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赫克歇爾—俄林定理”
的補充和發展“赫克歇爾—俄林定理”宣稱，國際貿易取決於各自擁有的資源稟賦差異程度，在兩國資源相對豐富程度不同的條件下，一國出口的物品應該是在較大的程度上使用該國相對豐富的資源的物品。這一定理的正確性取決於一係列的假設條件，如：貿易國具有相同的生產函數；在有效的生產要素的價格比例下，生產不同產品的生產要素的密集程度的關係不變；生產規模改變時收益不變，而生產規模不變時收益遞減；在有效的商品的價格比例下貿易國的消費結構不變。薩繆爾森證明如果上述四個假設條件成立，那麼在完全競爭的情況下“赫克歇爾—俄林定理”在邏輯上成立。同時，他還做了進一步的發展，詳細論述了多種因素和多種商品的價格的均等化問題。被西方人士公認為“赫克歇爾—俄林—薩繆爾森定理”，被各資本主義國家認為是現代國際貿易理論的一項重要發展。
福利檢驗法
在福利經濟學方麵，薩繆爾森在這一領域各個學說的基礎上，建立了直接的新福利經濟學，為國家福利論的建立和在實際生活中的實施做出了重大貢獻。他以數學方式把個人間的可比效用加起來以形成社會福利函數。同時，將帕累托的最優化理論加以精密化，從商品組合的分配考慮並用“效用可能性曲線”予以明確表述，提出了所謂的“薩繆爾森檢驗”方法。按照該檢驗方法，要考察一種狀況依據社會福利條件是否優越於另一種狀況，必須是該種狀況的每一種商品組合的分配與另一種狀況的分配相比較時，前者至少能使一個人有利而不對任何人不利。他的論述被西方經濟學界認為是自庇古以來在福利經濟學方麵少有的理論之一。
沃爾特·羅斯托
沃爾特·羅斯托，1916年出生於紐約，20歲時獲得耶魯大學學士學位。1938年以羅茲學者身份去牛津大學學習，獲牛津大學碩士學位。1939年獲耶魯大學博士學位。1940年羅斯托在哥倫比亞大學講授經濟學和曆史，1949年執教於劍橋大學任皮特美國史教授。在1950至1961年間，他還擔任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史教授，並於1951至1961年間在麻省理工學院國際研究中心兼職。1958年羅斯托第二次到劍橋大學講學時，曾就被凱恩斯及其追隨者所忽視的經濟發展問題作了一係列演講並寫成文字。他關於“工業化過程”的演講導致了他的成名之作——《經濟增長的階段》的產生。1969年羅斯托擔任奧斯汀城的得克薩斯大學經濟學和曆史學教授，並兼任雷克斯·G·小貝克政治經濟學教授。1947—1949年間，羅斯托曾任歐洲經濟共同體執行秘書經理助理。1961—1969年，他先後擔任過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副特別助理、國務院政策計劃委員會主席和顧問、爭取進步同盟美洲洲際委員會美方委員，以及總統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羅斯托曾被授予英帝國勳章(1945)、軍功勳章(1945)和美國總統頒發的自由勳章(1969)。
羅斯托的主要著作有：《19世紀的英國經濟》(1948)、《經濟增長的過程》(1952)、《經濟成長的階段——非共產黨宣言》(1960)、《由起飛進入持續增長的經濟學》(任主編，1963)、《政治和增長階段》(1971)、《這一切是怎樣開始的：現代經濟的起源》(1975)、《世界經濟：曆史與前景》(1978)。此外，還包括《投資與大蕭條》(1938)、《貿易條件的理論與實踐》(1950)、《貿易條件的曆史分析》(1951)、《從起飛進入持續增長》(1959)等論文。
羅斯托對經濟學的主要貢獻是，他論述了一種動態非總量的生產和價格理論，其中，人口、技術以及基本商品相對價格的變化均表現為內生的變化，並且與經過各個經濟增長階段的經濟發展以及世界經濟史相適應。其對經濟學的貢獻還表現在他的《經濟成長的階段——非共產黨宣言》一書中。
《經濟成長的階段——非共產黨宣言》是羅斯托的代表作。羅斯托認為，經濟成長階段論既是一種關於經濟成長的學說，又是一種關於整個現代史的更一般性的學說。指出經濟成長不是簡單的經濟過程，同時包含著政治、社會組織和文化等方麵的發展和變化。他把經濟成長劃分為五個階段：傳統社會；為起飛創造先決條件的階段；起飛階段；成熟階段；高消費時代。同時他還較詳細地分析了每個階段的社會經濟特征，以及各個階段之間的相互關係。
羅斯托的經濟思想受到德國曆史學派、美國製度學派、凱恩斯經濟學說和熊彼特創新理論的影響。其經濟成長階段的理論也同樣帶有上述各學派的思想痕跡。
傳統社會
羅斯托把近代科學技術產生以前的社會泛稱為“傳統社會”。認為傳統社會的主要特征是技術長期停滯和緩慢的變革。由於生產力的限製，社會不得不把很大一部分力量用於農業，由此又使家族和民族關係在社會組織中起很大作用。這種社會的信念體係一般是以“宿命論”為核心的，而政治力量則操縱在擁有或控製土地的人手中。羅斯托列舉了古代埃及文明、地中海文明、王朝時代的中國、中世紀歐洲等典型傳統社會。認為今天的亞洲、非洲、中南美洲等的一些不發達地區，仍處在傳統社會階段。
為起飛創造前提條件的階段
