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10日，基馬爾逝世。
瑪格麗特·撒切爾
1925年生於英國林肯郡，原名瑪格麗特·希爾達·羅伯茨。小瑪格麗特聰明好學，在小學和中學的學習成績常常名列前茅，在文體方麵也不甘人後，參加了學校的曲棍球隊，還得過詩歌朗誦獎。1943年，她考入牛津大學薩默維爾女子學院化學係。瑪格麗特在政治上十分活躍，加入了大學的保守黨協會，結識了不少保守黨的知名人士。1946年她當選為該校保守黨協會主席，為日後步人政壇打下了初步的基礎。大學畢業後，瑪格麗特來到倫敦，在工廠謀得化學師的工作。然而這份工作不能滿足她的宏偉誌向，她開始自修法律，並積極參加當地保守黨支部的活動。
1949～1950年，她兩度作為保守黨的候選人參加競選，均告失敗。此後，她順利通過了律師資格考試，並進入法律界，當上了稅務律師。她勤奮工作，解決不少複雜的經濟糾紛，培養了刪繁就簡、直截了當的作風。這種作風伴隨了她以後的整個政治生涯。在此期間，她邂逅一家公司的總經理丹尼斯·撒切爾，兩人1951年結秦晉之好，兩年後，生下一對孿生兒女。
孩子稍大，撒切爾夫人又開始為競選奔忙。1959年，在芬奇萊選區競選成功，進入下院，很快成為全國最知名的女人之一。
1961年，麥克米倫首相破格提拔她為年金和國民保險部政務次官。1964年保守黨下台後，她先後擔任保守黨影子內閣的住房和土地、財政和經濟、動力和燃料以及教育事務的發言人。1970年保守黨上台，她出任教育和科學大臣。1974年保守黨政府安排了兩次大選，結果都是撒切爾夫人異軍突起，果斷地參加了競選，成為保守黨曆史上的第一位女黨魁。榮登領袖寶座之後，她就向首相而奮鬥，經過一番努力後，在1979年的大選中，保守黨大獲全勝，撒切爾夫人出任英國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後又在1983和1987年的大選中連選連任。
撒切爾夫人上台時，英國經濟正麵臨著嚴峻關頭，患上了難以治愈的“英國病”。她果斷推行貨幣主義的經濟政策，緊縮貨幣供應量，減少公共開支，控製通貨膨脹。同時削減個人所得稅，出賣國有企業提高效率，以刺激生產。她還壓製了364位經濟學家對現行經濟政策的攻擊，兩次改組內閣，以求得指揮部的步調一致。時值馬爾維納斯群島之戰爆發，給了她再次獲勝的契機。
她立即成立一個小型戰時內閣，決定派遣特混艦隊，以武力收複馬島。美國及聯合國等出麵調停，希望和平解決爭端。內閣中也有人主張以談判解決這一曆史遺留問題。然而首相堅決主戰，她動員全國人民說：“這是一場正義和邪惡的較量，其意義遠遠超出保衛馬島及島上1000多名英國人的生命。這是對英國乃至整個西方的挑戰。戰爭必須結束，也會盡快結束。”英國大規模增派部隊，於6月4日攻占馬島首府斯坦利港，阿根廷部隊被迫投降，英國獲得這場戰爭的勝利。
馬島戰爭對撒切爾夫人的政治命運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國人幾乎忘記了國內的經濟危機，歡天喜地慶祝勝利，自信心大大增強。撒切爾夫人說：“我們不再是一個日漸衰弱的國家。我們有了信心，我們有能力解決經濟困難。這種信心在8000英裏以外的戰場上經受了考驗，並被證明是無堅不摧的。”
