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讓·巴蒂斯特·薩伊
讓·巴蒂斯特·薩伊(1767—1832年)是法國資產階級庸俗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1767年出生於法國裏昂市的一個商人家庭，在日內瓦長大。早先曾當店鋪學徒，後隨其兄赴英國，在倫敦附近一家商業學校學習，畢業後回國。雖然他酷愛文學，但遵父命，不得已進入一家人壽保險公司任職。公司經理就是後來擔任財政部部長的格拉維爾。當時，格拉維爾將斯密的《國富論》推薦給薩伊，薩伊如獲至寶。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在革命初期大資產階級執政時，他曾熱烈擁護革命，1792年參加誌願軍。但雅各賓派上台後，他就離開軍隊，跟隨大資產階級一道反對革命。1816年起，他在亞森尼學院講授政治經濟學，這是法國第一個政治經濟學講座。1830年，在法蘭西學院擔任政治經濟學教授，1832年病逝。
1803年薩伊最重要的著作《政治經濟學概論》出版，該書以通俗形式解釋斯密的經濟學說。資產階級經濟學把薩伊稱為亞當·斯密學說在歐洲大陸的繼承者和普及者。他既用簡單的方式把斯密的理論條理化、係統化，又把斯密經濟理論中的非科學成分分離出來並加以發揮，創立了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第一個較為係統的庸俗理論體係。薩伊的著作還有《政治經濟學全書》六卷(1828—1829)等。
他提出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三分法，效用價值論，生產要素論，三位一體公式和銷售論等，對以後西方經濟學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和三分法
薩伊認為，在長時間裏，人們把政治經濟學和政治學混為一談，他區分了政治經濟學和政治學，認為前者研究的是社會秩序所根據的原則，而後者研究的是財富的生產、分配和消費。相應地他把政治經濟學劃分為生產、分配、消費三部分。這就是幾乎被後來所有的西方經濟學家所接受的所謂的三分法。薩伊還把政治經濟學和自然科學相比較，認為政治經濟學和化學、物理學一樣，是實驗科學的一部分。
薩伊把財富作為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在嚴格科學規律名義下，把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係變為人與物之間的關係。他的三分法把生產、分配和消費看成一般形態，抽去了他們的特殊性和曆史性。這些都使他能用對物質生產一般要素(勞動，資本，土地)的研究代替對資本主義生產的研究。
效用價值論和生產三要素論
薩伊認為生產不創造價值，隻創造效用。所謂的效用是指物品滿足人類需要的內在力量(使用價值)，它是物品價值的基礎。薩伊認為，勞動、資本和自然力(土地)是生產的三個要素，它們在生產中共同創造了效用，從而共同創造了價值。薩伊企圖用使用價值來說明價值，但使用價值千差萬別難以比較，無法確定。於是他轉而求助於供求論和生產費用論，他說物品價值是測量效用的尺度，價格又是測定價值的尺度，而價格是由供求決定的。但市場供求隻能說明價格與價值背離程度，並不能說明價格與價值本身，薩伊又用工資、利潤、地租這三種收入說明價值，回到生產費用價值論上來。
薩伊的效用價值論在說明價值上遇到難以克服的困難，這使後來的經濟學家拋棄了他的效用的使用價值內涵，逐漸發展起一套主觀效用價值論。但他的生產三要素論卻被以後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推崇和應用。
分配論
薩伊在效用價值論和生產要素論基礎上闡明了分配論。他認為既然勞動、資本和土地共同創造了價值，那麼這三種要素的所有工人、資本家和地主就應該得到各自的報酬：工資、利息和地租。根據這種觀點，社會各階級的收入都有自己獨立的源泉。馬克思稱之為三位一體公式：土地——地租、資本——利息、勞動——工資。薩伊的三位一體公式是對古典政治經濟學分配理論的徹底庸俗化。它既掩蓋了資本主義剝削關係，又抹殺了資本主義分配的曆史性。這一公式一直被西方經濟學家用來作為分析收入的依據。
銷售論