這一階段是從“傳統社會”向“起飛階段”過渡的階段。是人類社會進入工業化的前奏。在這一階段中，農業已有一定的增長，可以提供較多的食品以養活城市人口，為工業發展提供了更廣闊的市場，並把農業剩餘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供工業部門之用；交通運輸事業也有了一定的發展。在政治上建立了一個有效的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出現了為獲得利潤或實現現代化而甘冒風險的企業家。
這個階段大體相當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原始積累階段。羅斯托還列舉了三種不同的具備起飛先決條件的實例。
起飛階段
羅斯托認為這一階段是經濟成長序列的一個關鍵性的階段，相當於資本主義的產業革命時期。在起飛階段，有效儲蓄和投資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從5％提高到10％以上。建立了能迅速吸收新技術，並使之擴散到經濟中去的主導部門，形成了一個有眼光、有能力經營現代企業的企業家階層。農業生產力也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羅斯托還根據投資率占國民收入的比重這一指標，推算了具有代表性的幾個國家的起飛期。
成熟階段
經濟起飛以後，要經過一段相當長的、雖有波動但仍持續前進的時期，即成熟階段。在這一階段，處於正常條件下的經濟力量把現代技術推廣到經濟活動的全部領域中去，並能生產各種工業品。重工業成為國民經濟的主導部門，有了各種形式的聯合(壟斷組織)。這一階段大體相當於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的階段，即工業化完成階段。
高額群眾消費階段
羅斯托認為，當一個社會在技術上達到成熟階段或者進入成熟階段以後，主要注意力將從供給方麵轉到需求方麵，從生產問題轉到消費和福利問題。這時社會已進入一個高度發達的工業社會，一般居民家庭對耐用消費品的購買保證了經濟的持續增長，主導部門已轉移到以汽車工業為代表的“消費品和服務方麵”。具有專業知識的經理階層成了新的“中心人物”。
追求生活質量階段
在《經濟成長階段》一書中，羅斯托並沒有明確提出這一階段，隻是強調高額群眾消費階段並沒有達到頂點。直到20世紀70年代，他才在另一本著作中將經濟成長的第六個階段命名為“追求生活質量階段”，並將這一階段視為社會發展過程中繼起飛階段之後的又一次關鍵性“突變”。
羅斯托認為，在高額消費階段，由於汽車工業的迅速發展和汽車的大量使用，出現了環境汙染、城市人口過多、交通擁擠等諸多問題。這使得人們向往優美的環境、新鮮的空氣、舒適的生活以及精神方麵的享受。這時社會就進入了追求生活質量的階段。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
在這一最高階段，人類社會不再以生產有形產品為主，轉而生產無形產品，即以提高服務為主。主導部門是為提高生活質量服務的部門，如服務業、環保業、旅遊業、教育業等。
赫爾伯特·西蒙
1916年6月15日，赫爾伯特·西蒙出生在美國威斯康星州的米爾沃基。他20歲時畢業於芝加哥大學，獲得文學學士學位。七年後，在伊利諾斯州技術學院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並在該校擔任助理教授和教授。他的愛好和學識是多方麵的。他走過許多地方，還在多種學術組織中擔任職務。他教過政治學、社會學、行政管理學、心理學、情報信息學、行為科學、計算機科學，等等。除諾貝爾經濟學獎外，他還榮膺過美國的心理學卓越貢獻獎和計算機科學獎。
那麼，他必定是一位一般人望塵莫及的天才了。西蒙自己並不這樣認為。他提出，對於有一定基礎的人來說，隻要他肯認真地下功夫，在六個月內就可以掌握任何一門學問；每個立誌成才者，經過十年時間的努力，都有可能達到“大師”的水平。
西蒙是一位嚴肅的學者，他這樣說並不是誇誇其談。他的立論，依據的是實驗心理學有關的記憶研究成果。心理學研究表明，一個人一分鍾到一分半鍾可以記憶一個信息，心理學稱之為“塊”。我們的漢語詞彙和成語，就是這樣一些“塊”。有人對任何一門學問所包含的信息量作過統計，估量每門學問所包含的信息量約為5萬“塊”。任何人隻要掌握了這些信息，都可能在某一專門領域內成為專家。一分鍾記憶1個“塊”，5萬“塊”大約需要1000小時，以每星期工作40小時計算，要掌握一門學問約需六個月功夫。作為計算機專家，西蒙提出每一個論點，都輔之以精確的量度。六個月或十年雖不能使每個人都能成為像西蒙一樣博學的人物，但他所主張的“天才出自勤奮”的觀點，看來是不容置疑的。
盡管人們還是把西蒙叫做社會科學家，但他創立的決策理論已經在經濟學領域中為他贏得了榮譽，美國經濟學會1973年接受他為該會的榮譽會員。所以，他是美國的一位著名經濟學家。
瑞典皇家科學院指出：“就經濟學家最廣泛的意義來說，他首先是並且突出地是一個經濟學家。”在經濟學領域，西蒙的突出成就就是建立了現代企業決策理論。
決策雖然自古有之，按照資產階級古典經濟理論，每家公司都是一架榨取利潤活動的自動機，每個企業在決策時，所考慮的問題隻應該是如何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潤。但西蒙的決策理論與此有較大差別。他認為，企業在製定計劃和對策時，不能隻考慮“攫取利潤”這一目標，必須統籌兼顧，瞻前顧後，爭取若幹個相互矛盾的目標一同實現。其決策理論以“有限度的合理性”而不是“最大限度的利潤”為前提，應用“符合要求”的原則。這一理論的典型例子有“分享市場”、“適當利潤”、“公平價格”。在決策方式上，他主張群體決策。群體參加決策的優點是，群體成員不會同時犯同樣的錯誤，可以避免決策的失誤。群體參加決策可將問題分成若幹部分，分別交給專家處理，從而加速問題的解決和提高解決的質量。