保守黨的統治穩固了，撒切爾夫人的信心更強了。她大刀闊斧地推行其國有企業私有化計劃，陸續將國營的煤、電、水及通訊等公用事業的公司賣給個人，並出售了地方政府修建的住房。在她強有力的幹預下，英國經濟複蘇了。1982—1988年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超過了3％，通貨膨脹率不足5％，生產力平均每年增加45％。長期蔓延的“英國病”得到根治，撒切爾夫人也贏得了“西方經濟複蘇的先驅者”的桂冠。
在對外關係上，撒切爾夫人也充分顯示出她潑辣果斷、鋒芒畢露的風格。她對歐洲聯合的態度的轉變具有戲劇性。上台之前，她並不反對歐洲聯合，但反對英國向歐共體支付巨額的會員費。1979年入主白廳後，她在談判中一反外交家平穩圓滑、模棱兩可的策略，而是直截了當，咄咄逼人，錙銖必較。經過艱苦的談判，終於使英國的會員費降低了約66％。但是，從此以後，她與歐共體之間的關係越來越難以協調，甚至導致內閣分裂，這成為她在1990年辭職的原因之一。
19世紀和20世紀對英國來說是兩個重要的世紀，前者對英國來說是一個君臨天下的強世紀：後者是一個日趨衰弱，慘淡經營的世紀。這兩個世紀都和兩個偉大的女性有關係。維多利亞女王成為盛世明君，功不可沒，撒切爾夫人力挽狂瀾，重振英國雄風，不愧政壇“鐵娘子”。
威廉二世
威廉二世迷上了英國作家休斯頓·斯圖瓦特·張伯倫的著作《十九世紀的基礎》，他愈看愈感到振奮，對其中有的章節還寫了心得和劃上紅杠。“本來，這樣的傑作應當是由德國人來寫。而英國人則幫我們完成了一項符合民族發展規律的理論，我不無崇拜張伯倫先生的天才！”威廉二世興致勃勃地對海軍部長梯爾皮茨說。
《十九世紀的基礎》一書，從橫跨歐洲大陸的神聖羅馬帝國興起達九個世紀展開，以日耳曼民族為主導地位曾威震九個世紀為線索，展示了日爾曼民族在軍事、科技、經濟和文化上的成就和影響，從而得出一個十分荒謬的結論：日爾曼民族是人類中“優秀的人種”。德意誌帝國是以日耳曼民族為主體的國家，能刺激威廉二世的顯然是“大日耳曼民族神聖”的狂妄沙文主義情緒。在帝國議會的講演中，威廉二世以無比的熱情說：“俾斯麥推行的歐洲大陸政策十分狹隘，而今我奉行的是世界政策，柏林應當是‘世界都市柏林’，德國貿易應當是‘德國世界貿易’，德國與世界的含義是一致的，因為世界各地都應體現德國政策……”
帝國議會中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不光是瓦德西、梯爾皮茨、霍爾斯泰因等人狂熱捧場，以斯土姆為代表的一大批資產階級工業巨頭們更是欣喜若狂，他們垂涎欲滴地注視著海外市場。
在慶祝德意誌帝國成立25周年的集會上，柏林的德意誌帝國電台播發了威廉二世慷慨激昂的賀詞：“德意誌帝國要成為世界帝國。在地球遙遠的地方，到處都應當居住著我們的同胞。德國的商品，德國的知識，德國人的勤奮要漂洋過海……”
全世界，尤其是歐洲的英國、法國、俄國，驚悸地聽著這稱霸世界的宣言，感覺到一個龐大的火藥桶就在身旁，隨時可能爆炸而禍及自身。
