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羅納德·科斯
羅納德·哈裏·科斯1910年12月29日出生於倫敦的威爾斯登。他的父親是一個有條理的人，對於兒子的出生都仔細地記錄在他的日記中。他的父親是郵局的一個電報員，他母親曾在郵局就業，但結婚後辭去工作，他的父母都在12歲離開學校。他們對學術方麵沒有興趣，他們的興趣在運動。他母親打網球直到高齡。他父親年輕時玩足球、板球和網球，玩（草坪）滾木球直到去世。他是一名好球手，他代表當地參加一些比賽獲勝。他還為當地報紙及《滾木球新聞》寫滾木球的文章。
科斯也對運動感興趣，但主要興趣還是在學術方麵。他是獨生子。小時候，他常一個人玩國際象棋，輪流扮演玩棋的兩方。他還從當地的公共圖書館借書閱讀。盡管這樣，但科斯說他從未感到孤獨。他母親教育他要誠實可靠，他說：“我努力遵循她的教導。”他母親心目中的英雄是鄂茨上校。
鄂茨上校和斯考特從南極回來，發現他的病妨礙別人，他就告訴他的夥伴們他去散步，在暴風雪中走出去，再無蹤跡。鄂茨上校的故事給科斯的影響很大，科斯因此而認識到“不應該讓別人討厭，不應該給人增添麻煩，而應為別人做點什麼……”
科斯11歲時被父親帶著去看過一次骨相，好像中國人的麵相一樣。看相的結果為：“你有許多智慧，雖然你可能傾向於低估你的才能……你不會像一條有病的魚隨湖水沉下去……你享有很大精神而不是別人手裏的一個被動工具。雖然你看到對你有利時可以和其他人或為其他人工作，你更傾向於為你自己思想去工作。不過，決心稍大一些可能對你有利。需要更多希望、信任和專心——不適合商業生活中的侵略性競爭性方麵。或許更加積極的雄心可能更有益。”看骨相的人建議科斯將來選擇的職業是：“科學和商業、銀行、會計，以及把園藝和養雞作為業餘愛好。”科斯說，骨相師的評論並不是按照他的顱骨判定的，而主要根據科斯的行為得到的。所以，他的評論也不是很離譜。當然，他根本無法預料到，這個靦腆的小男孩有一天會是一項諾貝爾獎的接受者。
科斯是個有腿疾的男孩子，常需要在腿上附加鐵製的零件。所以他上的是地方委員會辦的殘疾人學校。11歲時，他錯過了地方中學的入學考試，12歲時才被允許參加中學獎學金考試。口試時有一個小插曲。他把莎士比亞的《第十二夜》中的一個人物稱為麥克伏裏奧，引起一些笑聲。但這個失誤不是致命的，他被授予獎學金，進入契爾伯文法學校。那裏的教學很好，他得到紮實的教育。在地理課上他學到了魏根納的大陸漂移假說，還去聽皇家地理學會的講演，其中有一次討論關於地球轉動對河道的影響。1927年，他參加大學入學考試，順利通過，曆史和化學成績優異。
當時他傾向於得到一個曆史學位，但是由於他沒有學過拉丁文，所以他轉向化學，又由於數學的原因，他再次轉科，去學了商業方麵的專業。後來他順利通過了進入倫敦大學所必須的中間考試，並於1929年10月進入倫敦經濟學院繼續商學士學位的學習。
在那裏，他遇到了對他有重要影響的老師。以前在南非開普敦大學任教授的阿諾德·普蘭特在1930年被任命為倫敦經濟學院商業教授。科斯去聽普蘭特的企業管理講演，並在考試前5個月開始參加普蘭特的討論班，普蘭特在討論班說的話，改變了科斯對經濟係統運轉的見解。普蘭特做的事是將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介紹給他。使他了解一個競爭經濟係統如何可以被定價係統協調。科斯說：“普蘭特不僅影響他的思想，還改變了他的一生。”在1931年科斯終於通過了商學士考試。他原本想研究工業法，如果這樣，他將成為一個律師。但是他在普蘭特的影響下，改變了初衷。而此時，倫敦大學授予科斯一筆歐奈斯特·卡賽爾爵士旅行獎學金，這使他走上了成為一位經濟學家的道路。
依靠卡賽爾旅行獎金，科斯在美國渡過了1931—1932學年。那時他研究美國工業的結構，目的在於發現工業為什麼以不同方式組織起來。他主要靠訪問工廠和企業進行這個項目的研究。他在經濟分析中引入了“交易費用”這一新概念，以及對為什麼有企業的一個解釋。這些思想成為1937年科斯發表的《企業的性質》文章的基礎。1935年以後，科斯在倫敦經濟學院教書，被指定講授公用事業經濟學。為此他開始對英國公用事業做了一係列曆史研究。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1940年，科斯進政府做統計工作，先在森林委員會，然後在中央統計局，戰時內閣辦公室。1946年，回到倫敦經濟學院，負責教授主要經濟學課程——經濟學原理，並且繼續對公用事業特別是郵局和廣播事業的研究。科斯借助於一筆洛克菲勒研究員經費在美國花費了9個月研究美國廣播業，他的書《美國廣播業：壟斷的研究》在1950年出版。1951年，科斯獲得倫敦大學理學博士學位，同年移居美國。
剛到美國，科斯就進了布法羅大學，在那裏他做了七年教授(1951—1958)。1959年，在行為科學高等中心工作一年之後，他加入弗吉尼亞大學經濟學係。科斯對聯邦通信委員會做了研究，它管製美國廣播業，包括配置無線電頻率譜。他寫了一篇文章，在1959年發表，討論這個委員會遵循的程序，並且提議如果頻率譜的利用由定價係統確定而給予出價最高的人將更好。這一點引起成功的投標人將得到什麼權利的疑問，科斯討論的是一個財產權係統的合理性研究。芝加哥大學的一些經濟學家們認為他的論點有一部分是錯的。於是他又寫了一篇文章《社會成本問題》，更詳細、更精確地闡明了自己的見解，1961年初發表了這篇文章。與他以前發表的《企業的性質》不同，它一經發表，即被廣泛援引和熱烈討論。它大概是全部現代經濟學文獻中被引用最多的文章了。
