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弗裏德曼在芝加哥學派的主要代表人弗裏蘭克·奈特、亨利·西蒙斯和雅齊市·瓦納三位教授的指導下，取得了碩士學位。他當時的學術思想是追隨芝加哥學派的。但隨著凱恩斯主義日益被西方國家所接受，並被美國經濟學家漢森·阿爾文移植到美國，在美國經濟界占據主導地位。此後，與凱恩斯主義相對峙的芝加哥學派成了“在野派”。在這種情況下，弗裏德曼的經濟思想也受到凱恩斯主義者的責難，因而使他在攻取博士學位時受到阻礙。但這一切並未使他放棄自己的理論，他堅信自己是政治經濟學的正宗，確信自己的研究方向是正確的，並且一定能夠成功。他下定決心要複興傳統經濟學的理論，但他深知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搜集大量的資料。為此，他在導師們的推薦下，到芝加哥大學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做助理研究員。
1935年，弗裏德曼受聘於美國國家資源委員會，擔任經濟學副研究員，這裏是為美國決策人物提供資料的高級機構，有利的條件正好使他便於實地考察凱恩斯主義和芝加哥學派在經濟生活中的利弊。1937年，為了進一步了解實際情況和占有大量資料，他身兼三職，擔任了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研究員、紐約國民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和哥倫比亞大學講師。他整天奔波，日日夜夜地工作，搜集、分析、整理各類曆史資料。1940—1941年，他又到威斯康星州大學任經濟學客座教授。
1941年，弗裏德曼應美國政府邀請，任財政部賦稅研究署首席經濟顧問，在這裏他考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一些世界經濟問題。1941年12月7日，發生了珍珠港事件，美國隨即參戰。為了戰爭的需要，美國政府在哥倫比亞大學成立了軍事研究會。1943年，弗裏德曼被聘為該研究會統計組副組長。研究會的工作緊張而龐雜，但他還是抽空寫下了幾千張資料卡片。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弗裏德曼就被明尼蘇達大學聘為經濟與商業管理學副教授，這使他有暇從事專門的理論研究。1946年，弗裏德曼和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經濟統計學創始人西蒙·史密斯·庫茨涅茲教授合作，對美國貨幣流通的曆史資料進行彙集、分析和整理，合著了《自由貨幣實際收入》一書，書中有許多很有說服力的實例，被西方經濟學界看成是他的重要貢獻。與此同時，他成功地攻下了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
1948年，弗裏德曼進一步將自己所研究的材料加以理論性的總結，彙編成《試驗的檢查》一書，從而說明貨幣數量論的廣泛適應性和傳統經濟學的強大生命力。為此，弗裏德曼被芝加哥大學提升為經濟學教授。由於他在理論和實踐方麵所獲得的成效，已占據美國經濟學界霸主地位的凱恩斯主義，也不得不做出某種讓步。1951年，在美國經濟學年會上，弗裏德曼並未因此而鬆勁，而是將自己以前的研究成果進行再加工，並搜集各流派對他的每一篇論文的指責和讚揚，加以鑒別，於1953年出版了《實證經濟學論文集》，這引起了很大反響。
弗裏德曼自30年代初出茅廬直至50年代中期，他的社會影響並不很大。但到了50年代後期，隨著他的經濟理論逐漸形成，他在學術界和國際經濟事務中的聲譽與日俱增。弗裏德曼開始公開地向戰後盛行一時的凱恩斯主義發起挑戰，提出了現代貨幣數量論，與之對抗，他於1956年出版《貨幣數量論的一個重新表述》，明確指出現代貨幣數量論就是貨幣主義的理論基礎。
貨幣主義早在16世紀、17世紀時由德國一重商主義者讓·波丹首先提出，19世紀英國經濟學家休謨則對貨幣數量論做過初步的解釋，之後，經過李嘉圖、洛克等人的進一步發展，形成了“貨經數量論”。20世紀西方經濟學界(主要是英、美的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也建立起各具特色的貨幣數量論。其中，以美國經濟學家歐文·費雪的“交易方程式”最為著名。弗裏德曼則認為，貨幣數量論首先是一個關於貨幣需求的理論，而不是關於產量和物價的理論。因此，就要著重對影響貨幣需求的因素進行分析，他主張實行“單一性規則”，即把貨幣供應量作為惟一的政策工具，由政府公開宣布，每年貨幣增長率在較長的時期內保持在一個固定不變的水平上。這個固定不變的貨幣增長率，應同預計在較長時期內出現的經濟發展速度相一致。他的論述，使許多經濟學界的頭麵人物很感興趣。在1957年的美國經濟學年會上，弗裏德曼被推舉為秘書長，並應美國行為科學高級研究中心的聘請，出任研究員。
這個研究中心的條件相當優越，他抓住機會，寫出了《消費函數的理論》一書，書中提出了“永久性收入”假說(或恒常所得假說)，他認為若要研究消費與收入的關係，需以一個家庭的“永久收入”為根據，而這一收入是一個家庭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經常可以獲得的收入。除這一收入外，一個家庭尚有另一種暫時性的收入或損失，即意外收入或意外損失。這樣實際消費也就有永久和意外的兩種消費。因此他的永久性收入假說與凱恩斯的絕對收入假說，和詹姆斯·S·杜茲納伯麗的相對收入假說一並成為關於消費行為理論的三大重要學說。
