比戰後派作家要年輕。他們一改戰後派作家創作的實驗性、抽象性等特點，著重描寫對日常生活的感覺。文體近於私小說傳統，但本質上有區別。因為他們隻是借助“私小說”的形式構築他們的文學大廈。代表作家作品主要有小島信夫（1915~)的《美國學校》（1954）、安岡章太郎（1920~)的《海邊景色》（1959）、遠藤周作（1923~)的《海和毒藥》（1957）、吉行淳之介（1924~)的《驟雨》（1954）、莊野潤三（1921~)的《遊泳池旁小景》（1954）等等。
20世紀60~70年代，世界文化進入多元化時期。文學的多元性使日本戰後出生的一批作家以表現西方文明瀕臨崩潰、文化轉型期的青年一代的心態和現代所關注的事件與問題為主。如三浦哲郎（1931~)的獲獎作品《在白夜裏旅行的人們》（1985）、開高健（1930~1989)的《夏天的昏暗》（1972）、井上光晴（1926~)的《心靈善良的叛逆者》（1969~1973）、大江健三郎（1935~)的《萬延元年的足球隊》（1967）和《個人的體驗》（1964）等等。現代朝鮮、韓國文學
1910年以後，日本對朝鮮實行野蠻的殖民統治。此間前後，崔南善（1890~1957)在他創辦的《少年》、《青春》等雜誌上，發表他和李光洙（1892~1951？)的新體詩和現代小說。
1919年爆發的全民性的反日運動，促進了進步力量的興起。在日本執行“文化統治”時，西方的文藝思潮也進入朝鮮文壇。“創造派”、“白潮派”、“廢墟派”等文學流派，將歐洲的唯美主義、頹廢主義和自然主義等引進朝鮮。在金東仁（1900~1951)、廉相涉（1893~1963)、樸鍾和（1901~1981)等代表作家的作品裏，充滿了頹廢、感傷。
1923年，在國內外進步思想的影響下，一批文學新秀組織了文藝社團“焰群社”，首先舉起革命文學的旗幟。他們的作品多描寫下層勞動人民的苦難生活，揭露社會的黑暗，批判不合理的社會製度，表達了廣大人民的強烈不滿和對理想社會的向往之情，所以，又稱“新傾向派”。著名作品主要有宋影（1903~1979？)的《黑暗的村莊》（1923)、《日益擴大的人群》（1924），崔曙海（1901~1932)的《故國》（1924），李箕永（1895~1984)的《窮苦的人們》（1924）等等。
崔曙海是新傾向派最有影響的代表作家之一。他自幼家境貧寒，16歲時即四處漂泊，過著顛沛流離的苦難生活。這種來自社會底層的經曆，使他親身體驗了勞動人民的痛苦與不幸。因此，他的作品主要描寫勞動人民的痛苦遭遇和強烈的反抗情緒。他的幾十篇短篇小說分別結集《血痕》（1926）和《紅焰》（1931）出版。著名的《樸石之死》（1925）寫因無錢求醫而死了獨生子的老婦對金錢社會的詛咒。《饑餓與殺戮》（1925）的主人公京洙因找不到工作而被逼發瘋，並發出要“砸爛這個鬼世界”的怒吼。代表作《出走記》（1925）中的主人公樸君善良、勤勞，曾懷著“開辟新生活”的美好願望棄家出走，但結果仍難以生存。經過5年痛苦掙紮與求索，終於認識到“對於這種隻能維護和縱容那些虛偽、奸邪、殘暴和懶惰者的製度”，“不能置之不理”，他最終走上了覺醒並反抗之路。樸君的形象是有代表性的，因此這篇小說也成為新傾向派文學的典型之作。
1925年8月，朝鮮無產階級藝術同盟（簡稱“卡普”)成立，它是以原來新傾向派作家為基礎組成的。“卡普”初期沿用原文藝社團焰群社的綱領。1927年9月“卡普”改組後，製定了新綱領，明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作為無產階級運動的一翼開展無產階級的藝術運動”。“卡普”主張以文學創作教育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徹底批判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從新傾向派到卡普的成立、改組，標誌朝鮮無產階級文學從萌芽、發展到高漲。這時期出現了一批無產階級作家，產生了一批優秀的文學作品。如趙明熙（1892~1942)的短篇小說《洛東江》（1927）、李箕永的短篇小說《元甫》（1928）和長篇小說《故鄉》（1933）、韓雪野（1900~)的短篇小說《過渡期》（1928)和《摔跤》（1928）、宋影的劇本《拒絕一切會客》（1929）等。“卡普”以其強烈的革命色彩引起日本統治者的仇恨，於1931年和1934年先後兩次對“卡普”作家進行逮捕、鎮壓。1935年“卡普”被迫解散。但“卡普”文學的巨大影響不可低估，它支配了1925~1935年間的朝鮮現代文壇。
趙明熙是“卡普”文學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他20世紀20年代初寫的抒情詩，有著較多的感傷和神秘主義色彩。從日本歸國後所寫的劇本《婆娑》（1923）、詩《在春天的草地上》（1924）等，表明他創作思想的進步。1925年他積極參與組織“卡普”，此時創作的作品主要描寫朝鮮人民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之下所遭受的苦難，以及所表現出來的反抗精神。如短篇小說《到地下去》（1925）、《低氣壓》（1926）、《洛東江》（1927）、《春善》（1928）、《兒子的心》（1928）、《美妮和龍兒》（1928）等。其中《洛東江》是他的代表作，小說的主人公樸成雲是洛東江畔漁民的兒子，他苦苦探索反日獨立之路，最終由一個民族主義者轉變成為社會主義者。這篇小說是20世紀20年代朝鮮人民革命運動和反日鬥爭的一個縮影。
20世紀30年代後期，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對朝鮮各方麵的統治，進步作家已難以公開活動。隻有在金日成領導的抗日武裝鬥爭中產生、發展的革命文藝，如詩歌、小說、戲劇以及政論等，為朝鮮現代文學史留下光輝的一頁。其中《血海》（1936）和《賣花姑娘》（1930）等，都是著名的戲劇。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朝鮮人民也迎來了自己的解放。但是幾年之後，朝鮮北部和朝鮮南部分別成立了兩個國家，於是朝鮮現代文學實際就成了朝鮮和韓國兩個國家的現代文學。
朝鮮解放後40餘年來，無論是在反美侵略的解放戰爭，還是在戰後恢複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新老作家一同創作，將現代文學不斷推向繁榮發展的新階段。朝鮮比較著名的作品有：描寫抗日武裝鬥爭的趙基天（1913~1951)的長篇敘事詩《白頭山》（1947）、樸世永（1902~)的長篇敘事詩《密林的曆史》（1962~)等；描寫土地改革的有李箕永的長篇小說《土地》（1~2卷，1948~1960)、千世峰（1915~)的長篇小說《大河奔流》（1964）等；描寫祖國解放戰爭的有黃健的短篇小說《燃燒的島》（1952）、千世峰的中篇小說《戰鬥的村民》（1953）、石潤基的長篇小說《時代的誕生》（1964）等；描寫社會主義建設和千裏馬運動的有李北鳴（1908~)的中篇小說《勞動的一家》（1947）、權正雄（1925~)的短篇小說《百日紅》、趙白嶺（1913~)的劇本《紅色宣傳員》（1961）、尹世重的長篇小說《在考驗中》（1963）、李根榮（1909)的中篇小說《第一次收獲》（1957）等。這些作品都從不同側麵表達了作者對社會主義現實的理解和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