銷售論在薩伊的理論體係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薩伊認為產品的銷售是產品與產品的交換。他認為，在產品換錢、錢換產品的過程中，貨幣隻起瞬間作用，交換結束時將發現總是一種產品交換另一種產品。所以，在交換中，賣者同時也是其他商品的買者，供給會創造需求，整個社會中總供給和總需求一定相等，產品過剩的經濟危機不可能發生。市場上有時會出現某種產品的滯銷，這是暫時現象，自由競爭會自動調節，使各種產品的供求趨於平衡。他由此得出四個結論：生產越多銷路越快；一個企業成功，可以幫助其他企業達到成功；進口國外商品不會損害國內的生產；僅僅鼓勵消費無益於商業，重要的是激勵生產。
薩伊的銷售論的根本錯誤在於混同了資本流通和簡單商品流通，又把商品流通歸結為物物交換，否認全麵的經濟危機。
羅伯特·歐文
羅伯特·歐文(1771—1858年)是19世紀英國偉大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出生於英國威爾士一個小手工業家庭。由於家庭貧困隻讀過4年書，年僅10歲的歐文便外出謀生，曾當過商店的學徒和雇員等。在辛苦的勞動之餘刻苦自學。並對社會有廣泛的了解，目睹了工業革命帶來的後果。1789年歐文與他人合夥開辦了一家生產紡棉機的小廠，成為小業主。1791年起先後被聘為大紡織廠和著名公司的經理，在他的經營管理下，工廠在同行業中居於領先地位，從而使他在全英棉紡業界贏得了聲譽。不久他就辭去經理職務與另一家紗廠合作，他的卓越的組織才能，很快把這家廠辦成擁有幾個分廠的聯合公司，歐文成為擁有相當股份的股東。1800年歐文擔任新拉納克紡織廠的經理，以慈善的目的進行改革，因成績卓著而聲譽日增。1820年前後是歐文一生中的轉折點，這個時期，他從一個慈善家轉變為一個科學社會主義者。1824年他和他的信徒們到美國進行“新協和公社”試驗。四年後此舉失敗，他又投入到英國工人運動中，並繼續宣傳和推行他的各種試驗方案。1833年他領導成立了“大不列顛和愛爾蘭全國產業部門大聯盟”，實質上是英國第一個全國性工會組織。1834年該組織被迫解散後，他又繼續推行小型試驗，如建立“和諧大廈”和“皇後林新村”都沒有成功。
歐文的代表作品是：《新社會觀，或論人類性格的形成》(1816)、《致拉納克郡的報告》(1820)、《論全新的社會狀態的演講》(1830)、《新道德世界書》(1842—1844)、《人類思想和實踐中的革命》(1849)等。
歐文深刻地批判了資本主義製度。他明確指出，私有製是資本主義一切罪惡的根源，是阻擋資本主義製度改造的三大障礙中的禍首。因此他主張要取得人類的幸福，必須實行公有製。他完全接受李嘉圖的勞動價值學論，並能夠較正確地運用這一理論。他認為既然財富是勞動創造的，那就應該由勞動者共同享有，而事實上資本家付給工人的工資隻是勞動所創造的價值的一部分，剝削了工人。勞動者過著十分貧困的生活。他進一步指出，大機器的使用加劇了勞動階級的貧困和痛苦。一方麵大機器的使用引起了生產力的巨大發展，財富大量增加；另一方麵卻出現了兩極分化。結果世界上充滿了財富，然而這財富卻不能被創造者——工人所擁有，整個世界到處籠罩著貧困。在這裏他已意識到資本主義製度中兩大階級的對立。就這種對立而言，他認為現有的社會製度已經過時，迫切要求進行人類事業的巨大變革。他還把經濟危機的產生看成是資本主義製度本身的產物。但是他未能由此科學地分析資本主義製度，並且把解決這種危機的希望寄托在了剝削階級身上。
歐文提出了自己的理想社會。理想社會的基層組織是“合作公社”，它實行財產公有製，公社全體成員集體進行生產勞動和消費。在公社裏，勞動是自願的愉快的事情，每個成員都應該被分配給適當的工作，同時需要從事多種工農業勞動，既各盡所能，又能夠得到全麵發展。由於產品十分豐富，分配則可以根據需要進行。他還十分重視通過教育與生產勞動的結合來促進勞動者的腦力與體力相結合，使得每個人都能全麵發展。他又主張公社應當把城市和農村的優點結合起來。這些思想包含了消滅工農差別、城市差別、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三大差別的萌芽。顯然，歐文的這些設想具有對共產主義的天才猜測。歐文設想的公社基本上仍然是一個自給自足的經濟單位。但是他比傅立葉前進了一步，他認為公社之間存在著互通有無、調劑餘缺的交換，這種交換遵循著等量交換的原則。不過他並沒有真正認識到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也沒有把無產階級當作實現新製度的依靠力量。總地來說，歐文的“合作公社”的思想隻能是一種美好的空想。