弗裏德曼為貨幣主義的建立繼續努力著，於1959年發表了兩部巨著《貨幣安定計劃》和《對貨幣需求的一些理論和經驗的答案》。
1944年的布雷頓森林會議上，成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大發戰爭之財，憑借著強大的經濟實力，迫使其他西方國家接受以美元為中心的世界貨幣體係，實行國際貨幣基金協定所確定的固定彙率製，即各國貨幣價值必須以一盎斯黃金等於35美元以上的彙率計算。弗裏德曼在當年就對此提出異議，他預言這種固定彙率製必將徹底破產，而自由浮動彙率才是維持一體化更穩定的國際經濟手段。但當年經濟學界凱恩斯主義的權威人士和政府首腦對弗裏德曼的勸告置若罔聞。隨著時代的變遷，各會員國經濟增長速度出現不平衡的現象。從20世紀50年代起，美國進入了持續的通貨膨脹時期，到60年代，美國的物價不斷上升，國際收支狀況更加惡化。這時，他再次提出浮動彙率製，並詳細解釋自由彙率“優越性”的新論點。
以後，在1963年的美國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的一次聽證會上，弗裏德曼重申隻有放棄固定彙率，實行浮動彙率，才能保證國際貿易發展平衡，同時，不會妨礙國內的重要目標。
1962年，弗裏德曼出任美國福特金·福克萊特研究所研究員，並於同年發表了《資本主義和自由》一書。加拿大皮萊林經濟學會吸收他為外籍會員，日本東京立教大學授予他名譽法學博士稱號。1964年，他被哥倫比亞大學聘為該年度的韋斯利·克萊爾·密契爾經濟學客座教授。
1965年，美國經濟學年會推舉弗裏德曼出任會長，他在就職演說中，又將《貨幣政策的作用》長篇論文奉獻給與會者。在這篇論文中，弗裏德曼提出了又一新論點，他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存在著一種“自然失業率”，即在沒有貨幣因素幹擾，勞動力市場和商品市場自發的供求量發揮作用的情況下，應有處於均衡狀態的失業率。他認為要解決高失業問題的長期辦法，是要更多地鼓勵人們儲蓄、投資、工作和雇工。而要解決黑人、青少年的最高失業率問題，有效的辦法是在教育中采用一種保證合格的憑證製度，以提高黑人和青少年所受教育的質量。他的主張得到社會各階層人士的擁護。
1968年，弗裏德曼被克萊姆學院和他闊別30年的母校羅特格斯大學分別授予法學博士稱號。他沒有被榮譽所陶醉，又寫了《美元與逆差·通貨膨脹·貨幣政策與國際收支》一文，現在《新聞周刊》上發表了20多篇重要論文，並在1975年對在經濟理論爭論中陷入第二次危機的新古典綜合學派，做了進一步的批判，發表了《失業或通貨膨脹——對菲利浦斯曲線的評價》一書，他所致力研究的貨幣主義愈來愈被世人所接受。1976年，在西方經濟學界為紀念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發表200周年紀念活動中，弗裏德曼發表講演，說：“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學說，就今天而論，是非常重要的和切合實際的。1976年，亞當。斯密關於因幹涉市場和妨礙‘看不見的手’的作用，這一告誡今天已經被政府幹涉的災難性後果所證實了。”這也向人民展示了他在學術上具曆史的遠見性和理論體係的嚴密性。
也就在這一年，瑞典皇家科學院認為：弗裏德曼在消費分析和貨幣曆史與理論方麵的成就，及論證穩定經濟政策的複雜性方麵有獨到見解，授予他1976年諾貝爾經濟獎。這位年過六旬的老人獨自享受了這一年經濟學界的殊榮。
1977年1月，弗裏德曼宣布退休。當斯坦福大學聘請他做該校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時，他又重新走馬上任了。
弗裏德曼上任後，為了使貨幣主義理論通俗化、大眾化，在電視台進行了十次講演，並把這十篇講稿彙集起來，與他的夫人合作寫出了一本關於貨幣主義理論的通俗讀物《自由選擇》，還把該書改寫成為人們喜聞樂見的電視劇本，使之家喻戶曉。
當人們跨入20世紀80年代之際，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首先大膽運用貨幣主義。世界上七大工業強國中就有五個國家相繼使用貨幣主義製定經濟政策，美國裏根總統也借鑒了英國實施貨幣主義的經驗。
理查德·斯通
理查德·斯通1913年8月30日生於倫敦。
1930年，斯通的父親被任命為馬德拉斯高等法院法官。於是，他便去了印度。在印度待了一年。1931年到1935年間，斯通就讀於劍橋大學吉維爾·凱厄斯學院。
當時，斯通所在的學院的研究員中沒有經濟學家。所以，他就被送到國王學院向理查·凱恩學習經濟學。
除了他的學習成績不太理想外，斯通的大學時代可謂一帆風順。1935年，他於劍橋大學畢業並獲得文學學士學位。與此同時，學院給他提供了一個攻讀研究生的機會。盡管斯通僅學了兩年的經濟學，而且對自己是否有能力去研究經濟學還抱有懷疑，但這個機會無疑對斯通具有極大的吸引力。這時，他的父親對他的去留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他父親認為，斯通大學畢業後應找一個安定的職業。於是斯通未去當研究生而是進入城裏的一家保險企業。斯通自認並無經商的才能，但是在他與保險業的短期接觸，豐富了自己的生活閱曆。