決策過程，可分為程序化決策和非程序化決策來說明。日常的活動往往是重複出現的，經過一段時間的經驗積累，知道如何尋找並選擇符合要求的措施，就會發展成一套程序化的辦法，遇到重複出現的情況，就按既定的程序、步驟行動。這是程序化決策。還有一些問題，用正常程序是不能解決的，應修正或者產生新的程度，以此來解決。這就是非程序化決策。這類決策的過程包含全部決策的過程，從判定問題、確定目標開始，然後尋找為達到目標可選擇的各種方案，比較評價這些方案，在這些方案中進行選擇，並做出決定，在執行決定中進行核查和控製，以保證實現預定的目標。
瑞典皇家科學院認為，西蒙有關組織決策的理論和意見，應用到現代企業和公共管理所采用的規劃設計、預算編製和控製等係統中及其技術方麵，效果良好。這種理論已成功地解釋或預示如公司內部信息和決策的分配、有限競爭情況下的調整、選擇各類有價證券投資和對外投資投放國家選擇等多種活動。現代企業經濟學和管理研究大部分建築在西蒙的思想之上。因此，1978年，由於他“對經濟組織內的決策程序所進行的開刨性研究”，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西蒙的主要著作有：《行政管理行為》(1945)、《人類模型》(1957)、《組織》(1958)、《管理決策的新科學》(1960)、《發明的模型》(1977)、《思想模型》(1979)。
詹姆斯·托賓
1918年3月5日，詹姆斯·托賓生於美國的伊利諾斯州的香檳市。
1935年9月，托賓第一次離開父母乘火車到哈佛大學深造。四年後，托賓獲得哈佛學士學位。他的畢業論文成績優異，已顯示出他今後從事經濟學研究的潛在的智慧與才能。
接下去的兩年，托賓在哈佛念研究生。哈佛的這六年的生活經曆，對托賓一生來說是具有深遠的影響。
1941年，托賓離開哈佛，到華盛頓的一個新成立的物價局和戰時生產局工作。珍珠港事件後，托賓應征入伍。他加入海軍後備隊，並在哥倫比亞大學集體宿舍花90天學習做一名海軍軍官。
在1942—1946年的頭兩年裏，托賓在驅逐艦基阿尼號上當一名戰鬥軍官，以後當炮兵軍官，然後當領航員和副指揮官。他們的船大多數從事在大西洋和地中海護航以及其他反潛艇任務，但是也參加了攻占北非和法國南部以及意大利的戰役。
戰爭剛一結束，托賓原本有機會回華盛頓的，但是，哈佛經濟係主任哈羅德·H·布班克及時來信，指明他的前途是在學術界，於是托賓馬上返回哈佛大學繼續完成他的博士論文。為此，他一生感謝布班克教授。
哈佛的經濟學黃金時代延伸到戰後這些年代，這時幾批有才能和成熟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師彙合在一起。托賓利用他的副研究員薪金補習他在戰時失去接觸的經濟學，特別是經濟計量學，並參加寫作一本社會學——經濟學的書，即《美國商業信條》，並且寫一些宏觀經濟學，統計需求分析和配給理論的論文。其中有些工作是1949—1959年在英國理查·斯通的劍橋應用經濟學係做的。在劍橋，托賓與亨德裏·郝塞克和密海爾·法來爾就有關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並因之而受益匪淺。
這個時期，哈佛已擁有了一批素質極佳的優秀人才，研究員會裏出了若幹諾貝爾獎金獲得者，與托賓同年獲獎的就有四位。他們營造了一個特殊的學習環境。
獲得了博士學位以後，托賓將成為他這一代人中具有領先地位的經濟學家這一點，在他周圍的人看來是顯而易見的。耶魯大學很快認識到他的才幹，並向他發出了比哈佛大學更為熱情的邀請。當由托賓組織的經濟係使耶魯大學在經濟學方麵享有盛名的時候，也就是他對耶魯大學最初知遇之恩的報答。托賓在這時轉到耶魯大學的關鍵因素，是考爾斯委員會遷到了這裏。原來設在芝加哥大學的考爾斯經濟研究委員會，是戰後數理經濟學和經濟計量學的學術研究中心。曾在該會工作過的人包括肯尼思·阿羅、赫伯特·西蒙和勞倫斯·萊因。從1955至1961年和從1964年至1965年，托賓是耶魯基金會的主任。
從50年代後期開始，托賓寫了許多關於當時經濟問題的文章，讀者是普通市民，而不隻是經濟界人士。這些文章編成一本集子《國民經濟政策》，於1966年出版。托賓在60年代初是肯尼迪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的委員。當托賓接到肯尼迪總統要他參加經濟谘詢委員會的邀請時，他很猶豫並回答說：自己是一個象牙塔裏的經濟學家。但是，肯尼迪總統堅持自己的意見，並說自己也是個象牙塔裏的總統。這樣托賓於1961—1962年成為肯尼迪總統智囊團的成員。這個智囊團包括華爾特·海勒主席、柯密特·戈登，還有奧昆、索洛和阿羅。這個集體的工作成果體現在1962年的《經濟報告》中。
他們的意見在很大程度上被政府接受，並於1965年末在經濟運行中基本實現了宏觀經濟目標。但是，隨後的越南戰爭與70年代的滯脹使他們的努力付諸東流。托賓在1971年獲得了人稱“小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約翰·貝茨·克拉克獎。