俾斯麥作為一代德國人的結束，到威廉二世時期的1914年，歐洲國家關係出現了原三個同盟國和興起的三個協約國的對抗格局。美國和日本雖然是世界第一、第三號強國，但無法橫越大西洋和逾越歐亞大陸插手歐洲事務。作為歐洲第一強國德意誌，直接麵臨的是世界頭號殖民大國英國的阻撓。要想擴張，德國的對手就在歐洲。“世界政策”的核心是稱霸世界，德國開始和英國首先爭雄。英國竭力想利用武力吞並南非，從布爾人手裏奪得奧蘭治和德蘭士瓦兩個共和國，因為這裏的鑽石和黃金對英國有極大的誘惑力。而德國也早就垂涎這個地區，威廉二世一麵鼓動德國向這一地區輸入商品，向德蘭士瓦進行經濟滲透，一麵用金錢和軍火支持布爾人對抗英國。
在英國自詡為世界第一大海軍強國的問題上，德國也決不等閑視之。德國梯爾皮茨早就嚴峻地指出：“沒有強大的海軍，德國的世界作用就如同沒有殼的軟體動物。”於是，德國在1898年就通過了為期20年的龐大的海軍計劃，第二年又增加了一倍，目的是與英國在大海上爭一雌雄。到1914年，德國已擁有各種戰艦232艘……
麵對這種威逼，英國迅速尋找盟友抗德。1920年，英國與日本結盟，接著又向法國靠攏。法國是德國的“世仇”，法國一心想收複普、法戰爭中失去的阿爾薩斯和洛林地區，同時在摩洛哥同德國彼此爭奪。1903年英王愛德華七世訪問法國，1904年4月8日兩國訂立《英法協定》，宣告兩國為抗德聯合起來了。德國勾結奧匈帝國，不但在巴爾幹地區和黑海海峽一帶修鐵路，而且挑起戰爭，掠奪該地區國家，這一切嚴重損害俄國利益。一旦黑海海峽落入德國、奧匈帝國之手，俄國南下的大門就將被全部封鎖，同時，俄國在財政上一直依賴英國和法國。1907年8月31日，英、俄兩國締結《英俄協定》，調整彼此利益後聯手反德，法、俄兩國早在1892年就簽有《軍事協定草案》，內容規定無論何方遭到德國攻擊，另一方即全國動員進攻德國……無形中，以英、法、俄為代表的三國協約形成軍事集團，共同抗衡原有的德、奧匈、意大利三國同盟軍事集團。
威廉二世向外擴張的手一直伸到東亞的中國：1897年他派兵占領青島，強行“租借”膠州灣，為期99年，1900年6月20日，德國安排一個“駐華公使在北京被殺”的陰謀，為德國直接派軍隊入侵中國製造借口。
為了使自己設計的“世界政策”得到國內支持，威廉二世十分重視毒化德國人民的工作。為此，威廉二世在國內大造戰爭擴張輿論，他帶頭號召成立“泛德意誌同盟”。“泛德意誌同盟”廣泛地吸收知名作家、學者、工業資本家和全國地方有影響的議員參加。為了使“泛德意誌同盟”富有活力，威廉二世親自到該會發表演說，指使大壟斷資本家斯丁納斯和克虜伯之流直接參加該組織，並為該組織提供了大量經費。正是由於威廉二世為代表的統治集團的大力支持，德國形形色色的民間組織，以濃鬱的政治色彩紛紛成立：殖民協會、海軍協會、陸軍協會、德意誌青年協會以及由農場主成立的農場主聯盟，由工業資本家成立的工業家聯盟、漢撒同盟，中產階層聯合會等等，這些民間政治組織為追隨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服務。威廉二世公開宣揚：“世界隻有依靠德意誌才能得救”，“我們是地球上的鹽”，……
以“泛德意誌同盟”為首的組織立即在全國各地大造戰爭輿論：“如果德國不去統治世界，那將從地球上消失，兩者必居其一”，“我們必須擴張，對於我們來說獲取新的領土是迫切需要，因為我們國家的經濟利益要求我們作出這種選擇!”