1938年，斯通獲得劍橋大學碩士學位。1957年，獲理學博士學位。
《趨勢》繼續完成它的使命。每個月斯通整理發表有關英國經濟情況的指標、就業、產值、消費、零售貿易、投資、對外貿易、物價等。除此而外，斯通還不時地加上一篇專門討論地區就業或有關德國經濟恢複，或有關美國股票市場等等一些熱點的評論文章。《趨勢》雖然是個小刊物，然而它已經引起了一些注意。因為1939年有人征詢他是否可以參加在戰爭爆發後即將成立的戰時經濟部的工作。斯通沒有猶豫，並於當年的9月2日戰爭爆發時前去報到。
當時，斯通的工作僅僅是初步的。它包括三張表，關於國民收入和支出，個人收入、支出及儲蓄，以及政府開支需用私人財源的資金淨額和可供能力。它們不能組成一套國民賬戶，而隻是個開始。在設計帳戶時他們利用了餘額估計。因此賬戶的平衡不能說明賬項的準確性。此後，有關國民收入和支出的官方估計的發表成為每年的特色，並且愈來愈詳細。
與此同時，除了在英國做這個工作外，美國和加拿大也進行了國民收入與國民支出的估計，而且比英國更詳細，但沒有形成平衡賬戶的形式。要想使三國的表格成為可比的，必須進行一些調整。1944年，斯通被派去做這項工作。斯通先去渥太華，見到加拿大負責此事的喬治·勒克斯登，他們又一起到了華盛頓，與商業部的密爾頓·吉爾伯特及其小組討論。斯通回憶當時的情況說，“會談很友好而且結果極滿意”，這是一次“令人鼓舞的國際合作”。
1940—1945年，斯通是戰時英國中央統計局的內閣官員。1945年戰爭結束，斯通被選任為劍橋新成立的應用經濟學係首屆主任。在就任之前有三個月的假期，斯通找了一個安靜的地方整理自己的思想，戰爭期間他沒時間做這件事。結果他去了普林士登的高等研究院。在那裏，他在考慮如何用一種社會會計體係來測量經濟流量。
在普林士登時，斯通遇見了國際聯盟的情報局長亞曆山大·勒夫代，他請斯通寫一篇關於定義和測量國民收入和有關總量問題的論文，以便國際聯盟的統計專家委員會考慮。這個報告的附件由斯通很快寫就，並通過專家委員會的討論，並於1947年在日內瓦由聯合國公布。報告的題目是《國民收入的測量和社會賬戶的編製》。
在此前後，斯通與他在歐洲的同事們進行了許多富有成果的交流。40年代後期，在巴黎成立了歐洲經濟合作組織，該組織在劍橋設了一個國民賬戶研究組，斯通是這一研究組的指導人。這個研究組的任務是：第一，構建一個標準賬戶體係；第二，撰寫各國國民賬戶的研究；第三，用合適的技術，訓練來自各成員國的其他統計學家。這是一個活躍的團體，包括從奧地利、丹麥、法國、希臘、荷蘭、挪威、瑞典和瑞士的訪問學者。研究組做出了數份報告，其中有歐洲經濟合作組織分別在1950年和1952年公布的《一個簡化的國民賬戶體係》和《一個標準化的國民賬戶體係》。研究組活動延續到1951年，其後的工作移交給了在巴黎的由密爾頓·吉爾伯特指導的經濟學和統計學處。
以後，斯通就到了劍橋，並繼續他的研究。在國民經濟研究所的戴立克·羅威的幫助下，研究進展迅速。1954年，出版了第一卷研究成果，1967年第二卷出版，書名是《英國消費者支出和行為的測量，1920—1938》。1954年，也即在第一卷出版時，他寫了一篇論文，其中有一個稱為線性支出係統、一個需求方程係統模型，其中商品的價格和消費者的收入都作為已知或未知的量出現在方程式中。這個模型被勞倫斯·克萊因和海曼·魯賓用作編製一個效用不變的生活費用指數的基礎，經過改進後的指數已被全世界廣泛采用。
50年代初，斯通與西蒙·庫茲涅茨及戴克森訪問印度，指導印度國民經濟收入委員會編製國民賬戶。1952年，他還去雅典的相關部門提供類似的顧問意見。
1952年7月，斯通被聯合國統計局召往紐約，他被選為專家委員會的主席，負責建立一個標準國民賬戶體係。當時的紐約氣候非常炎熱，他們采取白天睡覺，夜裏工作的方式，這種方式證明非常有效。一個月內經過構思討論並寫出了報告。聯合國很快就出版了，這就是今天被世界各國廣泛使用的《一個國民賬戶係統和支持的表格》(SNA)的前身。
12年後，SNA開始了大修訂。為使修改後的SNA能被全世界接受，斯通在聯合國統計局的好友阿伯拉罕·愛登諾夫從1964—1968年開始向一個個國家的相關機構做說明，並征詢意見。新的SNA1968年問世。斯通寫了前四章，餘下部分則由愛登諾夫完成。
1955年，斯通放棄應用經濟學係主任職務，又被任命為該校P·D·裏克財政和會計學教授。新工作要求他做研究成果的普及和推廣工作。
從1952年以來一直與斯通一起工作的阿蘭·布朗特別值得提起。由於受到他的鼓勵和啟發，斯通想到若把係中正進行的各項研究放在一起並建造一個英國經濟的經濟計量模型，可能是一個好主意。這就是劍橋增長項目的開始。1962年，阿蘭和斯通在《增長的綱領》叢書的第一卷發表了他們的思想。開始時，它僅是一個分解模型，其中區分若幹生產部門、商品類型、消費品、服務及政府用途。它以一個社會會計矩陣為基礎，並且是一個靜態模型，僅提供一個約前瞻五年的時間預測，沒有考慮在達到所預測情況中將遵循的道路。現在它是一個國民經濟的最大模型之一。在接替斯通這個項目的主任的T·S·巴克的影響下，它已采取一個動態形式，已知經濟的初始狀態和以前沒有的外生變量，如稅率和世界貿易水平的未來值，通過這個模型就能代求解一年又一年的係統的幾千個方程，以追蹤每一個內生變量到將來。從事這個項目的小組，雖然在若幹年內其組成屢有變化，但從未超過十個人。