托賓是美國著名經濟學者、計量經濟學家、後凱恩斯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與薩繆爾遜等人捍衛、發展了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使凱恩斯的總需求管理政策係統化、具體化，並與新古典經濟學相結合。
托賓的成就涉及寬廣的經濟研究領域。他對如此不同的領域如經濟計量方法和嚴格數學化的風險理論、家庭和企業行為理論、一般宏觀理論和經濟政策應用分析，做出了很大貢獻。他的最顯著的和最有意義的貢獻在於金融市場及其與消費和投資決策、生產、就業和物價的關係的理論，為此他被授予198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托賓最主要的貢獻在於以下兩個方麵：
一是提出不確定條件下的各種資產選擇理論，即投資者在權衡比較各種資產的預期報酬率、風險程度及資產靈活性基礎上，怎樣選擇其資產組合的投資決策理論。這種理論稱為證券箱選擇理論，他是其最重要的創始人之一。托賓把這些思想發展為一種金融和實物資產的全部均衡理論，並且分析了金融和實物市場之間的相互作用。這種分析的一個重要部分是研究把金融市場上的變化傳送到家庭和企業的支出決策的傳送機製。這個經濟研究中的傳統問題以前從未有人進行過令人滿意的和結論性的工作。托賓的研究成為中心經濟理論中實物和金融狀況的結合方麵的一次重大突破。
證券箱選擇理論被用來研究家庭和企業保有各種實物和金融資產並同時發生債務的決策。托賓闡述了這些決策是怎樣受風險和期望報酬率的權衡支配的。托賓的分析不同於這個領域中的其他理論家，他並不僅僅限於貨幣，而考慮全部資產和債務範圍。
對證券箱選擇理論有貢獻的其他經濟學家主要從事於指出合理投資決策的規則。托賓的目標在於提供一個基礎，以便理解人們在取得各種資產和發生債務時，其實際行為是怎樣的，其直接成果是金融市場和經濟中的各種流量的描述和分析。托賓的雄心是要找出以前分析從金融到實物市場的衝擊中缺乏的一些重要因素。
二是關於金融市場與實物市場之間的傳導機製理論，即金融市場變化對消費者和廠商的支出，進而對生產、就業和物價的影響。
托賓強調金融事件對實物資產的需求，即投資和消費者需求的影響。這方麵，他研究了兩個基本問題。第一個問題是貨幣和財政政策措施，例如稅率的變化或中央銀行買賣政府公債和國庫券，是如何影響國民收入的——“傳送機製”。第二個問題研究貨幣和財政政策措施帶來的名義國民收入的變化將如何分布在生產量和價格水平的變化之中。為了回答後一問題，托賓注意到工資形成問題。由於短期中工資不易變動，商品和勞動市場上的需求變化導致就業變動而不是價格水平和膨脹率的變化。工資不易變化也使家庭和企業在實踐中和在短期內難以按照新信息調整他們的計劃。這是托賓尖銳批判“合理期望”理論的原因。這種理論以上述調整的可能性為基礎，在經濟政策辯論中占有重要地位。
由於研究了各種各樣的資產和債務，托賓的傳送機理分析與其他人研究類似問題的研究比較，擴大了金融市場和實際支出決策之間的接觸渠道。按照托賓的理論，不是通過一個“一般”利息率水平或以某種方式定義的貨幣存量，而是通過整個金融結構發生影響。他也考慮了不同的製度條件。早期研究者忽視的最重要問題之一是金融係統並非主要由銀行組成，而是由許多不同單位組成的。
由於指出了金融和實物現象之間的接觸渠道，托賓從理論上和經驗上闡明了金融資產實際價值的變化對消費量的影響。特別重要的一點是影響企業實際投資的各種因素的分析。托賓成功地重新寫出了一個早期的假設，這些投資強烈地受現有實物資本的市價和取得相應的新生產的實物資本的成本之間的關係影響。當取得新實物資本的成本是給定的或上升的時候，如果股票價格之類的現有實物資本的價格下降，則投資被抵消。這個關係被若幹國家中最近的發展所證實。
托賓認為貨幣和財政政策在短期中主要影響產量和就業，次要影響物價，因此政府必須而且能夠幹預經濟。托賓根據他對金融係統和傳送機製的研究，對近幾十年中經濟狀況和穩定政策進行了徹底分析。實踐證明，托賓的證券箱選擇理論和金融市場分析，在他構思這一理論時即或在沒有設想到的領域中也大有用武之地，這個事實提高了他的理論的重要性。此外，托賓還提出“滯脹”的結構性解釋，以及對付滯脹的微觀經濟政策。他還把貨幣和通貨膨脹納入經濟增長理論。他在經濟計量分析方法上也有很高的造詣，在研究各種問題時，總以理論指導實證，又以實證支持理論。
托賓對分析金融市場和金融與實物現象之間的傳送機理的創造性成果，啟發了70年代中對貨幣政策效果、政府預算赤字和一般穩定政策的影響的研究。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托賓的研究為基礎的。托賓的貢獻在今後很長時間內仍將繼續有助於經濟研究。今天，很少有經濟學家能說是贏得了這麼多的追隨者或對當代研究工作有如此影響。
總的說來，托賓在經濟研究方麵有兩個功績：第一個功績就是根據金融理論和資產選擇理論奠定了微觀經濟學的基礎；第二個功績就是他把貨幣引入新古典學派的經濟成長模型中去。早在197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列昂惕夫，就稱讚托賓是凱恩斯模式現代理論中的傑出代表。瑞典皇家科學院也正是鑒於托賓在經濟學理論(諸如投資組合選擇理論為人們提供了怎樣組合其資產的理論原則)上成績卓著，因而於1981年授予他諾貝爾經濟學獎。