科斯自1964年以來，成為芝加哥大學教授和《法學與經濟學雜誌》主編。現已退休，任該校榮譽經濟學教授和高級法學與經濟學研究員。科斯在1978年當選為美國文理研究院研究員，1979年，被授予“美國經濟學會傑出會員”稱號。目前，他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作為法律與經濟學方麵的一名高級研究員，在研究工作上仍然十分活躍。
科斯是繼布坎南之後，不用數學方法研究經濟學的得獎者，他是美國經濟學家中研究最具特色的一個。1994年5月，他在接受中國記者的采訪時，曾說，“我從未學習過經濟學類的課程，從沒有。那使得我的思維不受任何約束，十分自由。這是一個優勢。如我去接受經濟課程的訓練，就會學習一些技巧和思維方式，然後透過那些有色眼鏡去觀察這個世界。我幸好不曾有那種眼鏡。這是對我產生影響的主要因素。不是誰對我產生什麼影響，而是一些偶然事件對我產生影響。”
按照瑞典皇家科學院的公告，科斯的主要學術貢獻在於，揭示了“交易價值”在經濟組織結構的產權和功能中的重要性。
科斯“因為對經濟的體製結構取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榮獲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他的傑出貢獻是發現並闡明了交換成本和產權在經濟組織和製度結構中的重要性及其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科斯的代表作是兩篇著名的論文。其一是1937年發表的《企業的本質》一文，該文獨辟蹊徑地討論了產業企業存在的原因及其擴展規模的界限問題，科斯創造了“交易成本”(TransactionCosts)這一重要的範疇來予以解釋。所謂交易成本，即“利用價格機製的費用”或“利用市場的交換手段進行交易的費用”，包括提供交易條件(即度量、界定和保證產權)的費用、發現交易對象和交易價格的費用、討價還價的費用、訂立和執行合同的費用等。科斯認為，當市場交易成本高於企業內部的管理協調成本時，企業便產生了，企業的存在正是為了節約市場交易費用，即用費用較低的企業內交易代替費用較高的市場交易；當市場交易的邊際成本等於企業內部的管理協調的邊際成本時，就是企業規模擴張的界限。科斯另一篇著名論文是1960年發表的《社會成本問題》。該文重新研究了交易成本為零時合約行為的特征，批評了庇古(ArthurC·Pigou)關於“外部性”問題的補償原則(政府幹預)，並論證了在產權明確的前提下，市場交易即使在出現社會成本(即外部性)的場合也同樣有效。科斯發現，一旦假定交易成本為零，而且對產權(指財產使用權，即運行和操作中的財產權利)界定是清晰的，那麼法律規範並不影響合約行為的結果，即最優化結果保持不變。換言之，隻要交易成本為零，那麼無論產權歸誰，都可以通過市場自由交易達到資源的最佳配置。斯蒂格勒(198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將科斯的這一思想概括為“在完全競爭條件下，私人成本等於社會成本”，並命名為“科斯定理”。
科斯的主要著作包括：《企業的性質》(1937)、《邊際成本爭論》(1946)、《美國廣播業：壟斷研究》(1950)、《聯邦通訊委員會》(1959)、《社會成本問題》(1960)、《經濟學中的燈塔問題》（1975）、《企業、市場與法律》（1988）。
喬治·施蒂格勒
喬治·施蒂格勒於1911年1月11日生於美國華盛頓州雷登的西雅圖郊區。
施蒂格勒從華盛頓大學畢業後，來到西北大學攻讀碩士學位，這時他結識了科爾曼·伍德布裏。此後，他開始對學術生涯產生強烈的興趣。畢業後，施蒂格勒進入芝加哥大學，開始了他成為經濟學家的基本訓練。他在三位著名的經濟學家指導下進修博士學位，他們是弗蘭克、奈特、亨利·西蒙斯、雅各布·維納。奈特的專業是經濟思想史，是一位強有力的懷疑論哲學家，他喜歡揭示一些像大衛·李嘉圖這樣早期著名經濟學家的謬誤。
維納和奈特教育他們的學生不要隻注重學術聲望和頭銜，而應對所提出的觀點進行批判性的驗證。30年代的芝加哥大學學術空氣活躍，有一批經濟學造詣很深的學者和老師，施蒂格勒尊崇並受其強烈影響。施蒂格勒的學位論文《生產與分配理論：形成時期》，內容是關於1870—1915年的生產和分配理論史，是在奈特指導下完成的。這篇關於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學術成就概論的論文完成於1938年，並由麥克米蘭公司於1942年出版。施蒂格勒現在常因當時他的一些極端和不成熟的觀點而感到遺憾。
在完成了除學術論文之外的全部博士課程之後，施蒂格勒於1936年離開芝加哥來到艾姆斯地區的依阿華州立大學任助理教授。
施蒂格勒始終對經濟學保持興趣。他幾十年來不間斷地購買和收集這方麵及其他有關的書籍。他說自己是一個“勤奮的書籍收集者”。
在施蒂格勒的早期學術生涯中，他對經濟學的許多領域都感興趣。在1938年，他著手於價格理論方麵的研究並發表著作。他在芝加哥大學負有盛名的《政治經濟學》雜誌上發表了他的第一篇論文《社會福利和差額價格》。不久，他就著手撰寫他的第一本專著《競爭價格理論》(1942)。1946年，他又推出了《價格理論》。