1956年，斯通的妻子費爾多拉久病之後不幸去世。四年的孤獨生活後，斯通又獲得了愛，1960年，斯通與吉爾凡娜·克羅夫特·穆來結婚。他們一起寫了兩本書，《社會會計和經濟模型(1959年)和《國民收入和支出))(1961)。後者是梅德與斯通在1944年寫的一本小書擴展後的第五版，它以後又經五版，最後一版是1977年問世的。吉爾凡娜在主編十二卷的《增長綱領》中起了大作用，它描寫直至1974年的劍橋增長模型。她還積極地參加了斯通1965年開始的社會人口學和人口會計學的工作。
開始這項工作的目的是想把教育和訓練引入增長模型。但收獲不大。後來，經合組織邀請斯通為他們的科技人員委員會準備一個這個題目的報告。此報告解釋了什麼是人口會計，實施它需要什麼樣的信息以及如何用它作為建模的基礎。報告是用英國教育係統的例子來說明的。1971年，聯合國為了發展一套社會和人口統計的綜合係統邀請斯通作顧問。他最後寫成聯合國在1975年出版的報告，題目為《走向一個社會和人口統計係統》(SSDS)。和修訂的SNA一樣，醞釀期的SSDS在全世界的解釋者是愛登諾夫。斯通在自傳中說：“我與他的長期合作，如同我和密頓·吉爾伯特在歐洲經濟合作組織，以及和阿蘭·布朗對劍橋增長項目的合作，是我生平許多愉快的工作關係之一。”
此後的十年中，斯通的興趣集中在三個題目上。第一是社會人口學。其次是在英國國民帳戶中試驗調整法，並有初步的成果問世。1942年，與大衛·香佩農及詹姆士·梅德寫了一篇論文，題為《國民收入估計的精確性》。第三是經濟增長和波動的數學仿真模型，它們的穩定性和對它們的控製顯示出某種思想。
斯通在發展國民經濟核算方法上做出了不可磨滅的突出貢獻。為了考察和分析一個國家構成的經濟單位中的無限具體和複雜的交易網絡，必須設計係統的總結和加總的方法。一個國民賬戶體係便是實現簡化和綜合的一個方法。
斯通根據J·R·希克斯提出的“社會核算”的思想，具體編製了英國的“國民經濟核算”模式。這一模式為當時英國政府有效利用戰時資源，戰勝納粹德國做出了巨大貢獻。理查·斯通對大量統計材料的係統加工的實驗令凱恩斯感動地驚呼：“我們在一個通過統計的快樂時代中。”
在開始時，斯通設計國民賬戶的思想的目標是把各個子部門的國民賬戶完全綜合，在它們之間的國民賬戶表示全部國民資源管理。一個賬戶每個收支項目必須在另一個賬戶中作為相反的項目——分別為支出和收入——重新出現。例如，一個綜合賬戶體係包括家庭收入和支出、企業部門的支出和收入、國民儲蓄和投資、政府部門的支出和收入，以及與其他國家的支付平衡。這種複式會計對許多交易提供了交叉核對統計的機會，來自不同來源的數字必須吻合。
斯通的工作很快擴大到涉及國際應用體係，而不僅用於英國。戰爭剛結束，斯通被任命為聯合國支持的國際專家組組長，編製可以推薦國際使用的標準化國民會計格式。一本初步的備忘錄已在1945年出版，其他版本接著出版，最後一次是在1968年由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發行的。所有這些備忘錄都是在斯通的指導下編寫的。
國民經濟核算體係(SNA)是當今世界通行的兩大核算體係之一，聯合國於1968年采用了它，目前世界上已有70多個國家編製了各自的國民經濟核算體係，其理論根據和模式皆來自斯通的《國民收入與支出》一書。
具體來說，國民經濟核算體係，將微觀經濟簿記原理與宏觀經濟要領和模型相結合，綜合運用統計、會計和數學方法，係統地測算某一時期內一國(地區、部門)的各經濟主體的經濟活動，包括這些活動的結果，各種重要的總量指標及有關的組成要素。它表示一國的國民經濟結構及各部門之間的聯係。該體係是建立宏觀經濟模型、進行計量分析的基礎，為製定一國的經濟發展計劃和經濟政策提供了有效的統計數據。
斯通曾在1946年獲C·B·E獎，1978年獲騎士獎。由於斯通對國民經濟核算體係的發展所做的貢獻，而獲得198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正像瑞典皇家科學院在宣布1984年獲獎人選時所評價的那樣，斯通是“一位對國民經濟核算不同體係的理論基礎及實際應用進行研究的先驅和推動者，這些形成了各國所普遍缺乏的平衡經濟分析和經濟政策運用的基礎”。今天使不同經濟部門相互聯係的平衡計算的國民經濟核算，被認為是國家資金狀況和發展模式係統報告的一個自身說明和必不可少的部分。但是，在40年代初期，以邏輯上相互聯係的國民經濟核算體係形式所作的報告和分析卻形成了一場創世紀的改革，這是新的方法論的驚人發展。斯通正是這一改革中的主要代表人物。
由於斯通在國民經濟核算體係方麵的先驅性研究和首創精神，他對經濟科學發展做出重要貢獻。自從50年代以來這些體係都取得了獨特的國際影響，而且在它們產生據以做出國民預算的預測的係統性文件的同時，是周期性和結構性分析的不可或缺的工具。
斯通於1991年12月6日在英國劍橋去世，終年78歲。
奧爾本·菲利普斯