此外，托賓在宏觀經濟理論、經濟計量學、宏觀經濟模型，以及宏觀經濟政策方麵都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他還參與了60年代初美國政府充分就業政策的製定，主張用赤字財政和擴張性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增長，並對這種政策及其相關的理論做出了論述。70年代以後，托賓用勞動力市場的不完善性和工資推進的通貨膨脹理論來解釋滯脹問題，認為勞動力市場上的結構性失業和工資增加引起的通貨膨脹是形成滯脹的根源。托賓的理論與政策主張在當代西方經濟中有重要的影響，這正是他在1981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金的原因。
費蘭克·莫迪利阿尼
1918年6月18日，費蘭克·莫迪利阿尼出生在意大利羅馬的一個猶太家庭裏，17歲時提前兩年進入羅馬大學。第二年，他參加了由學生團體利特瑞裏組織的經濟學上有關價格控製問題的全國大學生論文比賽。這篇論文獲得了一等獎。
除了獲獎之外，莫迪利阿尼還得到了更有價值的東西，即確定了研究經濟學的方向。評定莫迪利阿尼獲獎的評議員們忠告他，如果他潛心於這個領域，他將會成為一個優秀的經濟學家。1936年6月，獲得了羅馬大學法學博士學位。
不久，鑒於歐洲行將陷入一場浴血戰爭，莫迪利阿尼與妻子便向美國申請移民簽證，並於1939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前幾天抵達美國紐約。
戰爭使他們感到在美國的居留將是長久的。於是，他立即開始考慮如何最好地謀求在經濟學方麵的事業。他的運氣不錯，得到了紐約新社會研究學院的獎學金。這樣，從1939年秋起連續三年，他每天白天販賣歐洲書籍，晚上6點到10點學習。他努力工作，一方麵要維持家居生活所需，因為他們馬上就要有第一個孩子；另一方麵，專注於他所熱愛的經濟學。
馬爾沙克還曾邀請莫迪利阿尼參加1940年末1941年初在紐約舉辦的一個非正式討論班，參加的成員有A·瓦爾德，T·庫普曼斯和O·蘭格等，這個經曆為他日後的發展提供了經驗。
1941年，馬爾沙克離開新學院前往芝加哥大學，莫迪利阿尼的正試訓練便告終止。1942年，在莫迪利阿尼還是一個研究生時，馬爾沙克幫助他在新澤西婦女學院謀得第一個教學職位。這項工作使莫迪利阿尼擁有了集中精力於他的研究所需要的經濟保證。
1944年，新社會研究學院授予莫迪利阿尼社會科學博士學位。同一年，莫迪利阿尼的第一篇論文《利息和貨幣的流動性偏好理論》在有影響的《經濟計量學》雜誌上發表，該文基本上是他的博士論文的精髓。這篇論文在把當時被一般人認為是同過去完全決裂的凱恩斯的“革命”和古典經濟學的主流統一起來。1944年，這篇論文為學術界廣泛接受，並很快成為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經典文獻。
1942年，莫迪利阿尼擔任哥倫比亞大學當時的一個住讀學院——巴爾德學院的經濟學和統計學講師。這使莫迪利阿尼有機會體驗一個美國學院校園的獨特生活品質，特別是同那些第一流學生建立親密關係。1944年，莫迪利阿尼以高級講師的身份回到新學院，並在紐約世界事務研究所擔任副研究員，和漢斯·納爾一起負責一個研究項目。這項研究的結果最後發表在《國民收入與國際貿易》上。在這一期間，莫迪利阿尼還寫出他對儲蓄研究的第一篇文獻，後來以杜森貝——莫迪利阿尼假說而聞名。
1946年，莫迪利阿尼申請美國國籍得到批準，而成為美國公民，1948年秋，莫迪利阿尼榮獲聲譽很高的芝加哥大學政治經濟學獎學金，並受聘為當時居於領導地位的經濟研究委員會的研究顧問，於是離開紐約。到芝加哥不久，他又接受了伊利諾斯大學的一個令人向往的職位：“期望與商業波動”研究計劃主任。不過，在1949—1950年的整個學年裏，他一直留在芝加哥，得以參加考爾斯委員會的工作而獲益匪淺。一年以後，他提升為伊利諾斯大學的教授，在那兒，他一直工作到1952年調到卡內基技術學院為止。但是，莫迪利阿尼繼續與考爾斯委員會聯係直到1954年。到那時，他通過幾篇開拓性的論文和一本叫《國民收入和國際貿易》(1953)的書，確立了他作為經濟學家的地位。這本書試圖描述一個開放經濟中凱恩斯主義的經濟計量理論，並且回答了60個行為問題。作者也利用時間序列數據艱難地計算了這個模型的參數。這是早期的經濟計量學著作之一。
1955年開始，莫迪利阿尼成為卡內基技術學院經濟學和工業管理係的一員，他像該學院的許多同事一樣，越來越把興趣集中到研究有關企業經濟學這個領域。他在卡內基任職，直至1960年為止。這個時期是富有成果的。1957—1958年期間，莫迪利阿尼是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客座教授，同時，他撰寫了有關企業財政理論的傑作。這時，他與默頓·米勒合作發表了《資本值、企業財政和投資理論》，載於《美國經濟評論》(1958年)。文中提出的理論是如此新穎理論的支柱之一。