當時，他剛剛定居於艾姆斯，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於1938年獲得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學位。這時，他已在衣阿華州立大學任教兩年。這時，弗雷德裏克·加弗邀請他去明尼蘇達州大學任職，他接受了。在這裏，他與弗朗西斯博士和阿瑟·馬吉特共事。
1942年，已是副教授的施蒂格勒請假赴紐約的國家經濟研究局工作，他受聘在美國經濟產出、就業和生產率趨勢研究項目中研究服務業這一部分。在國家經濟研究局工作時，他與阿瑟·伯恩斯(後來成為聯邦儲備委員會的主席)、傑弗裏·穆爾和米爾頓·弗裏德曼合作。在施蒂格勒離開之後，研究局仍給於他極大的支持，對於他進行的製造業中，特別是在寡頭壟斷狀況下的價格行為及收益率的經濟研究，曾撥款進行資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前夕，施蒂格勒參加了哥倫比亞大學統計研究小組，他對這個小組應用統計分析來解決軍事問題做出了貢獻。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施蒂格勒返回明尼蘇達，但不久就去了布朗大學，在去之前，他已獲得明尼蘇達大學的教授職稱。1946年，施蒂格勒接到芝加哥大學的邀請，但是後來他說，在一次麵談中，他與當時的校長歐內斯特·科爾弗爾疏遠了。在其後的11年間，他一直沒有再得到在此工作的機會。施蒂格勒在布朗大學做了一年的教授，便前往哥倫比亞大學任教。
1947年，施蒂格勒開始了在哥倫比亞大學長達11年之久的教學生涯。他教授的課程為產業組織、經濟思想史和經濟理論。他的同事有阿瑟·伯恩斯、威廉·維克裏、艾伯特·哈特、雷格納·納斯克和卡爾·肖普。當他在哥倫比亞工作將滿一年時，弗裏德裏希·A·馮·哈耶克曾邀請他參加一個有自由市場傾向的學術團體，並在瑞士的維伊集合。在這裏，他幫助建立了蒙特·皮萊林協會，這是一個致力於保護自由社會的團體，1976—1978年，施蒂格勒曾擔任該協會的主席。在第一次會議上，他結識了艾倫·J·雷克托，並與他保持了多年的密切聯係。施蒂格勒在一本書最後的獻辭中，曾承認J·雷克托對他產業組織和管理觀點上的影響。
1958年，也就是在發表《生存方法》論文的同一年，施蒂格勒被認命為芝加哥大學商業研究生院美國製度查爾·R·沃爾格林講座的教授。這樣，他就開始了在這所大學的長期任職生涯。在此期間，他與米爾頓·弗德裏曼一道，幫助領導了主張自由市場經濟的芝加哥學派，這個學派由於重視貨幣主義和降低政府作用而聞名於世。
1957—1958年，施蒂格勒離開了芝加哥大學赴加利福尼亞斯坦福的行為科學高等研究中心進行為期一年的研究工作，他與肯尼思·阿羅、梅爾文·裏德、米爾頓·弗德裏曼和羅伯特·索洛一起渡過了他在回憶中所稱的“輝煌的一年”。這些人中除裏德外，後來全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施蒂格勒在1971—1974年擔任安全投資保護委員會副主席，1969—1970年擔任尼克鬆總統的法規管理改革顧問，這使他有機會將他在法規管理上的學術成果應用於公共政策上。施蒂格勒是主張放鬆控製的最早也是最具有雄辯力的學者之一。福特和卡特總統後來在他們執政期間把法規管理改革作為最優先考慮的事，這種放鬆控製的做法在裏根總統雄心勃勃的計劃中也占有重要位置，這些都要追溯到施蒂格勒的最初努力。
在以後的日子裏，一係列重要的學術任命和職務頭銜接踵而來，這是由於他的成就被世人認識而致。1964年，他被選為美國經濟協會主席。1974年，他成為享有盛名的《政治經濟學》雜誌的編輯，任職至今。一年後，他被選為美國全國科學院成員。
1977年後任芝加哥大學國家經濟研究中心負責人。自1947年開始，一直兼任國家經濟研究局的高級研究員。1982年，施蒂格勒獲得了經濟學最高榮譽諾貝爾經濟學獎。
諾貝爾獎的盛名給施蒂格勒提供了大量表達自己觀點的機會。在與《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記者進行的這次會見中，他指出，如果貨幣供應中像1982年出現的那種大幅度的動蕩能夠被控製，經濟穩定時期就會到來，但是，施蒂格勒更堅定地堅持政府不幹預的立場。
施蒂格勒是芝加哥學派在微觀經濟學方麵的代表人物，他是信息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他認為消費者在獲得商品質量、價格和購買時機的信息時成本過大，使得購買者既不能、也不想得到充分的信息，從而造成了同一種商品存在著不同價格。施蒂格勒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的市場和市場現象，並不需要人為的幹預。施蒂格勒的觀點更新了微觀經濟學的市場理論中關於一種商品隻存在一種價格的假定。在研究過程中，施蒂格勒還把這種分析延伸到勞動市場。這些研究建立了一個被稱為“信息經濟學”的一個新的研究領域。瑞典皇家科學院評價說，這些工作“為近年的經濟分析提供了一個最具鼓舞作用的衝擊，並為現代研究失業和膨脹的最終原因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出發點”。