1904年，柏林的一家報刊登載了一篇題為《泛德意誌德國》的文章，該文章以最露骨和最無羞恥的論調說：“我們必須建立一個日耳曼民族的德意誌帝國，一個置於德國霸權之下的日耳曼民族的世界帝國！”
一些德國顯貴要人也利用各種場合宣揚“世界是屬於德國的合理性”，“日耳曼民族領導世界的總體進步是德國政府的責任”。就連德國參謀總長小毛奇將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還振振有詞地說：“戰爭會開發和顯露人類最優秀的光輝……”
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外交方針，呈立體式地把德國全麵地領向世界大戰的必由之路。正如列寧指出的那樣，“軍備的擴張，資本主義發展最新階段即帝國主義階段先進國家爭奪市場鬥爭的極端尖銳化，以及最落後的各東歐君主國家王朝利益，都必然促成而且已經促成了這場戰爭。”
是的，全世界已經聞到歐洲的火藥味了。
顧維鈞
顧維鈞（1888～1988年）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少有的外交奇才。1888年1月29日（亦說2月12日）出生在上海嘉定一個富裕的家庭。嘉定人傑地靈，“古賢近秀，代不乏人”。據載，僅明清時嘉定就出了3個狀元，134個進士，979名舉人。到了近現代，嘉定之域更是人才輩出，除顧維鈞外，另外還出了兩位副總理兼外交部長，他們是吳學謙和錢其琛。
顧維鈞從小聰穎過人，4歲時入私塾讀書。
1904年，16歲的顧維鈞剪辮易服，遠渡重洋，留學美國。他選擇了在哥倫比亞大學主修國際法和外交。顧維鈞的老師約翰穆爾曾擔任美國助理國務卿，有豐富的外交實踐經驗，他以一個外交官的標準來要求、培養顧維鈞。
顧維鈞赴美國留學， 先在紐約州庫克學院學英語，第二年便考入哥倫比亞大學，主攻政治和文學，4年間獲文學學士和政治學碩士兩個學位，繼而獲法學博士學位。在留美期間，先後擔任了《哥倫比亞月刊》經理和紐約中國留學生會會長。
顧維鈞在美留學期間，有一次，後來成為他嶽父的唐紹儀作為清朝政府的特使訪問美國，在大使館裏接見了40位中國留學生，顧維鈞作為學生代表致辭。唐紹儀馬上就非常欣賞這個年輕的留學生，認為他是一個可造之材。於是，當袁世凱執政，他出任袁世凱的內閣總理時，他立刻向袁世凱舉薦了顧維鈞。那時，顧維鈞正在準備博士學位的答辯，他的論文還隻寫了一個序章，邀請他回國擔任總統府英文秘書的信件就寄到了紐約。
學業尚未完成，令顧維鈞感到為難，他準備拒絕來自北京的邀請。當他把這一情況告訴導師約翰穆爾，約翰穆爾卻不同意他的選擇。約翰穆爾對顧維鈞說：你學習外交就是為了為國報效，現在有這麼好的機會，你應該抓住。於是他讓顧維鈞把《序章》拿給他看。看過之後，他告訴顧維鈞：單獨的《序章》寫得就很好，就可以作為博士論文來答辯。在導師的理解和支持下，顧維鈞順利拿到了博士學位，於1912年啟程回國赴任。多年後，顧維鈞回憶起導師時說：約翰穆爾是對我一生影響最大的人。
8年前，顧維鈞赴美留學時，還是一個年僅16歲的少年，而8年後他回到中國時，已是一位風度翩翩的英俊青年。
顧維鈞回國後，先是擔任袁世凱的英文秘書，後來進入外交部任職，1914年晉升為外交部參事。他的才華在工作中日漸顯現。由於顧維鈞有著留學美國的背景，了解美國曆史、政治和文化，又在這次外交中表現出了不凡的勇氣和才能，其後不久，袁世凱任命顧維鈞為駐美公使。那一年，顧維鈞才27歲，那時的他還有著京城三大美男子之一的美稱。這位年輕英俊的外交官成為了當時中國最年輕的駐外使節，也是華盛頓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外國使節。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巴黎和會即將召開。當人們陶醉在勝利的喜悅之中時，顧維鈞卻正在為愛妻的去世深深悲痛。顧維鈞的妻子唐梅是唐紹儀之女，二人感情甚篤。然而，在1918年有一場疫病席卷全球，今天被稱作西班牙流感。唐梅不幸染病去世，留下了一兒一女。此時，顧維鈞接到了擔任全權代表之一的任命。北京政府任命的代表共5人，分別是外交總長陸征祥、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駐英公使施肇基、駐比公使魏宸組、駐美公使顧維鈞。顧維鈞因為家事，一度想謝絕任命，但最終，他還是決定為國出使。起程前，顧維鈞專程拜訪了美國總統威爾遜，威爾遜許諾願意支持和幫助中國，這讓顧維鈞對即將開幕的和會多了一份信心和期望。1918年深冬，顧維鈞抵達巴黎。這一年，他31歲。
