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85年，莫言在與徐懷中的對話中，談到《透明的紅蘿卜》的創作時說：“我這篇小說，反映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一段農村生活。剛開始我並沒有想到寫這段生活。我想文化大革命期間的農村是那樣黑暗，要是正麵去描繪這些東西，難度是很大的。但是我的人物和故事又隻有放在文化大革命這個特定時期才合適。怎麼辦呢？我隻好在寫的時候，有意識地淡化政治背景，模糊地處理一些曆史的東西，讓人知道那個年代就夠了。”那時的莫言剛剛出道不久，他已經能夠對現實與曆史，持一種超然的態度，並從形而下的生活現場中，看到了形而上的東西，把殘酷灰暗的事象，升華到一種“透明”的境界。
對於莫言的創作而言，這種對物事的警覺和目光，成為了莫言小說創作的一種潛在自覺。此後的所有作品，幾乎都循著這樣的寫作精神，越發成為他看取題材與素材的心得之物。在現實主義依然堅實，統治著絕大多數作家的創作理想，並且堅定地作為主流的文學方向的1985年，文學的多元化萌芽及現代主義思潮，還處於質疑與搖擺之中，且更多地發生於文學批評圈子，並未在作家圈子裏形成風氣。可以說，莫言的創作實踐，是最早自覺地進入現代主義視野的少數作家之一。而這種現代的文學精神，在莫言的小說創作中，被不斷的增殖，終於形成了莫言創作的基本風格和風致。所以，他能夠從文化大革命的血跡斑斑之中，看到高密東北鄉的歌哭，而不是聽到歌哭。他感覺到現實的異質性，在現實的土壤中，被無限度地伸張著，以至於即便是他從紅高粱地裏嗅到了血腥，那血腥會瞬間被他的目光所捕捉，隨即幻化為一種紅色，紅色的汁液，紅色的氣體，在天空中飛翔。色彩於莫言來說，是一種可以傾聽的東西。
文化大革命的曆史現實，不再僅僅是簡單的階級鬥爭模式，不再是極端的意義極端的感覺，卻明明漂浮著一種膠合著古老與現代文明的東西，那東西是有著種種顏色和氣味的。你很難說出個究竟來，但是，它卻存在於複雜詭秘的人心中。比如說殺人，比如說剝皮，比如說酷刑，你可以斷定這一切都是醜惡的，但是，若果賦予它特定的含義，賦予它特定的前提與環境……在莫言這裏，一切都有了更多的答案，一切也都有了更為複雜和詭異的解釋，他的所有感官都被調動起來，同時以不同的方式，交叉或互置地，共同表達著若幹維度中的物事。通感使這個世界的秩序與排列，包括時間與空間的程序，都發生了奇異的滑動和漂移。
一時間極靜了的黃麻地裏掠過一陣小風，風吹動了部分麻葉，麻稈兒全沒動。又有幾個葉片落下來，黑孩聽到了它們振動空氣的聲音。他很驚異很新鮮地看到一根紫紅色頭巾輕飄飄地落到黃麻稈上，麻稈上的刺兒掛住了圍巾，像挑著一麵沉默的旗幟，那件紅格兒上衣也落到地上。成片的黃麻像浪潮一樣對著他湧過來。他慢慢地站起來，背過身，一直向前走，一種異樣的感覺猛烈衝擊著他。
這是一個靈魂出竅的黑孩，他已經完全被天地間的風聲和一切動與靜的和諧所淹沒，被它的氣息熏染並同時地“透明”了。他和這個世界融為一體，時間靜止，空間已和他一起消融在時間裏。他不再是那個在苦楚與艱難的勞作中遊走著的黑孩了，他的肉身在莫言的感覺裏被消逝得無影無蹤，而又成為一種精神形態漂流在空氣裏。怎樣詮釋？怎樣理解？有著足夠大的餘地。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一個鄉村孩子的心靈世界，他迷失在空間中，卻又沉澱在時間裏。正如小說開頭的話：“秋天的一個早晨，潮氣很重，雜草上瓦片上都凝結著一層透明的露水。”泛年代泛時間性的描寫，而這個描寫裏卻分明有一種暗喻，一種寫實的暗喻，暗喻複活了時間同時使空間明亮明晰起來。在這個時空裏，依然是一種感覺。
在黑孩的感覺裏，這個世界的異變或異形，是隨著他的遭遇，也即皮肉所受的煎熬與痛苦一起存在著的。
鋼花碰到黑孩微微凸起的肚皮，軟綿綿地彈回去，在空中畫出一個個漂亮的半圓弧，墜落下去，鋼花與黑孩肚皮相撞以及反彈後在空中飛行時，空氣摩擦發熱發聲。
打得最精彩的時候，是黑孩最麻木的時候（他連眼睛都閉上了，呼吸和風箱同步），也是老鐵匠最悲哀的時候，仿佛小鐵匠不是打鋼鑽而是打他的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