他的另一貢獻是對社會管製政策的精辟批評，他力圖論證“看不見的手”在當代仍可獲得良好的效果，而政府管製則常常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施蒂格勒進行了一係列的研究，目的是要驗證他事先做的一個假設：自己做不到的，讓國家替你做。研究中，他發現經濟法的目的是有益於特殊生產者或集團的利益，而不是服務於公眾。簡言之，特定的集團的成功影響了立法及實施。因此，他主張實行自由市場製度，反對壟斷和國家幹預。他的名言是“最好的政府是管的最少的政府”。施蒂格勒這些工作的貢獻並不在於他的觀點如何，而在於“激發了對管製立法的效果及其背後的驅動力的大規模研究”。他是被稱為“管製經濟學”的新的重要研究領域的主要創始人。弗裏德曼讚譽施蒂格勒是“以經濟分析方法來研究法律與政治問題的開山祖師”。
他最有創見的文章《勞動市場信息》把失業解釋為尋求最佳工資率的最佳工作的無償輪換時間，從而提出了以後所有繼續研究失業的“尋求模式”的出發點。施蒂格勒證明：勞動市場的某種工作不可能隻有惟一的工資率，甚至在工作很明確的時候，它們也是在一段工資率變動區域內可得到的，因此，工作尋求者就要解決一個信息問題。
同樣，施蒂格勒在《寡頭獨占條件下卷曲的需求曲線與剛性價格》中從經驗上批判了認為少數幾個廠商控製的行業將很少改變價格的這一看法。此後，圍繞這個主題湧現出大量的文章。1971年，他在另一篇文章《經濟調節理論》中提出了一個簡單的假設：一般認為政府機構是基於消費者利益為調節公共設施的投資政策及價格政策而建立的，但最好認為它們是為生產者利益行事，這並非出於惡意，而是由於政府調節的必然結果。此後，施蒂格勒和其他人繼續研究了這種假設對逐個美國調節機構的意義。最後，施蒂格勒在《政治經濟學家的政治》這篇文章中指出，經濟學研究不可避免地導向保守主義。這引起無休止的爭論。
拉斯·魏林教授代表瑞典皇家科學院高度概括了施蒂格勒教授在經濟學中的貢獻。他在頒獎儀式上對施蒂格勒教授說：“您的係列的研究工作擴大和豐富了我們對市場、產業結構和組織、經濟立法和管製所起作用方麵的知識……您也開辟了新的、重要的經濟研究領域。由於這些突出貢獻，皇家科學院決定授予您諾貝爾經濟學紀念獎。”
莫裏斯·阿萊
莫裏斯·阿萊1911年5月31日生於法國巴黎，他的父親在1914年8月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被俘，1915年3月27日在德國囚禁中逝世。阿萊的青少年時代，甚至整個一生都直接和間接地受到此事的影響。
盡管他的家境不好，但他仍能上中學。1925年，阿萊就讀於巴黎路易大帝中學，1928年，得到拉丁文的高中學士證書，1929年獲得數學和哲學兩個學士證書。在他的所有學習的課目中他始終是各科的全年級第一名。阿萊對曆史感興趣，但他的數學老師堅持要他進入特別數學班。上這個班是為進工學院做準備。1931年他進了工學院。當時，工學院以及高等師範學院是法國科學教育的頂點。1933年，阿萊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巴黎工學院。之後進入巴黎國家高級礦業學院學習工程學，並於1937年在國家礦產與采礦部開始了他的工程師的生涯。
在學生時代，莫裏斯·阿萊經曆了1929—1933年的世界經濟危機和接踵而來的大蕭條時期。危機期間，他曾去美國訪問，由於大危機而造成的工廠停工和工人失業引起了他的注意。這次由於市場問題尖銳化而引起的規模空前、曠日持久、破壞性極強的經濟危機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出於對1929年大危機造成社會大災難的憤怒和解決社會經濟問題的熱情，他立誌為市場經濟中出現的若幹問題找到解決辦法，並為此貢獻自己畢生的精力。由於具有工程學的背景，阿萊自學了經濟學，並把數學的嚴密性引進到當時幾乎沒有定量分析的法國經濟學流派中。
為了這樣的目標，阿萊以極高的熱情開始學習經濟學。那時他購買一切經濟學著作，已經到了不予考慮的地步，凡是能找到的法國作者寫的，或外國作者寫的並譯成法文的經濟學著作，他都買。在那些日子裏，開始了他一生中的一個重要時期，在隻有30個月，即從1941年1月至1943年7月，他就寫出一本約900頁的很精練和很有結構的書《經濟學研究，第一篇，純經濟學》。這部著作是阿萊1988年獲諾貝爾獎的理由之一。
大學畢業後，莫裏斯·阿萊當上了礦業工程師。他決定發揮自己所學之專長，先從礦業角度搞微觀經濟分析，然後逐步擴大自己的經濟學研究領域。1943年，莫裏斯·阿萊出版了第一部經濟學名著《微觀經濟學研究》(兩卷)，初步展示了他傑出的研究才能。1944年，莫裏斯·阿萊才33歲，便成了巴黎國家高級礦業學院礦業經濟分析的著名教授，並擔任法國經濟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爾後，莫裏斯·阿萊在學術界的地位蒸蒸日上，擔任的職務越來越多且越重要：1946年任巴黎國家高級礦業學院院長和法國全國科學研究中心經濟分析中心主任；1947年任巴黎大學統計研究所理論經濟學教授；1954年任法國全國科學研究中心主管研究工作的主任；1958—1959年任弗吉尼亞大學經濟學客座教授；1967年到1970年，他是瑞士日內瓦國際問題研究生院的教授；自1970年後，他擔任了巴黎大學克萊芒—朱格拉高級貨幣分析研究室主任。
阿萊曾服兵役一年。1939年9月在楓丹白露炮兵學校，後被召回意大利前線的阿爾卑斯軍，是炮兵中尉，他指揮白裏安鬆地區的一個重炮連。實際上，真正的戰爭隻持續了兩個星期，從1940年6月10日意大利對法國宣戰，到同年6月25日停戰。