歐文對貨幣持否定態度，認為它破壞了等價交換的原則。因為它不僅使資本家有可能剝削工人，而且也限製了財富的生產。他主張既然勞動創造價值，就應該直接以勞動為價值尺度，而取消貨幣這種人為的價值尺度。為此他曾經建立過勞動公平交換市場，實行勞動券製度，即勞動者將自己的產品交給市場，同時獲得相應的勞動券，然後憑券向市場領取等價的其他勞動產品。歐文企圖用消滅商品貨幣關係的辦法來消滅資本主義的弊端，這說明他根本不知道資本主義的本質。同時他也不了解商品經濟是人類社會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以及商品經濟的進步作用。不通過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就進入社會化大生產的產品經濟，隻能是空想。同樣，這種試圖在維護私有製商品生產的基礎上實行有組織的交換，也同樣是一種空想，所以他的交換市場最後不得不宣告破產。
歐文是個傑出的社會實踐家。他的思想學說的形成始終同他改造社會的實踐活動緊密聯係。他先後進行過以慈善為目的的“新拉納克”管理、公平交換市場和空想共產主義即“新協和公社”的試驗，又是全國性工會組織形式的創始人和領導者，他還創辦過幼兒園、工人學校和公共食堂。他一生熱情宣傳社會主義思想和積極推行其改造社會的試驗方案，這些活動對工人運動的發展起著很好的推動作用。總之，英國當時一切有利於工人的社會運動和實際成就，都是和歐文這個名字聯係在一起的。
大衛·李嘉圖
大衛·李嘉圖(1772—1823年)是英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傑出代表和完成者。1772年出身於英國倫敦一個猶太族資產階級家庭，其父是一位富有的證券交易所經紀人。他14歲就結束了正規教育，跟隨父親從事證券交易活動。20歲時他和異教徒女子普利絲娜戀愛，遭到父親堅決反對。1793年迫於婚姻和宗教問題，與家庭脫離關係，並開始獨立從事證券交易業務。1797年年僅25歲的他擁有3000萬法郎的財產，成為當時的巨富。隨後，為了彌補早年教育的不足，他開始把主要精力轉向學術研習，如數學、物理、化學、礦物學和地理學等。1799年，他讀了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對經濟學產生了興趣。1823年9月12日病逝，終年51歲。
李嘉圖研究經濟是從論述貨幣開始的。1809年他首次在英國匿名發表《論黃金的價格》一文，奠定了自己貨幣理論的基礎。在英國所謂“金價論戰”時期(1808—1811)，李嘉圖寫了不少關於貨幣問題的文章、小冊子和劄記。在這些論著中，他把英國自1797年停止銀行券兌現以來出現金價上漲和物價上漲以及英幣彙價下跌的現象，歸因於銀行發行過多造成銀行券貶值，主張恢複銀行券兌現，以穩定國家的幣製。李嘉圖的理論觀點帶有強烈的黨派色彩，代表了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與要求。因此，他博得了著名貨幣理論家的聲譽，被邀請參加了議會的金價委員會的工作。1811年他發表了《答博讚克先生關於金價委員會報告的實際感觀》。此後，其經濟注意力轉向“穀物法”的論戰。1815年，他發表了《論穀物價格的低廉對資本利潤的影響》一文，1816年發表了《關於一種經濟而穩定的通貨的建議》。1817年李嘉圖出版了其名著《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這部著作出版後，人們把李嘉圖看成是政治經濟學的權威，以他為核心，聚集了一些經濟學家，他們創立政治經濟學會，逐漸形成了所謂的李嘉圖學派。
1819年李嘉圖被選為英國下議院議員，他雖然沒有參加政黨，但卻是托利黨(保守黨)政府反對派中代表工業資產階級利益的最激進的集團中的一員。1822年，他又發表了《論對農業的保護》，指出地主階級利益與工業資產階級和全社會利益的矛盾，主張廢除穀物法，鼓吹議會改革，提倡自由貿易，反對宗教專製。除去上述著作之外，李嘉圖一生中還寫了大量有關經濟問題的通信。馬克思對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方麵的貢獻評價很高，認為李嘉圖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完成者”，“在李嘉圖那裏，政治經濟學無情地做出了自己的最後結論並以此結束”。
《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於1817年出版後轟動一時，被譽為繼斯密《國富論》之後的經濟學巨著。這是李嘉圖的成名代表作，其重要性與影響性與斯密的《國富論》並列。但其結構比較鬆散，隻是前兩章給人以高度的理論享受。《稅賦原理》共32章，前6章，特別是前3章闡述李嘉圖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李嘉圖接受邊沁的功利主義，維護工業資產階級利益，反對國家幹預，主張自由競爭和自由放任，認為這是一個國家的資本按最有利於社會的方式來進行分配的重要條件。