1960年，莫迪利阿尼成為馬薩諸塞理工學院的訪問教授，以後，除了抽出一年的時間去西北大學外，一直到現在他都呆在那裏。在這個絕無僅有的學院和它的舉世無雙的同僚的支持下，莫迪利阿尼繼續發展他早先對宏觀經濟學的興趣，包括對貨幣主義者立場的批評，金融機製的歸納以及生命周期假說的經驗檢驗。他還把他的興趣引向新的園地，如國際財政和國際支付係統、通貨膨脹的後果和治理、有廣泛指標的開放經濟的穩定政策，以及引向財政的各個領域，諸如信貸配給、利息率的期限結構和投機性資產的評估。
20世紀60年代末，莫迪利阿尼主持設計一個大型的美國經濟模式，即由聯邦儲備銀行資助的並且至今仍由它來使用的MPS模式(M指馬薩諸塞理工學院，P指賓夕法尼亞大學，S指社會科學研究會）。他既有意大利人的熱情，又有美國人的隨和，是一個討人喜歡的講演者和優秀講師。雖然他的著作主要是關於美國經濟的，但是他一直關心著他的祖國，曾用意大利文寫過許多關於意大利經濟的論文。
莫迪利阿尼“因為在家庭儲蓄和公司資金籌集活動方麵的創造性研究”，獲得1985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
莫迪利阿尼在經濟學上最主要的貢獻是，在50年代與美國經濟學家R·布倫伯格(RichardBrumberg)和A·安東(AlbertAndo）共同提出了消費函數理論中的生命周期假說。這一假說以消費者行為理論為基礎，提出人的消費是為了一生的效用最大化。這也就是說，人是具有理性的，為了在一生中有比較穩定的生活水平，並使一生的總效用達到最大，就不能根據現期收入的絕對水平來決定自己的消費支出，而是要根據一生所能得到的收入與財產來決定各個時期的消費支出。因此，人們會把他們當前和未來預期所能得到的全部收入和財產按一定比例分配到一生的各個時期。在每個人生命的不同時期，消費支出與收入水平有不同的關係。在工作時期，收入大於消費；在退休之後，收入小於消費。從整個社會來看，收入與消費的關係是穩定的。這一假說是對凱恩斯絕對收入假說的重要發展。它已被統計資料所證明，並被廣泛接受。莫迪利阿尼的另一個貢獻是，與美國經濟學家M·米勒(MertonM·Hiller)共同提出了公司資本成本定理，即“莫迪利阿尼—米勒定理”。這一定理提出了在不確定條件下分析資本結構和資本成本之間關係的新見解，並在此基礎上發展了投資決策理論。這一定理的基本內容是，在存在不確定性和風險的條件下，資本成本是資本預期收益的資本市場價值之比。公司資本分為股權資本和借入資本。由此得出，企業隻有在投資的收益大於或等於資本的成本時才會投資。決定投資的不是利率水平，而是資本成本。是增加股權資本，還是增加借入資本並不影響資本成本，也就不影響投資決策，這一理論對國家從宏觀上調節投資與企業投資決策都具有指導意義，已成為現代公司財務理論的基礎。
根據1936年凱恩斯提出的“心理學定律”，當人們收入增加時，他們的儲蓄將增加。因此，凱恩斯認為，在一經濟增長時期中，總量儲蓄所占的國民收入的份額穩定上升。
這個負有盛名的定律在不同收入人群的儲蓄的經驗觀測數據中找到了根據並為他同時代的人所普遍接受。但是，1942年，西蒙·庫茲涅茨指出，凱恩斯理論和統計數據相矛盾：在美國盡管個人收入有很大的增長，但國民收入中的儲蓄份額並無長期的繁榮現象。這個矛盾被認為是一個悖論，不久就成了許多經濟學家研究的對象。其中的一項研究成果，發表在1954年，就是莫迪利阿尼和他的學生理查德·布倫伯格提出的一種嶄新的家庭儲蓄理論：生命周期假說。
該理論發展了凱恩斯絕對收入的消費理論，為估計不同類型的退休年金製度的作用提供了準則。瑞典皇家科學院指出：這一理論“在分析各種不同類型的退休年金製度的作用時，已成為一種有效的工具”，並稱讚它是對“經濟學的一大貢獻”。
生命周期假說來自一個簡單的道理。人們一般將可用於消費的財富在一生中平均使用，他們在有賺錢能力的年代裏積累足夠多的錢，以在退休後能繼續保持同樣的消費水平。而此假說通過嚴格的數學形式推出許多與凱恩斯迥然不同的結論。如，一個人的儲蓄不僅決定於他的收入，還決定於他的財富，他所期望的未來收入和他的年齡。此假說也對凱恩斯—庫斯涅茨悖論提出了一種可能的合理解釋。
生命周期假說原本是對個人而言的一種儲蓄行為理論，但後來，莫迪利阿尼將其擴展到關於總量家庭儲蓄中。這個理論概括起來應該包括以下幾個方麵：一、儲蓄並不是如先前理論所說的那樣由家庭收入水平來決定，而是由收入水平的增加速度來決定。二、儲蓄兼受人口增長率和人口的年齡結構的影響。三、儲蓄既然受總量財富的影響，因此也受作為資本化要素的利息率的影響。四、一個自主支出增加的乘數效應接近於邊際賦稅率的倒數值。
莫迪利阿尼的另一貢獻是闡明了在不確定條件下公司及資本成本的定理，即莫迪利阿尼—米勒定理。它的中心內容是：假定金融市場在完善地運行並處在均衡狀態之中，那麼一個公司的市場價值——定義為它的股本和它的負債的市場價值總和——同它的債務大小和結構無關，在這種情況下，資本的平均費用也同債務無關。另外，在投資政策給定的情況下，一個公司的價值同它的紅利政策無關。
詹姆斯·布坎南
詹姆斯·布坎南1919年10月2日生於美國田納西州的穆爾弗裏鮑爾。祖父是田納西州的人民黨領袖。他1940年畢業於田納西州師範學院，獲理學學士學位。並在田納西大學完成了一年的研究生課程，1941年獲文學碩士學位。如果不是1941年應征加入海軍，他將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統計學。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在美國海軍服役五年，經曆了太平洋的幾次戰役。退役後，1945年，他進入紐約的政府官員培訓學校，因感到無法忍受東部人對外來人根深蒂固的歧視而退學。此後，他沒有去哥倫比亞大學而在芝加哥大學入學。1948年，他在芝加哥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