退伍以後，1940年7月他回到南茨仍然做礦業機關的負責人。1943年1月至1948年4月，他成為巴黎的礦業文獻和統計局局長。
阿萊的早期成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與世界上其他國家失去交流的狀況下取得的。D·薩繆爾森曾講過下麵關於阿萊1944後在法國國家礦業學校任教時的故事。當巴黎解放的時候，瑟·約翰和拉第·希克是這個城市最早的經濟學家。他們曾經到過一個頂樓，等到眼睛適應了昏暗的光線，他們看到一群頭戴礦燈的學生正在聽一個教師用紙板給他們講課。這個教師就是阿萊，他正在講關於在一個靜止的狀態中利率是否應該是零。在戰爭中期，他應用很少的資料來源，研究出一個詳盡的當代資本和利息理論。因此他受到人們的尊重。有人稱他是法國經濟學領域的“忠厚長者”。
阿萊對1929年至1934年大危機以及股票市場的研究傾注了很大精力。他寫就的著名文章《市場經濟的貨幣條件》，在1987年5月就對1987年10月發生的“股市暴跌風潮”做出了科學的預見。在這篇論文中，莫裏斯·阿萊根據自己對1929—1933年世界經濟危機所做的幾十年的研究，預測不久將發生一次類似於1929年的經濟大危機。這次大危機的征兆是：人們大量搶購股票，由此導致股市價格堅挺上漲；價格上漲達到一定極限後，必將出現一個價格暴跌階段，最終引發全球金融危機。事實證明，莫裏斯·阿萊的預見完全正確：美國紐約股票市場道·瓊斯股票價格指數經過一段時間的猛漲之後，在1987年10月19日一夜之間驟然下跌508點，跌率達2261%，大大超過了1929年10月道·瓊斯股票價格指數下跌3833點和跌率1282%的曆史最高紀錄。他把這次危機和1929年10月的危機相比，認為工業化國家無法幸免。
果然，這場金融風暴從紐約迅速席卷整個西方股票市場，僅英國倫敦股票交易所因股票價格指數狂瀉而下所造成的股票麵值損失就達幾百億英鎊，並且一年後仍未恢複到原來的股票成交額水平。
莫裏斯·阿萊畢生致力於市場經濟的潛心研究和經濟學的教學工作。
阿萊於1960年與馬丁·鮑特勞波結婚，他們有一個女兒名叫切斯詩。阿萊的業餘愛好是曆史、物理學、遊泳、滑雪和網球。除了研究經濟以外，他還發表過有關曆史與物理學的文章。他還經常為法國報紙撰寫經濟評論。
阿萊“因為市場理論和最大效率理論方麵”對經濟學所做出的貢獻，獲得198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阿萊是第一個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法國學者。
他提出了許多市場經濟模型，重新係統地闡述了一般經濟均衡理論和最大效益理論。阿萊認為，從瓦爾拉到德布魯的一般均衡模型均假定一個所有物品都集中在一起進行交換的市場，而且市場價格對所有市場參加者都是共同的、給定的，然後通過惟一的一輪交易做一次性移動，經濟從不均衡狀態過渡到均衡狀態。這些假定都是不現實的，他稱之為“單市場經濟模型”。針對這些缺陷，他提出：“多市場經濟模型”，它假定導向均衡的交換以不同的價格連續發生，並且在任何給定時點上，不同經營者作用的價格不必是同一的，在“可分配剩餘”的驅動下，每一次交易都趨近均衡。阿萊的“多市場模型”較之於“單市場模型”更接近現實，更一般化，即蘊涵了存在競爭和不存在競爭的所有可能的市場形態，而且能如同描述西方國家經濟那樣，描述東方國家經濟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而且其描述是動態的。由於阿萊把私人分散的、自由尋求和實現剩餘看作是實現最大效率狀態的基本途徑，因此在政策主張上極力反對凱恩斯主義的政府幹預。
當法國在80年代中期開始從國家控製經濟轉向市場經濟時，他的學說顯然產生了影響。保羅·薩謬爾遜稱他是“最早獨立發現的源泉”，並說“如果他早期的著作是用英文寫成的，那麼一代經濟學理論將是另一番景象”。諾貝爾獎遴選委員會主席、瑞典經濟學教授阿沙·林德貝克說：“阿萊不僅是新法國經濟學派之父，而且是經濟分析領域中的一位巨匠。”
莫裏斯·阿萊憑著自己對研究對象的敏銳觀察力，在經濟學方麵拓展的研究領域越來越寬：從礦業經濟分析、理論經濟學研究、經濟計量學模型、社會經濟統計分析、經濟增長理論和金融理論，一直到把經濟學與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和曆史學逐步聯係起來進行研究的廣闊領域。他對一般均衡理論、最大效益理論、資本理論、消費者選擇理論、貨幣動態學、應用經濟學(包括礦業研究、國有化煤礦的管理、運輸的基礎結構、歐洲經濟一體化等)進行了係統的定性研究和嚴謹的定量表述，提出了“可分配剩餘”、“偏好指數的超空間邊界”、“原始收入”、“特征函數”、“阿萊悖論”、“必要節約函數”、“心理性利息率”、“疏忽率”、“心裏性時間”等嶄新的經濟學概念。他采用非常嚴謹的數學推導對家庭和企業的計劃與選擇進行描述，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關於市場達到均衡所需條件的非常綜合性的數學模型。