李嘉圖在《稅賦原理》中，始終一貫的使用抽象法。從勞動價值的原理出發，考察其他的經濟範疇，建立起前後一貫的完整體係。但他把資本主義關係看做是永恒的，僅把曆史發展歸結為生產力的發展，難以看到經濟範疇由於生產關係變化而引起的變形和複雜化，往往跳過一些必要的中間環節，直接去論證各種經濟範疇的一致性，使其理論存在一些矛盾。
李嘉圖肯定斯密對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區分，並認識到使用價值是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批評斯密樹立了兩個價值標準尺度，批評斯密三種收入決定價值的觀點，但他也不能區分勞動和勞動力，不了解勞動的二重性。李嘉圖把商品分為二類(有稀少性決定和由人類勞動決定的)，指出不同性質勞動在決定價值上的定義，把決定商品價值的勞動歸為最差條件下的勞動，初步區分了價值和交換價值。
分配論是李嘉圖經濟學的核心，他在《賦稅原理》的序言中曾說，說明社會產品如何分配為地租、利潤和工資，是政治經濟學的主要內容。從工資學出發，把工資同雇傭工人收入相聯係，研究了工資數量的基礎和工資變動的規律：勞動的自然價格(工資的自然基礎)、勞動的市場價格(工資變動規律)、工資下降的趨勢。李嘉圖把利潤看做剩餘價值的惟一的基本形式，隻與工資相對應分析利潤，實際上是以利潤變化名義分析剩餘價值。把商品全部價值分為工資、利潤兩部分，斷定利潤變化取決於工資的變化，變化方向相反，並指出勞動生產率是利潤變動的最終原因。工資和利潤相反變化的分析，實際上揭示了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矛盾與對立。李嘉圖忽略了絕對剩餘價值生產，並沒有對剩餘價值本身進行分析。李嘉圖認真地研究了地租的起源，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區分了真正的地租與名義地租，認為真正的地租是為使用土地的原有的和不可摧毀的生產力而付給地主的那一部分土地的產品，他指出地租的存在，是由於土地的有限性和土地在肥沃程度及位置上的差別性。李嘉圖地租理論以兩個規律為基礎：從優到劣的土地耕種順序和土地收益遞減。李嘉圖地租理論也存在一定缺陷，如：把資本主義地租看做一般地租，沒有認識到資本主義地租的曆史特點，把土地肥沃程度和位置不同，說成是級差地租產生的原因，而土地經營壟斷才是級差地租產生的原因等。李嘉圖的地租理論的內容和曆史意義——對地租及利潤的分析揭示了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與對立，成為反對“穀物法”的理論武器。
李嘉圖發展了斯密國際分工和自由貿易學說。從勞動價值論出發，分析並論證了自由貿易對提高利潤率的作用。比較成本學說：在自由貿易下，各國生產條件最好的產品，這種產品的成本不一定比別國的成本絕對地低，隻要在本國各種產品中和與其他國產品比較相對低就可以進行交換，雙方都可以獲得較多的利益。他還給出了比較成本學說圖示。比較成本學說在一定的前提下，具有一定的科學性，同時也反映了英國對外擴張的需要。
除以上理論外，李嘉圖對貨幣、資本積累、賦稅等也進行了一定的研究。
讓·西斯蒙第
讓·西斯蒙第(1773—1842年)是法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和曆史學家。他與李嘉圖是同時代人，其經濟理論是建立在李嘉圖修正斯密經濟學說的基礎上的。他既是法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完成者，又是小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和經濟浪漫主義的鼻祖，在經濟學說史上具有雙重地位。
1773年西斯蒙第出生於瑞士法語區日內瓦近郊的一個新教牧師家庭，其祖先為意大利人。西斯蒙第曾在巴黎上過大學，後因父親破產而中途輟學，到法國裏昂的一家銀行當職員。法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爆發後，他回到瑞士。不久瑞士爆發了革命，西斯蒙第和他的父親因和某些貴族有密切的來往而被捕入獄。出獄後西斯蒙第起初舉家遷居英國，後來又重返日內瓦。由於革命形勢發展，西斯蒙第再度離開了自己的家鄉，遠遷意大利，在那裏置辦農莊，經營農業。西斯蒙第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大約也是在這個時候開始的。1800年，當他重返日內瓦後，一直從事經濟理論和曆史研究，成為一個著名的經濟學家和曆史學家。1842年6月25日，西斯蒙第在日內瓦病逝，終年69歲。