1956年以前，他在田納西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英國劍橋大學、倫敦經濟學院等校任教。現任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教授。
奈特與威克塞爾被認為是布坎南的啟蒙導師，他們兩人的肖像一直掛在布坎南的辦公室裏。奈特為布坎南的許多著作提供了思想體係框架，而威克塞爾則提供了具體的思想。
1949年，布坎南接受田納西大學的聘請，成為該校的教授，並開始了他的學術生涯。1955至1956年，布坎南靠富布賴特獎學金在意大利進行了為期一年的研究，受到了歐洲財政學派的影響，使他進一步堅定了關於政府不是一種理想的製度的觀念。
從意大利回國後，1956年至1968年，布坎南在弗吉尼亞大學任麥金太爾講座經濟學教授，他與W·納特建立了研究政治經濟學和社會哲學的托馬斯·傑斐遜中心，並於1958至1969年擔任該中心主任，在此期間逐步奠定了公共選擇理論的基礎。
根據在意大利研究期間從閱讀馬弗奧·龐塔雷尼等人的著作中形成的思想，布坎南開始寫他的第一部獨立完成的專著《公債的公共原理》(1958)。這本書出版後引起了很大的爭論，因為它攻擊了布坎南稱為支持“庸俗理論”的“新正統觀念”。爭論圍繞著誰來承受國內公債的主要負擔。新正統派認為，國內公債的出現並不會構成對以後幾代人的負擔，債務的償還僅僅是從納稅人轉移到債務持有者身上。而布坎南堅持的世俗觀點是，未來的公民要承受政府支付給債券持有者的利息所不能補償的負擔。布坎南在1986年又進一步捍衛了這種立場，認為“國家經濟不能由此獲得好處或蒙受損失。在戰爭時期製造槍炮而‘耗費’資源的事實並沒有告訴我們誰和什麼時候應該為這些槍炮負擔費用”。曾引起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注意的宏觀總量綜合，被認為是值得懷疑的。
1962年，他發表了公共選擇理論的奠基著作——《讚同的計算》(與戈登·塔洛克合著)，並與塔洛克一起創建了公共選擇學會和出版了名為《公共選擇》的雜誌。該學會如今已有會員1500人。自1963年起布坎南擔任美國南部經濟學會主席。
1968年至1969年，布坎南在洛杉磯的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任教。1969年以後，布坎南在弗吉尼亞理工學院任教，與塔洛克一起創建和領導了公共選擇研究中心。1982年他隨該研究中心遷到弗吉尼亞的喬治·梅森大學，任該校經濟學教授。
布坎南現在是該中心主任並冠有霍爾伯特·L·哈裏斯大學教授稱號。布坎南曾獲得兩個榮譽博士頭銜，一個是梅森大學於1982年授予於的，另一個是澤裏奇大學1984年授予的。自1976年以來，他還是美國企業研究所的名譽學者和美國科學藝術研究院院士。1983年，他成為美國經濟協會的有突出貢獻會員。1983—1984年擔任了美國北部經濟協會的會長，1984—1986年，擔任了M·T·皮萊林協會的會長。他在1971年還擔任過美國經濟協會副會長的職務。
正像他的著作遭到爭議一樣，世人對布坎南本人也是眾說不一。由於婚姻問題和無兒無女，他被一些同事描繪為一個刻板而冷漠的人。而且，他講話時從未全部丟掉過拖長腔的南方口音。他們說，他對學生進行恐嚇；他似乎努力表明，自己處於領先地位。另有一些人則認為，布坎南是一個很有鼓動性的人物，他有充沛的精力，對不同觀點的人給予鼓勵，並提高他周圍人的工作水平。
雖然這樣，布坎南還是贏得了許多優秀同行們的讚揚，他的觀點影響了學術和政治兩個領域。經濟學家現在必須考慮：市場的失誤是否可以被一個不完善的政府糾正?政治家和官僚是否將被激勵產生積極的反響?被政府“治病”將比得病更糟糕嗎?政治家們越來越多地用公共選擇理論去說明政府官員的行為。從政治角度講，趨向於放鬆控製和趨向於平衡預算運動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得益於J·M·布坎南的不懈努力。
布坎南“因為在公共選擇理論方麵做出了卓越的貢獻”，獲得198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瑞典皇家科學院肯定了他的“經濟與政治決策理論是對契約與製度基礎的發展”。這樣，皇家科學院承認了以“公共選擇理論”而聞名的一個正在發展的多科性思想流派。這個將經濟學與政治學結合在一起的理論，把傳統經濟學家們常常用來闡述私人部門的基本經濟原理——個體決策者的利己原則——應用於公共部門。然而，假定私人個體采用利己原則促成了更大的利益，而部分選舉出的官員和官僚們出於同樣的動機卻會引起有害的社會影響。因此，為了改善政府的職能，布坎南進一步發展了一種製度理論，這種理論強調規則對產生令人滿意或不令人滿意的經濟政策的重要性。
