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是一個時辰的揮筆書寫，卻給多少代人帶來了閱讀的快感和深思。就在這篇不長的散文裏，範仲淹記事、寫景、言情、說理，把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寬闊胸懷展示了出來，並給我們留下了憂國憂民的千古警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從此，人們隻要一說到這個警句，就會想起範仲淹，也跟著會想起《嶽陽樓記》和它的誕生地——中原鄧州。鄧州這個地方因一篇文章而長久地留在了人們的記憶裏。
人們直到今天還不斷重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個警句，是因為天下仍有憂有樂，人們尤其是知識者和官場中人，麵對憂樂時，取先樂後憂或取隻樂不憂的，還大有人在。不是還有人在用公款胡吃海喝？不是還有人貪了國家錢財後潛逃國外遊山玩水去享福了？不是還有人拿了老百姓的錢去滿足賭興一擲千金？任何事情的出現都不會是無緣無故的，包括一個警句的時興。
範仲淹用他的文章給天下人（也包括給鄧州人）送去了美的享受和千古警示，人們（包括鄧州人）自然不會忘記他。前不久，鄧州人千方百計籌款，重修了他當年修建的花洲書院。範仲淹之所以被人銘記在心，與其說是他的文治武功，還不如說是他的人格魅力。範仲淹為官，說的、做的、想的代表了天下普通百姓的利益，代表了百姓腦海中的清官形象，範仲淹之所以光照千秋，其實正是他的這種人格魅力所散發出的人性的光輝。
孔子說君子“有道則顯，無道則隱”。孟子也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而範仲淹不計較個人的榮與辱，滿懷憂國憂民之情，“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他憂的是國家的不幸、人民的苦難；樂的是國家的強盛，人民的幸福。“先憂後樂”是範仲淹一生追求的道德準則和人身的實踐準則，也是他留給人類博愛的語言。他的為人處世也印證了這種先憂後樂的精神。
他是在完成《嶽陽樓記》的六年後去世的。我估計，在他揮筆書寫《嶽陽樓記》時，疾病可能已經纏上了他的身子，隻是他渾然不覺，仍在為天下憂慮，為百姓和朝政憂思。1052年他在徐州與這個世界作別的那一刻，他應該是心神兩寧的，因為不論是作為一個官人還是作為一個男人抑或是作為一個文人，他都做了他所能做的，都做得很好，他對他的時代問心無愧。也是因此，他值得我們後人尊敬。我身為一個軍人一個男人一個文人，每一想到他，就會覺得，他值得我效仿的地方真是很多。每一想到他，我也常會問自己：範仲淹在千年前做到的，你都能做到嗎？我還會經常想起你，老前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