除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外，阿萊還獲得過許多重要獎勵。1933年獲Laplace獎；1954年獲倫理學和政治科學院的迪潘獎；1959年獲J·迪唐斯獎；1958年獲霍普金斯大學美國運籌學會獎；1959年獲法國宇航學會加爾貝獎；1968年獲A·阿爾努大獎；1970年獲鼓勵工業國有化協會金質獎章；1978年獲法國全國科研中心金質獎章。
列昂尼德·康托羅維奇
1912年1月19日，列昂尼德·康托羅維奇出生在俄國彼得堡的一個醫生家庭。
1926年，康托羅維奇高中畢業，考入列寧格勒大學數學係。在大學期間，他最喜愛函數論。康托羅維奇在這一領域中培養自己的研究能力，寫出了不少論文。當時由於國內刊物很少，他就寄往國外發表。1930年，康托羅維奇大學畢業，向第一屆全蘇數學大會提交了兩篇出色的論文。
1975年以前，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幾乎都是西歐北美的經濟學家，然而，在1975年，前蘇聯學者列昂尼德·康托羅維奇卻獲得了此項殊榮。他之所以獲得這項獎金，是因為他把資源最優利用這一傳統的經濟學問題，由定性研究和一般的定量分析推進到現實計量階段；對現代經濟應用數學的重要分支——線性規劃方法的建立和發展，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在科學研究中，最忌諱的是“這山望著那山高”。康托羅維奇不是這樣，他專心研究解析函數論。解析函數論是函數論中複變函數的主要分支。1934年，康托羅維奇大學畢業後四年，即憑自己的傑出的數學成就升任列寧格勒大學教授。23歲時，他未經論文答辯就獲得了博士學位。
緊接著，康托羅維奇又堅持不懈地鑽研泛函分析。泛函分析是關於函數的抽象空間理論。他緊緊圍繞函數論、解析函數論和泛函分析一步步深入研究，這為他後來在數學和經濟學中做出重大貢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中國有兩句成語：“鍥而不舍”、“滴水穿石”。這正好概括了康托羅維奇青年時代的優良氣質。
1937年，全蘇膠合板托拉斯中心實驗室向康托羅維奇所在的列寧格勒大學數學和力學研究所提出了一個生產難題：現有八台機床，需要生產五種不同型號的膠合板，而每台機床生產這五種型號膠合板的能力不同。甲機床善於生產這種型號，乙機床善於生產那種型號。怎樣合理地分配每台機床的作業任務，才能使每種膠合板的總產量最大，並使它們的產量符合預定的比例，以便配套使用呢?
康托羅維奇所研究的泛函分析是一種十分抽象的數學理論。麵對上述生產難題，他沒有抱嫌棄態度，而是以極大的熱忱鑽研它。
康托羅維奇發揮了自己的數學才華，終於提出了“解乘數法”這一簡便有效的計算方法。這一方法的要旨是，代替求解M×N個未知變量，隻需求解M個乘數λ，整個問題便迎刃而解。
康托羅維奇於1938年首次提出這種求解線性規劃問題的方法——解乘數法，是項重大的成就，從此，打開了解決優化規劃問題的大門。這對現代應用數學和經濟學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這時，康托羅維奇年僅26歲。現在我們常用的求解線性規劃問題的方法——單純形法，則是美國數學家丹澤和豪爾維茨在1947年發明的，比康托羅維奇晚了近十年。
1949年，前蘇聯政府為表彰他在數學研究工作中的成就，授予康托羅維奇斯大林獎金。
在榮譽麵前，康托羅維奇沒有故步自封，而是繼續向前。他由研究對單個企業如何最優地組織和計劃生產，進而上升到更高一級的探索，即怎樣對整個國民經濟實行最優計劃管理，怎樣在整個國民經濟範圍內實現資源的最優利用。
早在18世紀70年代，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曾提出“看不見的手”在資源分配和生產調節方麵的作用。他所說的“看不見的手”，反映了自由競爭條件下價格機製的作用。此後，世界各國的許多經濟學家，如美國的馬歇爾、庇古，意大利的帕累托、巴倫等都對資源最優分配和利用進行過探討。但是，這些研究都隻停留在理論說明和一般數學表述上。
康托羅維奇通過建立資源最優利用的線性數學模型，應用解乘數法求解出各種乘數。這些乘數就是衡量資源稀缺程度的尺度，就是企業在采用不同資源，選擇不同生產方法時比較勞動消耗大小的計量標準。他從經濟意義上把這些乘數稱為“客觀製約估價”。
1965年，為表彰他在經濟分析和計劃工作中應用數學方法的成績，蘇聯政府又授予他列寧獎金。
有人評價道，回顧康托羅維奇的一生，將會使人們看到，他怎樣運用數學為經濟學的係譜創造了一個強大的分科。
1975年，63歲的康托羅維奇與美國經濟學家庫普曼斯同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在領取該項獎金時發表了《數學在經濟中的應用：成就、困難、前景》的演講，他表示：“數學方法在經濟中的應用不會辜負我們對它所抱的希望，它會給經濟理論和實際工作做出重大的貢獻。”