剛到巴黎，代表團就遭遇到了第一個打擊——和會席位問題。各個國家被劃分為三等，一等的五個大國英美法意日可以有5席，其他一些國家3席，一些新成立、新獨立的國家2席，中國被劃為最末一等，隻能有兩個席位，列強仍然把中國看得很低。雖隻有兩個席位，但五位代表可輪流出席。在代表團排名問題上，波瀾又起。按陸征祥報送北京的名單，順序依次為：陸征祥、王正廷、施肇基、顧維鈞、魏宸組。然而北京政府的正式命令下達時排名卻被換成了：陸征祥、顧維鈞、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組，這就引起了王正廷和施肇基的強烈不滿，在代表團中埋下了不和的種子。隨著和會的進行，代表團內部的矛盾也在不斷升級。中國準備向和會提出收回山東權利問題，但還沒來得及，日本先發製人，率先在五個大國的“十人會”上提出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應直接由日本繼承。大會通知中國代表到下午的會上作陳述。代表團接到通知時已是中午。這對於中國代表團又是一個晴天霹靂。
經過一番周折，確定由顧維鈞與王正廷出席。下午的會議作出決定，有關山東問題，由中國代表次日進行陳述，1919年1月28日，顧維鈞受命於危難，就山東問題作了一次縝密細致、暢快淋漓的精彩發言，從曆史、經濟、文化各方麵說明了山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力地批駁了日本的無理要求。在他的雄辯麵前，日本代表完全處於劣勢。各國首腦紛紛向他表示祝賀，顧維鈞在國內外一舉成名。這次雄辯在中國外交史上地位非凡，這是中國代表第一次在國際講壇上為自己國家的主權作了一次成功的演說。
形勢對中國本來十分有利，然而，到了4月，變化陡生。因分贓不均，意大利在爭吵中退出了和會。日本借機要挾：如果山東問題得不到滿足，就將效法意大利。為了自己的利益，幾個大國最終決定犧牲中國的合法權益，先後向日本妥協，並強迫中國無條件接受。這一事件點燃了“五四”運動的火種。
麵對如此現實，代表團心灰意冷，名存實亡，有的代表離開了巴黎，團長陸征祥住進了醫院。和會最後一段時間裏，顧維鈞獨自擔當起了為中國作最後努力的職責，一直堅持到和約簽訂前的最後一刻。然而，不管顧維鈞如何努力，都沒有結果，中國的正當要求一再被拒絕。保留簽字不允，附在約後不允，約外聲明又不允，隻能無條件接受。如此情況下，顧維鈞感到：退無可退，隻有拒簽，表明中國的立場。他把這一想法彙報給陸征祥，陸征祥同意了他的意見。於是，1919年6月28日，當簽約儀式在凡爾賽宮舉行時，人們驚奇地發現：為中國全權代表準備的兩個座位上一直空無一人。中國用這種方式表達了自己的憤怒。簽約儀式的同時，顧維鈞乘坐著汽車經過巴黎的街頭。他在回憶錄中說：“汽車緩緩行駛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覺得一切都是那樣黯淡——那天色，那樹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這一天必將被視為一個悲慘的日子，留存於中國曆史上。同時，我案子想象著和會閉幕典禮的盛況，想象著當出席和會的代表們看到為中國全權代表留著的兩把座椅上一直空蕩無人時，將會怎樣地驚異、激動。這對我、對代表團全體、對中國都是一個難忘的日子。中國的缺席必將使和會，使法國外交界，甚至使整個世界為之愕然，即使不是為之震動的話。”這次拒簽在中國外交的曆史中間，具有裏程碑式的意義。中國第一次堅決地對列強說“不”，終於打破了“始爭終讓”的外交局麵，最後沒有退讓。這也是中國外交勝利的起點。以後，中國一步步奪回了喪失的主權。
巴黎和會懸而未決的山東問題，最終在1921年華盛頓會議上得到了解決。經過36次談判，中日簽署了《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及附件，日本無可奈何地一步步交出了強占的山東權益。在這次會議上負責山東問題並最終虎口奪食的，是33歲的顧維鈞。
1944年秋天，是顧維鈞代表中國政府出席了在美國敦巴頓橡樹園舉行的聯合國籌建會議，第二年顧維鈞又代表中國政府出席了首屆聯合國大會，並代表中國政府第一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後又努力使中國成為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
1949年，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統治已進入最後期限，而顧維鈞也麵臨著他外交生涯中最為尷尬困窘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