西斯蒙第曾於1801年發表其最早的著作《托斯卡那的農業》。1803年發表了《商業財富或政治經濟學原理在商業立法上的應用》，在此文中，他鼓吹和闡述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這使他獲得了經濟學家的聲譽。其後15年間，他轉而研究曆史，寫了《意大利共和國史》(1818)、《法國民族史》(生前完成29卷)。在這期間，他的思想發生了極大變化。英國在1815年和1818年爆發了經濟危機，當工業革命的浪潮席卷法國和瑞士而小生產者麵臨破產威脅的時候，西斯蒙第就一反自己的觀點，從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忠實信徒轉而成為它的反對者，對斯密的學說提出了修正，對李嘉圖學說進行了尖銳批判。1819年，西斯蒙第出版了《政治經濟學新原理或論財富同人口的關係》一書，他試圖以小資產階級世界觀來改造世界，改造政治經濟學。繼《新原理》之後，他又寫成了《政治經濟學研究》一書，進一步論證他在前書中所提出的原理。西斯蒙第認為他在這些著作中闡述了與英國古典學派完全不同的經濟學原理，把政治經濟學帶進了一個所謂的“新領域”，即經濟浪漫主義。
西斯蒙第的經濟理論是以財富為起點，以消費先於生產的理論為基礎，以收入分配為中心，以財富和人口的關係理論為研究的主要任務，以經濟危機理論為全部經濟理論的結論而展開的。他主張政治經濟學主要目的不應僅研究如何增加財富，更重要的是使全體居民獲得最大的物質利益，增加財富是手段，滿足人們的消費需要才是目的。他批判李嘉圖的經濟學為生產而生產，隻注意增加財富而忘記了人。西斯蒙第認為生產是人類財富的源泉，消費是人們生產活動的動因，消費先於生產。他以孤立的個人作為研究經濟學的出發點，他指出一個人生下來既帶來了滿足生活需要的欲望，也帶來了勞動的能力。他的欲望為他的勞動指出了方向，他的勞動創造財富，使欲望得到滿足。由此，他認為消費是生產的動機和目的，消費先於生產，生產自然與消費保持平衡，這時沒有交換。隨著社會發展，出現了分工和交換，形成了自己的一些需要由他人生產供給，自己的生產又供給他人需要的情況。這時消費與生產的關係變為需求與供給的關係，但是消費仍然決定生產，供給與需求仍然要求保持平衡，否則，再生產不能正常進行，人們的物質福利就會受到損害，他站在小生產者立場上批評資本主義商品經濟，認為資本家為追求利潤而生產，不了解社會消費需求，再加上激烈的競爭，使生產有盲目擴大的傾向。同時，資本主義製度下勞動創造的財富分為三種收入，工人隻能得到維持最低的生活需要的工資，利潤和地租是對勞動者的掠奪。由於工人得不到應有的收入，自由競爭使小生產者破產，占社會多數的勞動者收入在減少，雖然資本家增加了收入，但他們人數很少，增加的消費彌補不了多數人消費的減少，必然存在消費不足。生產的盲目擴大和消費不足使供給需求失衡，必然爆發經濟危機，使社會經濟造成極大破壞，給勞動群眾帶來災難。他認為資本主義製度必須改良，政府應當維護勞動者利益。限製自由競爭，使生產者同時是生產資料所有者，保持生產與消費的平衡，阻止社會化，在他看來這樣才能保證絕大多數人的福利。
西斯蒙第懷著對勞動群眾的深切同情，揭露了資本主義存在消費與生產的矛盾是有積極意義的。但他消費先於生產的關係，顯然是錯誤的，他不了解消費是取決於生產，完全顛倒了消費與生產的關係，他提出了對資本主義生產目的、自由競爭及分配製度的批判。因而，他在經濟學說史上雖有獨特的貢獻，但是他不懂得經濟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在於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和社會化大生產的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他的通過政府幹預，阻止小商品生產向資本主義發展的主張顯然是不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是小資產階級浪漫主義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