康托羅維奇把資源最優利用這一傳統的經濟學問題，由定性研究和一般的定量分析推進到現實計量階段，對現代經濟應用數學的重要分支——線性規劃方法的建立和發展，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在對現實經濟學的思考中，康托羅維奇於1938年首次提出求解線性規劃問題的方法——解乘數法。這是對現代應用數學的一個首創性貢獻，從此，打開了解決優化規劃問題的大門。利用解乘數法求解線性規劃問題，具有廣泛而重要的應用意義。康托羅維奇指出，提高企業的勞動效率有兩條途徑。一條是技術上的各種改進，另一條是在生產組織和計劃方麵的改革。過去，由於沒有必要的計算工具，後一條途徑很少被利用。解乘數法的提出，為求解線性規劃問題，為科學地組織和計劃生產開辟了現實的前景。他把這一方法推廣運用於一係列實踐。諸如合理地分配機床機械的作業，最大限度地減少廢料，最佳地利用原材料和燃料，有效地組織貨物運輸，最適當地安排農作物的布局等等。解決這類問題的一般程序，概括起來就是，首先建立數學模型，即根據問題的條件，將生產的目標、資源的約束、所求的變量這三者之間的數量關係用線性方程式表達出來，然後求解計算。在一些國家的數學和經濟學書刊中，常把這類模型稱為“康托羅維奇問題數學模型”。
以上研究的是在一個企業的範圍內如何科學地組織和計劃生產的問題。
隨後，他在研究企業之間以及整個國民經濟範圍內如何運用線性規劃方法時，認識到被他稱為“平衡指標”的乘數λ在衡量資源的稀缺程度，最合理地選擇生產方法，編製國民經濟最優計劃以及使國家整體利益和企業局部利益相互協調等方麵具有獨特的作用。於是，他把乘數λ改稱為“客觀製約估價”(影子價格)。
客觀製約估價包括對各種產品的估價和對各種資源的估價。所謂對產品的客觀製約估價是，在最優計劃下每種產品生產中所必要的完全勞動消耗量。它由轉移物質消耗部分和生產中新加入的勞動消耗部分構成。所謂對資源的客觀製約估價就是在最優計劃下節約一個單位的某種資源所需多消耗的勞動量；或者，在最優計劃下使用一個單位的某種資源所能節約的勞動量。
康托羅維奇提出的客觀製約估價，可以實現全社會範圍的資源最優分配和利用。這時，在現有資源條件下，全社會能夠以最小的勞動消耗，獲得最大限度的生產量。由此得出的生產計劃叫做最優計劃。有時把客觀製約估價稱為最優計劃價格。
這是他革新、推廣和發展資源最優利用理論的具體表現。他根據最優計劃必須滿足的要求和前提，提出了生產計劃的靜態和動態模型。靜態模型適用於短期計劃，由於時間較短，可以假定生產條件不變；動態模型適用於長期計劃，這時生產條件(如基本建設投資和開采新的資源等)都會發生變化。靜態和動態模型都是線性規劃問題，比較簡單，求解方法也相同，但動態模型有時需要應用特殊的求解方法，如果模型包含的因素不多，可應用動態規劃。
隨機規劃是美國的丹澤1955年提出的，康托羅維奇在這方麵的貢獻，不在於這個新方法本身，而在於把它應用於製定最優計劃。在線性規劃模型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假定，即係數ai和資源bi都是肯定型數據，這就是說，計劃機關對模型的不可控參數擁有絕對準確的信息。在經濟係統的基本特征不會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下，上述假定是可以成立的。
但在長期計劃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誤差。康托羅維奇認為，未來新的技術、需求、自然資源、農作物產量和消耗定額等都是隨機變量，隻能以某種概率知道一個可能的數值範圍。如果長期計劃不考慮不可控參數的隨機性，計劃決策就可能犯嚴重錯誤。在研究隨機規劃問題中，他提出了一個二階段隨機規劃模型。
他認為，肯定型模型不能把原計劃及其調整的兩個階段結合起來，而二階段隨機規劃模型可以做到這一點，也就是在不確定的條件下建立選擇計劃的模型，第一階段是選擇使執行計劃所預期的花費最小，第二階段是選擇從原計劃及其調整中所獲得的平均效果最大。多階段隨機規劃模型的思路與二階段模型相似。
康托洛維奇·利奧尼德
康托洛維奇·利奧尼德(1912—1980年)是前蘇聯經濟學家和數學家，1975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康托洛維奇1912年出生於俄國聖彼得堡的一個醫生家庭。1930年獲列寧格勒大學數學學士學位；畢業後留校任教，1934年起成為該校最年輕的數學教授；1935年獲該校數學博士學位。1948—1960年任列寧格勒科學院數學所研究室主任；1958年當選為前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並於1964年成為前蘇聯科學院院士。1960—1971年任前蘇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數學所副所長；1971—1976年任前蘇聯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管理研究所室主任；1976年擔任前蘇聯科學院係統分析所所長。康托洛維奇曾於1949年獲斯大林數學獎；1965年獲列寧經濟學獎金。由於他創建和發展了線性規劃方法，革新、推廣和發展了資源最優利用理論，1975年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
康托洛維奇的主要經濟學著作有：《組織與計劃生產的數學方法》(1939)、《大宗貨物的調運問題》(1942)、《經濟資源的最佳利用》(1959)、《泛函分析》(1959，與阿克洛夫合著)、《經濟最優決策》(1972，與高斯特科合著)、《運輸的有效利用與發展問題》(1989)等。
康托洛維奇對經濟學的貢獻主要在於他建立和發展了線性規劃方法，並把它運用於經濟分析，把資源最優利用這一傳統的經濟學問題，由定性研究和一般的定量分析推進到現實計量階段。