奧爾本·威廉·豪斯戈·菲利普斯(1914—1975年)是英籍新西蘭經濟學家。1914年11月18日出生於新西蘭特雷宏加。早年曾在澳大利亞從事采礦工作；1937年前往英國，1939年作為電機工程師畢業，並在倫敦電力局工作；二戰期間曾服役，在遠東戰爭中被俘；戰後進入倫敦經濟學院學習社會學，1949年獲得文學學士學位；1952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1950年任倫敦經濟學院助理講師；1954年任副教授；1958—1967年任該校經濟科學與統計學教授；1965—1966年任麻省理工學院客座教授；1967年離開英國到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社會科學研究院擔任經濟學教授；1970年在患中風症後返回祖國新西蘭，1975年在新西蘭奧克蘭去世。
菲利普斯的代表性論文有：《1861—1957年英國的失業水平與貨幣工資率的變動率之間的關係》(1958)。其他重要論文還有：《經濟動態學中的機製模型》(1950)、《封閉經濟中的穩定政策》(1954)、《就業、通貨膨脹與增長》(1962)。
菲利普斯對經濟學的主要貢獻，是他首創了貨幣工資率的變動與失業水平之間關係的菲利普斯曲線，最先把最優控製與控製工程的技術應用到經濟計量模型，在經濟計量估算技術方麵取得了一些發展。他在1958年發表的《1861—1957年英國的失業水平與貨幣工資率的變動率之間的關係》著名論文中，運用經濟計量學的方法，根據傳統經濟學關於貨幣工資決定於勞動的供求關係的理論，列出用以表現失業率和貨幣工資率的變動率之間的函數關係的經濟計量模型：Y+a=bXc(其中，Y為工資變動率，X為失業率，a，b，c都是參數)，然後根據英國1861—1957年間的有關統計資料，利用統計學上的最小二乘法和試錯法，估算配合得出一條表示失業率與工資變動率的依存關係的曲線。他認為，假定其他事情如失業變動率都相同，則名義工資率水平的變動率即工資膨脹率是失業率水平的遞減函數。將工資膨脹率壓低到正常經驗水平所需要的失業率肯定是僅比的，也就是說，失業率與貨幣工資率之間呈此消彼長、互相替換的關係。即失業率較高時，貨幣工資的增長率較低；反之，失業率較低時，則貨幣工資增長率較高。
菲利普斯曲線通俗地反映了凱恩斯主義調節總需求的根本要求，為凱恩斯主義提供了一個非常有用的政策分析工具。二戰後，以薩繆爾森和索洛為代表的一批西方經濟學家將以菲利普斯命名的這一曲線用來說明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的關係，在西方經濟學界引起很大反響。凱恩斯主義者認為失業率與通貨膨脹之間存在相互替換的關係，因而政府可以根據菲利普斯曲線在失業與通貨膨脹之間進行權衡取舍，並以此作為製定政策的依據：可以通過實行高通貨膨脹來降低失業，或高失業來抑製通貨膨脹，但不能同時選擇低失業和低通貨膨脹。20世紀60年代，凱恩斯主義者把資本主義國家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歸結為貨幣工資的增長率超過了勞動生產率的增長；並假定：物價上漲率=貨幣工資增長率-勞動生產率增長率。這樣，由菲利普斯最初提出的這條曲線，在理論上又進一步被深化，用來表示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之間的此消彼長的關係，即失業率高的時候，貨幣工資增長較慢，通貨膨脹率就低；失業率低的時候，貨幣工資增長較快，通貨膨脹率就高。這樣，政府要降低失業，就必須付出更高的通貨膨脹率的代價，而要抑製通貨膨脹，則必須忍受更高的失業率。以弗裏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者認為，菲利普斯曲線所表示的替換關係，充其量也隻是存在於短時期內的暫時現象，在長時期內並不存在；理性預期學派則認為，菲利普斯曲線所表示的替換關係即使在短期也不存在。
菲利普斯另外還研究了動態穩定問題，討論了反應滯後及其對穩定政策的影響。他依據政策是否按照現有的錯誤、積累的偏差或目標變化的速度而發生變化，將按比例的、整體的和派生的政策區分開來。他認為，最佳的政策取決於經濟的滯後性質，並由按比例的、整體的和派生的成分混合組成。而要實現動態穩定，一個先決條件就是建立經濟計量模型。他的這一方法為後來的經濟學家在對穩定政策進行分析時所采用。菲利普斯認為，沒有建立適當的經濟計量模型，穩定的政策就難以實現。而由於經濟變量的動態關係難以精確描述和估計，因而他的研究隻是對後來經濟學家的研究起了預示作用，但這仍是他對經濟學的一項重要貢獻。
威廉·維克裏
1914年，威廉·維克裏生於加拿大，1935年獲耶魯大學理學士學位，1937年獲哥倫比亞大學文學碩士學位，1947年又獲該校哲學博士學位。自1945年起，維克裏任職於哥倫比亞大學。40年代末，他開始在學術界嶄露頭角，特別是在最優稅製結構研究領域成績斐然，漸漸脫穎而出，成為財政方麵的權威性人物。其在1949年出版的《累進稅製議程》一書成為研究財政與賦稅問題的經典之作。1964—1967年，他擔任哥倫比亞大學經濟係主任，在此期間曾任紐約市城市經濟協會會長，1967年成為加利福尼亞斯坦福行為科學高級研究中心研究員與經濟計量學會會員，1971年出任澳大利亞納施大學客座講師，1973年出任美國經濟研究局局長。1974年，他出任聯合國發展規劃預測和政策中心財政顧問，並成為美國文理研究院研究員。1979年獲芝加哥大學人文學博士，去世前任職於哥倫比亞大學麥克維卡講座政治經濟學教授。
