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具爭議的是，2005年陶本伯格（TaubenbergJK）等在Nature上發表的1918年大流感病毒的基因組全序列，以及同年杜貝（TumpeyTM）等在Science上發表用反向遺傳技術（Reversegenetictechnique）複活1918年高致病性流感病毒的研究報告。這二篇文章發表前，政府當局認為，這些研究“在生物安全方麵過於敏感”而不宜公開發表。但最終由“國家生物安全顧問委員會”（NationalScienceAdvisoryBoardforBiosecurity，NSABB）完成的評估認為：這些研究結果“對於預防未來的流感大流行的作用遠大於亂用此結果的潛在危險”，因而準於論文公開發表。目前有100多種病原微生物，包括天花、炭疽、以及埃博拉病毒的基因組序列在互聯網上都唾手可得。
顯然，基因組時代的生物醫學研究正處於一種二難的困境。一方麵這類研究為重大疾病的預防和治療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法律明令禁止這些研究顯然不利於醫學科學的發展。但另一方麵它又確實在生物安全方麵具有明顯的潛在危險性。在生物醫學研究進入後基因組時代，人們對生物安全方麵的憂慮進一步增加了，正如NSABB主席卡斯伯（KasperD）指出的那樣，“顧問委員會確實對製造生物武器的潛在危險表示擔憂，一個為邪惡組織服務的聰明科學家，很有可能利用這些公開的（基因）信息製造生物武器。”但是，在對這類“具有雙重使用價值”的生物醫學研究，目前要找到一個二全的解決辦法還很困難。
著名物理學家，1995年諾貝爾**得主，羅特伯雷特（RotblatJ）曾為Science雜誌寫過一篇題為“科學家的希波克拉底誓言”的短文。他說，“20世記科學的巨大進展已經徹底改變了科學與社會的關係…然而許多科學家仍然生活在精神的象牙塔裏。他們聲稱‘為科學而科學’，‘科學是中性的’，‘科學不能因其被濫用而受譴責’等”。他還說，“如今人們都在談人權，卻很少提到人的責任…科學給人類帶來了很多好處，同時也帶來了更多的責任”。為防止科學的被濫用，他希望“對那些進入科學研究領域的新人，讓他們知道他們所承擔的社會和道德責任是很重要的。一個辦法是製定一個類似於希波克拉底誓言的科學家誓言，在他們畢業時都要按此宣誓，正如在醫學行業中那樣”。羅特伯雷特對科學被濫用的憂慮值得我們高度重視。在恐怖主義已經成為人類社會現實威脅的時代，科學家的社會責任確實應當成為科學文化嚴重關切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