解乘數法
康托洛維奇認為，提高企業的勞動效率有兩條途徑。一條是技術上的各種改進，另一條是在生產組織和計劃方麵的改進。如何把工廠中現有的生產資源結合起來使生產最大化，他發明了後來被稱為線性規劃的方法解決了這個問題。
這是在線性不等式組成的約束下，求一個線性函數的最大值的一種方法。這種方法的一個特點是，計算給出作為副產品的一些數字，稱為影子價格，它們具有某些品質，使它們可作為核算價格使用。康托洛維奇提出了求解線性規劃問題的方法——解乘數法，打開了解決最優規劃問題的大門，為科學地組織和計劃生產開辟了現實的前景。
他把這一方法推廣運用於一係列實踐，諸如：合理地分配機床和機械的作業，最大限度地減少廢料，最佳地利用原材料和燃料，有效地組織貨物運輸，最適當地安排農作物的布局等等。解決這類問題的一般程序，概括起來就是，首先建立數學模型，即根據問題的條件，將生產的目標、資源的約束、所求的變量這三者之間的數量關係用線性方程式表達出來，然後求解計算。這類模型通常被稱為“康托洛維奇問題數學模型”。
客觀製約估價
康托洛維奇在研究企業之間以及整個國民經濟範圍內如何運用線性規劃方法時，認識到被他稱為“平衡指標”的乘數88在衡量資源的稀缺程度，最合理地選擇生產方法，編製國民經濟最優計劃，以及使國家整體利益與企業局部利益相互協調等方麵所具有的獨特作用。於是，他把乘數88改稱為“客觀製約估價”(影子價格)。
客觀製約估價包括對各種產品的估價和對各種資源的估價。對產品的客觀製約估價，是指在最優計劃下每種產品生產中所必要的完全勞動消耗量。它由轉移的物質消耗部分和生產中新加入的勞動消耗部分構成。所謂對資源的客觀製約估價就是在最優計劃下節約一個單位的某種資源所需多消耗的勞動量；或者，在最優計劃下使用一個單位的某種資源所能節約的勞動量。
對資源的估價和對產品的估價二者之間存在著這樣的關係：如果一種產品是由投入各種資源而產生的，那麼對於在最優計劃中所采取的生產方法來說，對勞動消耗總量的估價小於或等於對產品的總估價。
對勞動消耗總量的估價包括：第一，直接勞動消耗(即成本部分、轉移的物質消耗和工資)；第二，由對各種資源的估價而計算的間接勞動消耗。對產品的總估價即為轉移的物質消耗加上對淨產品的估價。對於在最優計劃中沒有采取的生產方法來說，對勞動消耗總量的估價大於或等於對產品的總估價。
康托洛維奇認為依據客觀製約估價，可以實現全社會範圍的資源最優分配和利用。這時，在現有資源條件下，全社會能夠以最小的勞動消耗，獲得最大限度的生產量。由此得出的生產計劃叫做“最優計劃”。有時把客觀製約估計稱為“最優計劃價格”。他認為，合理的計劃工作應當基於線性規劃形式的最優計算得到的結果，而且，生產決策可以分散化而不損失效率，隻要使下級決策者用影子價格作為它們的盈利性計算的基礎。中央計劃機關隻需根據現有資源狀況和總的生產任務，靈活地確定和下達各種資源和產品的客觀製約價格指標，各個分散的企業從以客觀製約估價計算的最小消耗或最大盈利原則出發，自然會選擇對它最為有利的生產方法。這樣，企業的分散決策就能與整個國民經濟範圍內的資源平衡和完成總的生產目標協調一致。
隨機規劃
康托洛維奇根據最優計劃必須滿足的要求和前提，提出了生產計劃的靜態和動態模型。靜態模型適用於短期計劃，由於時間較短，可以假定生產條件不變；動態模型適用於長期計劃，這時生產條件(如基本建設投資和開采新的資源等)都會發生變化。靜態和動態模型都是線性規劃問題，比較簡單，求解方法也相同，但動態模型有時需要應用特殊的求解方法，如果模型包含的因素不多，可應用動態規劃。
康托洛維奇將隨機規劃應用於製定最優計劃。在線性規劃模型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假定，即係數a和資源b都是肯定型數據，這就是說，計劃當局對模型的不可控參數擁有絕對準確的信息。在經濟係統的基本特征不會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下，上述假定是可以成立的，但在長期計劃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誤差。
康托洛維奇認為未來新的技術、需求、自然資源、農作物產量和消耗定額等都是隨機變量，隻能以某種概率知道一個可能的數值範圍，如果長期計劃不考慮不可控參數的隨機性，計劃決策就可能犯嚴重錯誤。
在研究隨機規劃問題中，他提出了一個二階段隨機規劃模型，認為肯定型模型不能把原計劃及其調整的兩個階段結合起來，而二階段隨機規劃模型可以做到這一點，也就是在不確定的條件下建立選擇計劃的模型，第一階段是選擇使執行計劃所預期的花費最小，第二階段是選擇從原計劃及其調整中所獲得的平均效果最大。多階段隨機規劃模型的思路與二階段模型相似。
米爾頓·弗裏德曼
米爾頓·弗裏德曼於1912年7月30日出生在美國紐約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炮聲，算是給他上的啟蒙教育第一課，這使他比在和平環境裏長大的孩子懂得更多的東西。他特有的分析能力、計算能力、想像力和記憶力，使他跳躍式地完成了初等教育，年僅15歲就考入了美國羅特格斯大學專修經濟學。1933年，他以優異成績獲得了該校的經濟學士學位，並考入美國芝加哥大學研究院經濟碩士研究生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