1996年10月8日，瑞典皇家科學院決定把該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英國劍橋大學的米爾利斯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維克裏，以表彰他們“在不對稱信息下對激勵經濟理論做出的奠基性貢獻”。
不幸的是，維克裏教授在得獎三天之後，在前去開會的途中去世。他在諾貝爾獎的光環照耀中倒下了，其一生為學術研究鞠躬盡瘁，最後為其人生畫上了一個美麗的句號。
維克裏學識淵博，善於思考，具有敏銳的嗅覺，以理論的實踐性名揚經濟學界。他的理論貢獻不僅有賦稅、交通、公用事業、定價等方麵的成就，而且因其對激勵經濟理論的開創性研究而聞名於世。他早年著作中的有關激勵問題的深刻思想直至70年代才重新獲得經濟學界的重視，極大地推動了信息經濟學、激勵理論、博弈論等領域的發展。
維克裏早年的學術生涯與賦稅研究結下了不解之緣，《累進稅製議程》一書使他一舉成名。由此他參加了舒普的稅製委員會，並與舒普一起奔赴日本，建立了日本戰後稅製的基礎。維克裏認為，大多數所得稅製度規定的課稅依據中列入的資本收益指已實現的收益，其部分原因在於未實現的收益難以準確計算，如一些資本資產在收益實現以前很難確定其所有權的歸屬。對此維克裏建議應對這類應計收益按實現收益追溯征稅。同時，他還研究了累積平均資產、遺贈權繼承稅、遺產稅年終級差、未分配利潤稅收的合理化、工資收入信貸的合理化、土地價值稅等問題。
60年代，維克裏開始對拍賣等具體的市場機製進行研究。1960年，維克裏在《經濟學季刊》上發表文章，探討了公共要價與秘密投標策略。次年，他又在《金融雜誌》上發表《反投機、拍賣和競爭性密封投標》一文，討論了拍賣規則與公共要價的激勵之間的相互關係，分析了有關拍賣的私人信息、策略報價等問題。這兩篇文章是研究拍賣問題的開創性之作，為這一領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根據維克裏的觀點，標準的拍賣分為四類：
（1）英式拍賣：底價宣布後，任何遞價一旦為拍賣商認可就成為立定遞價(StandingBid)，新的報價隻有高於立定遞價方被認可，遞價終止後，拍賣物就以等於遞價金額的價格拍板成交給最後與最高的遞價競買者。
（2）荷式拍賣：初始價格確定後，拍賣商遞減喊價，直到有某位買者喊“我的”而接受這一價格為止。
（3）第一價格拍賣：即維克裏所謂的“密封”或書麵投標拍賣，其中最高價競買者以等於全額投標出價的價格得到拍賣物。
（4）第二價格拍賣：最高價競買者以等於第二高競買價的價格獲得拍賣物。
實質上，拍賣市場是一種具有明確交易規則的特殊市場，該交易規則精確地描述了市場出清價格是如何實現的。維克裏在理論中假定每個經濟行為人(拍賣商與競買者)都是自利與理性的，其在拍賣中的估價與常值密度獨立分布，任何估價與遞價均可認為是最大可能估價的一部分。然後維克裏建立了一個雙邊拍賣式契約模型。在存在多個競買者，以及每個競買者準確地知道自己的估價區間時，如果所有行為人都屬於風險中性，則在第一價格拍賣中的非合作(或納什)均衡遞價函數僅僅取決於其估價值，而非取決於有著任何估價值的經濟行為者。因而隻要給定其一估價順序，就可以得到同樣的遞價順序。如果所有的行為人都屬於風險厭惡，那麼最高估價競買者隻能是潛在的最高競買者，因為假如他的風險厭惡程度小於第二或第三高價競買者，則他的出價可能比他們低。
1962年，維克裏進一步把其理論推廣到多單位物品的差別拍賣中，並首次說明了荷式拍賣與第一價格拍賣是同構的。1976年，維克裏又把英式拍賣推進為累式拍賣，從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拍賣與投標理論，推動了經濟理論的發展：
（1）研究了密封投標拍賣問題，分析了拍賣中的共謀現象，指出在公開遞價英式拍賣中容易產生買者共謀現象，而在密封投標拍賣中，拍賣商與競買者以及拍賣商之間具有共謀的可能。
（2）對市場激勵機製與信息之間的關係進行了開拓性的探索。強調市場規則(拍賣和密封投標競爭的規則等)的製定必然要受到激勵一致性的約束，其中市場激勵是從交易者的私人信息和交易者參加或不參加交易的選擇自由中誘導出來的。
貝克爾在公用事業與運輸的最優定價理論方麵也做出了重大貢獻，研究範圍包括反應性標價、城市的擁擠情況收費、模擬期貨市場、通貨膨脹對效用調節和計價收費方法的影響等方麵。他還曾參加美國和其他國家有關城市交通路線快速運轉所需運費結構的研究工作，分析了交通擁擠現象和高峰負荷效應。他極力主張要根據交通工具使用時間的擁擠程度來定價，甚至建議采取工程學的方法來解決城市汽車使用的監控和通行稅的征稅問題。貝克爾雖然研究的多為具體的市場機製，但其研究對於人們認識更為一般的市場機製、建立市場微觀結構的一般理論具有重大的價值，諾貝爾經濟學獎也是對其理論的一種承認與肯定。
威廉·劉易斯
1915年1月23日，威廉·劉易斯出生在英屬西印度群島聖盧西亞島上一個黑人家庭裏。
劉易斯14歲讀完了中學，畢業後不得不開始工作。但在繁忙的工作之餘，他利用一切機會抓緊學習。求學的迫切心情驅使他決定參加聖盧西亞政府在英國大學設立的獎學金考試。起初他因年齡太小不能參加，直到1932年，他才取得考試資格，通過考試獲得了到英國去學習的獎學金。