布坎南將分析市場行為的經濟分析工具應用於政治學，解釋政治決策人的行為和公共決策的過程及其反過來對經濟的影響。布坎南認為，人們在交換中追求自身利益的規則也同樣適用於政治領域。政治家和政黨並非通常假定的那樣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而是有私利的個人和團體，他們本能地追求權力地位、選票和預算撥款，其結果必然導致財政赤字的永久化。要消除這些弊端，僅向政治家提出忠告是無用的，而必須從根本上改變政治活動的規則，通過立法來限製政府創造財政赤字、濫發貨幣的權力，更多地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在經濟政策上，布坎南主張製定平衡預算法案，統一稅製，廢除美國聯邦儲備係統製定貨幣政策的權力等。他反對凱恩斯主義，認為它助長了不負責任的浪費行為，導致龐大的公共部門赤字，並使赤字合法化和長久化。布坎南的獨到之處在於他打破了經濟與政治、法律之間的界線，將它們融為一體，恢複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傳統。他促使人們考慮從政治角度解決經濟問題，填補了政治經濟學的缺口。他對政府行為的分析也很有價值，破除了人們對政府及政治家的迷信。
若要對布坎南的學術成就做出正確的評價，就要對經濟學曆史做一個簡要的回顧。本世紀30年代以前，傳統經濟學描繪了一個完全競爭、市場製度能自動使社會資源達到最優配置的完美世界，但是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特別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世界性大危機，打破了傳統經濟學的市場無所不能的美妙幻覺，使人們普遍認識到市場製度的缺陷。1936年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發表標誌了西方經濟理論的一次革命，即由崇尚自由放任轉向崇尚政府幹預。時至今日，把政府視為市場製度的合理調節者和幹預者已成為主流經濟學家們的信條。同時主流政治學家們也認為民主政府通過利益集團的競爭而能合理反映社會的意誌。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政府在西方社會的作用大大增強了。
隨著政府對市場幹預的增強，政府幹預的局限性和缺陷也日益顯露出來，政府財政赤字與日俱增，且不可避免，大量政府開支落入特殊利益集團的私囊，政府的社會福利計劃相繼失敗，經濟停滯膨脹。布坎南等人創立公共選擇理論，旨在克服政府幹預的局限性和缺陷。在布坎南看來，政府幹預與市場製度一樣是有局限性和缺陷，過分依賴政府幹預也會產生不盡人意的後果。弗吉尼亞州立大學經濟學家詹姆斯·格瓦特說：“公共選擇學說的貢獻在於證明，市場的缺陷並不是把問題轉交給政府去處理的充分理由。”
布坎南最突出的理論貢獻是創立了公共選擇理論。公共選擇經濟學的基礎是一個從根本上說十分簡單但卻很有爭議的思想——即擔任政府公職的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其行為可通過分析其任期內麵臨的各種誘因而得到理解。這一思想的主要推論是政府不一定能糾正問題，事實上反倒可能使之惡化。
盡管名聲大振，公共選擇學說仍受到許多學術界人士的抵製，因為它攻擊了勢力強大的兩大學術集團所珍視的觀念：一批經濟學家認為政府采用“福利經濟學”的處方即可實現公眾利益，而另一批政治學家則認為各利益集團之間的多元化競爭將為公眾謀得利益。
搞政治報道的報界人士也傾向於否定公共選擇學說，盡管其中多數人是剛剛得知這一學說的。在美國，許多人對布坎南獲得諾貝爾獎的反應是既驚奇、又懷疑。他們忽視了對投票行為和官僚主義壓力所做的有時很細致而複雜的分析是公共選擇學說的有機組成部分，因而批評這一經濟理論太簡單，不過是“常識”罷了，並指責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選中布坎南是對當今偏向保守主義的氣氛的認可。
公共選擇學說是有爭議的，因為它推翻了幾十年來盛行的經濟學的政治學思想，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是主流派思想的典型，他在其1958年版的著名教材《導論性分析》中讚同政府調節應取代強韌的個人主義以使生活更為人道的觀點。他寫道：“在生活的複雜經濟條件使社會合作成為必然的地方，可指望善意而明智的人們訴諸政府的權威和創造性活動。”
薩繆爾森和其他經濟學家把政府在試圖彌補私營經濟的缺陷時使情況惡化的可能性壓至最低限度。卓越的政治學家們也是如此，他們認為民主政府通過利益集團之間的競爭而反映社會的意誌，盡管這種反映並不完善。耶魯大學的著名政治學家羅伯特·達爾在1967年解釋說：“通過利益集團的競爭，權力本身會被馴化、文明化，並得到控製而限於人類的正派用途上，而強製這一人類最邪惡的權力形式將被降到最低限度。”達爾寫道：因為各權力中心必須經常談判，“公民和領袖都將完善以和平手段解決衝突的寶貴藝術，不僅使一方受益，而且使衝突各方受益”。
公共選擇學說對關於政府的這些溫和假定提出係統的質疑。布坎南認為，在民主社會中政府的許多決定並不真正反映公民的意願，而政府的缺陷至少和市場一樣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