在思想保守、等級分明和種族歧視嚴重的英國，一個來自附屬領地島嶼上的黑人青年，要進大學學習是有很多限製的。按照英國政府規定，黑人隻能在大學學習法律和醫學，他卻希望能學工程技術，以便將來當個工程師。他的這個願望根本無法實現。於是，劉易斯決定進倫敦經濟學院學習企業管理。他以頑強刻苦的精神認真學習每門課程。1937年，他不僅以優異成績畢業，獲得優等畢業生榮譽，而且學校還給他攻讀工業經濟學博士的獎學金。1938年，劉易斯應聘在母校任教，擔任助理講師。此後，他又到倫敦大學，被提升為講師。劉易斯繼續刻苦鑽研，於1940年獲得了博士學位。當時，聘請一個黑人青年到英國大學任教是極罕見的，劉易斯的任命曾在各大學引起了轟動。但他的才智終於戰勝了社會上的偏見，1948年，年僅33歲的劉易斯成了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的教授。他在這所大學執教十餘年，直到1958年才離開。自1959年到1962年，劉易斯先後任西印度大學的校長、副校長，為發展當地教育事業做出了很大貢獻。1963年，劉易斯移居美國，到普林斯敦大學任公共和國際事務教授、政治經濟學教授。
1948年以前，劉易斯著重研究工業經濟問題。1950年以後，開始致力於發展學的研究，於1955年寫成《經濟增長理論》一書。此外，劉易斯還研究經濟史，特別是1870年以後的經濟增長史，寫下了大量的論文。由於他所取得的成就，他被英、美等國的一些研究機構聘請為特約或名譽研究員。
劉易斯出眾的才華使他在國際上逐漸享有盛名。他不僅成為世界知名的學者，還在許多國家的政府部門和國際機構中擔任要職。除了在英國擔任過曼徹斯特物質統計協會主席外，他先後擔任過聯合國殖民地局局長、亞洲和遠東經濟委員會顧問、特別基金代理主席、不發達國家專家組成員、跨國委員會顧問等職。1957年，劉易斯還被聯合國任命為加納總理的經濟顧問。他曾積極參與創建加勒比開發銀行，擔任該行的行長，被加勒比共同市場聘請為經濟顧問。
劉易斯的經濟增長理論被稱為古典經濟增長理論。這一理論是按古典經濟學傳統，說明在勞動無限供給的條件下，由資本主義部門擴大所引起的經濟增長過程，並統一地分析了影響該過程的各種因素。
劉易斯著重研究人類行為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他認為，經濟增長取決於可利用的自然資源和人類的行為。而影響經濟增長的人類行為又分為直接原因和間接原因。他所說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麵：第一，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願望。人們的願望因國別和時間而異，但決定願望的，主要是經濟製度。要使經濟得到持續增長，經濟製度就要保證個人相應的經濟利益，為專業化和貿易發展提供機會，為人們的就業、遷移、使用資源及開展自由競爭提供條件。因此，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重要的是與經濟增長相適應的經濟製度。第二，知識的增長與運用。人類知識的增長已由無文字時期發展到現在的運用科學方法時期。發展中國家不應閉門從頭研究科學理論，而應充分利用已經發展起來的科學技術，根據自己的國情加以推廣和應用。同時，發展中國家還應大力發展自己的教育事業，培養自己的技術與管理人才。第三，經濟增長過程取決於資本的積累，而資本積累的主要來源則是靠國內的儲蓄。發展中國家必須千方百計地從各個方麵增加儲蓄，並把儲蓄變為投資。農業對發展中國家關係重大，工業化應建立在堅實的農業基礎上，工農業必須保持平衡增長。劉易斯認為，人口增長和政府的正確計劃調節對於保證經濟增長起重要作用，政府應該實行適合國情、靈活而分散的調節措施。從農業國向工業國過渡，要依靠健康的、增長的和廉價的勞動基礎，而不靠傳統的資本集約基礎。同時，他還特別重視發展中國家利用國際關係和國際貿易發展自己的經濟，強調在經濟增長過程中逐步消滅貧困，等等。
在西方經濟學界，以往的著名理論大都是以分析發達資本主義經濟為模式，從先進國利益出發的。而劉易斯是第一位比較係統地分析不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為落後國家出謀劃策的經濟學家。他的分析對於發展中國家確定發展方式，製定適合國情的經濟政策有著一定的指導意義。比如，他所提出的關於農業是工業化的基礎，發展中國家不應盲目排斥發達國家的技術，也不要盲目引進外國技術，要大力增加本國儲蓄和合理利用外資，以及經濟增長要與消滅貧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相一致等理論，都有著一定的積極意義。當然，劉易斯的經濟增長理論是以在發展中國家確立資本主義製度為前提的，有其局限性。再則，他所提出的經濟增長模型是建立在不發達國家和發達國家共存共榮、共同發展和繁榮的基礎上的，並沒有觸及發展中國家經濟長期落後的根源，沒有指出國際壟斷資本的控製和剝削，對廣大發展中國家利用國際貿易、國際資本與技術市場促進本國經濟增長的限製性。近年來，他致力於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研究，開始注意國際經濟中不平等關係對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嚴重影響。
隨著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陷入“停滯膨脹”的困境，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重要性越來越受到西方經濟學界和各國政府的重視。在這種情況下，劉易斯的經濟增長理論更加引起人們的興趣和注意。1979年，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獎金評選委員會決定把該年度的經濟學獎授給劉易斯和另一位研究不發達國家經濟問題的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舒爾茨。評選委員會認為，他們都“深切關心世界的貧窮和需要，致力於尋求擺脫不發達狀態的道路”，為各國經濟發展政策的選擇做出了貢獻。
劉易斯是第一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黑人經濟學家。他由於獲得了崇高的榮譽而備受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尊重。不少發展中國家爭相聘請他當經濟顧問，一些關於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會議也往往少不了邀他參加，而他本人也一再宣稱是代表第三世界經濟利益的。
由一個領屬地的黑人孩子成長為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家，這的確是經過了曲折、艱辛的曆程的。還在他被提升為倫敦大學講師的時候，他曾意味深長地告訴他的同事們：“我是一個受了教育的土著人，是你們最不喜歡的那種人。”這寥寥數語包含著他多麼複雜的感情啊!但不管怎麼樣，他的天資，他所取得的成就終於使他贏得了世界的公認和讚譽。
保羅·薩繆爾森
保羅·安東尼·薩繆爾森美國當代著名經濟學家，197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薩繆爾森1915年出生於美國印第安納州的加裏市。1930年考入芝加哥大學經濟係，1935年獲芝加哥大學文學學士學位。同年入哈佛大學深造，1936年和1941年先後獲哈佛大學文學碩士和哲學博士學位。1940年起在麻省理工學院任教至今。他也是許多政府機構中的顧問，曾任全國資源計劃署、戰時生產局、預算局、財政部、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聯邦儲備委員會、蘭德公司等機構的顧問。曾於1941年獲哈佛大學戴維·韋爾斯博士論文獎；1947年獲美國經濟學協會約翰·貝茨·克拉克獎；1970年獲伊利諾斯州斯威林大學榮譽獎章；1971年獲美國國家科學院艾伯特·愛因斯坦獎等；1952年任經濟計量學協會會長；1961在美國經濟學協會會長；1965—1968年任國際經濟協會會長等。
薩繆爾森的主要經濟學著作有：《經濟分析的基礎》(1947)、《經濟學》(1948年初版，後與諾德豪斯合著修訂版)、《線性規劃與經濟分析》(1958年，與索洛和多夫曼合著)、《充分就業：目標與經濟穩定》(1967年，與伯恩斯合著)、《保羅·薩繆爾森科學論文集》1—5卷(1966—1986)等。
薩繆爾森的主要理論包括“新古典綜合”分析、“顯示性偏好”理論、“乘數與加速數相互作用”理論、“要素價格均等化”理論、“薩繆爾森檢驗”方法等範疇，在提高經濟理論的科學水平方麵，比當代其他經濟學家做出了更多的貢獻。
新古典綜合分析
薩繆爾森對西方經濟學主要貢獻，集中體現在他提出的新古典綜合理論體係，即他的著作《經濟學》一書中。薩繆爾森將凱恩斯主義和新古典經濟學二者加以結合，形成了“新古典綜合”的理論體係。按照該體係，既然凱恩斯主義的政策可以把資本主義穩定於充分就業的水平，那麼新古典經濟學關於資源最有效的利用和消費者最大滿足的結論仍然是正確的。
比較靜態與動態對應分析
薩繆爾森在他的研究中采用了既包括靜態均衡分析、也包括動態過程分析的方法。薩繆爾森認為，以往的經濟理論都具有兩個共同之處，即建立均衡狀態並研究維持穩定均衡的條件。所謂均衡狀態就是經濟函數處於極大值或極小值時的狀態，而穩定均衡的條件是經濟變量一旦離開極大值或極小值時能否回到原有均衡狀態的條件。所謂比較靜態分析是探求外界參數的變化對均衡位置的影響；而動態分析則尋找經濟變量從一個均衡點移動到另一個均衡點所經曆的途徑。他認為，靜態分析必須與動態結合起來才能建立可行而有意義的經濟理論。據此，他借用物理學中的“對應原則”來實現二者的結合。即在一個模式失去均衡的情況下，經過一段時間的調節即可恢複“舊”靜態理論的一些均衡特質。
加速原理
凱恩斯在論述投資與國民收入的關係時指出，當投資增長時，國民收入的增長應該數倍於投資的增長，而倍數的大小可以用乘數來表示。由於加速原理的作用，在探求投資的增加對國民收入的影響時，必須考慮乘數和加速原理的聯合作用。薩繆爾森對乘數和加速原理的聯合作用做了係統的研究，根據乘數和加速數的各種可能的數值的配合，他得到了投資的擴大可能造成的四種不同情況：(1)國民收入逐漸擴大到預期的數值；(2)國民收入上下波動，逐漸穩定於乘數所預期的數值；(3)國民收入呈現越來越大的波動，以致無窮；(4)國民收入持續增長，最後按固定比例上升。此後，乘數與加速相結合成為較普遍被利用的分析工具，特別是在對經濟周期理論的分析中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