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在風裏浪裏、雪裏霜裏，孫中山和宋慶齡都風雨同舟、齊心協力，你扶我、我攙你，勇往直前。兩人對婚後十年的生活都極為滿意。在孫中山看來，他那年輕、漂亮的妻子不是一個普通婦女，而是一個那麼完美、富於魅力的人。得到她忠貞不渝的愛情，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幸福之一。同樣，宋慶齡也對丈夫有著一種特別熾烈、真摯的愛。
在此後一係列的鬥爭中，宋慶齡不僅始終是孫中山的生活伴侶，更始終是孫先生革命事業忠實的戰友和助手。在反對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改組國民黨、製定三大政策、實現第一次國共合作等無數艱難的鬥爭曆程中，也包含著她或是積極參與謀議、或是努力協助執行的卓著功勳。
昊天不吊，哲人其萎。可是，正當和諧、美滿和幸福伴隨著孫中山和宋慶齡兩人時，天大的不幸突然降臨。早已積勞成疾的孫中山，於1924年初冬肝病再次發作，並日益加重，雖經多方醫治，病勢依然有增無減。從孫中山發病到逝世，宋慶齡守在病榻旁達三個月之久，一刻也未曾離開。她盡可能使丈夫減輕痛苦，得到寬慰。1925年1月，孫先生的肝病進一步惡化。在他病情最嚴重的日子裏，宋慶齡常常一連幾天幾夜守在病榻旁，寸步不離。望著生命垂危的丈夫，她無比悲傷，但隻能強忍眼淚。文首所引何香凝的那段話，就是對她的高度評價。
孫中山也一樣。他在彌留之際最係念的人，就是宋慶齡。3月11日下午，孫先生臨終前，他一邊喘息，一邊用十分清晰的聲音，艱難地呼喊：“廖仲愷夫人……”喊了兩聲便氣喘籲籲，不能作聲。何香凝一聽到孫中山叫她，就急忙掩淚走到他的床前。孫中山望著何香凝那張悲傷、呆滯而忽然出現慌亂神色的臉，用十分纖弱的聲音說，要“善視孫夫人”，“弗以其夫人無產而輕視”。當時宋慶齡在一旁“哭聲慘切”。孫中山淚水涔涔地握住何香凝的手說：“廖仲愷夫人，我感謝你……”第二天上午九點，孫中山在北京溘然長逝。
一代巨人孫中山去了！作為“國母”的宋慶齡，最終戰勝了眼淚和悲傷、孤獨和空落。她懂得：“先生需要的不是淚水，而是堅定地沿著他指明的道路繼續前進。”因此，她決心“遵孫先生遺囑，追隨諸君之後奮鬥實行”。此後，在白色恐怖中、在逆境艱險中，在抗日烽火中、在解放戰爭中，直至當新中國誕生之後的三十多年裏，她繼承丈夫遺誌的堅定意念，絲毫不曾有過動搖。她就是用這樣的非凡方式，獻身於她親愛的丈夫所為之奮鬥的偉大事業。她對丈夫的情和愛，難道不也盡在其中嗎？冬去春來，朝朝暮暮，歲月以黑白的方式悄然流逝。可是，她那生命的河流從未中斷，仍在暢流出一腔熱血所激起的豪情與智慧……
革命女傑斷然掙脫丈夫——秋瑾與王廷鈞
“俗子心襟誰識我？英雄末路當磨折。莽紅塵何處覓知音？青衫濕。”——秋瑾《滿江紅》
秋瑾（1875—1907年），中國近代著名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女革命家。獻身於民主革命和民族獨立事業，是中國第一個為推翻清朝腐朽政權而流血犧牲的女英雄，也是中國古往今來最豪氣、最傑出的女人之一。原名秋閨瑾，小名砉姑，字璿卿，號旦吾，後改名競雄，自稱鑒湖女俠，筆名漢俠女兒、秋千。祖籍浙江山陰（今紹興市），生於福建廈門；因父親後至湖南為官，少女時代又長期生活在湖南，並嫁給小她四歲的湘潭人王廷鈞（1879—1909年，名昭蘭，字子芳）為妻。自幼愛讀書，工詩文。其詩文筆調雄健、感情奔放，有巾幗之風。如廣為傳誦的“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龍泉壁上鳴”一語，多麼豪邁鏗鏘、氣壯山河！後人輯有《秋瑾集》。
秋瑾出身書香門第，自幼聽從母親教誨，喜愛讀書，作詩填詞，善於言辭；且性情豪俠，喜穿男裝，學習騎馬劍術、使棒舞槍，異於一般女孩；憂國憂民、誌向遠大：“肉食朝臣盡素餐，精忠報國賴紅顏。”1890年（一說1894年）全家隨其父秋壽南遷居湖南。在這裏她學會了巫家拳。1894年秋壽南調任湘鄉縣厘金局總辦。及笄年華的秋瑾被父親許配給湘鄉縣荷葉塘（今屬雙峰縣）的王廷鈞為妻。荷葉塘還是曾國藩、蔡和森等曆史名人的家鄉。王家是當地富紳，與曾國藩家族還有表親關係。1896年秋瑾與王廷鈞結婚。王廷鈞在湘潭開設“義源當鋪”，秋瑾大部分時間住在湘潭，也常回到荷葉塘鄉下婆家。一年後秋瑾生下一個兒子。這年秋她第一次回到荷葉塘，當著許多道喜的親友朗誦其《杞人憂》：“幽燕烽火幾時收，聞道中洋戰未休；膝室空懷憂國恨，誰將巾幗易兜鍪。”以表憂民憂國之心，其豪情受到當地人們敬重。
1900年，王廷鈞通過父親與曾國藩的表親關係，納資捐了個戶部主事小官。秋瑾即隨王廷鈞赴京任職，第一次遠離父母，並開始接觸西學。目睹國勢危急、清廷腐敗，秋瑾立誌獻身救國事業，“恃鐵血主義報祖國”。不久因八國聯軍入京，時值戰亂，他們又不得不回到湖南家鄉。次年秋瑾生下一個女孩。1903年王廷鈞再次去京複職，迄今亦攜女兒一同前往。翌年，秋瑾毅然衝破了封建家庭束縛，拋家別兒，女扮男裝，飄洋過海，變賣金銀首飾，自費東渡日本留學。她先入日語講習所，繼入青山實踐女校。秋瑾在日期間，經常參加留學生大會和浙江、湖南同鄉會。她與陳擷芬發起中國最早的婦女團體──共愛會，和劉道一等人組織十人會，創辦《白話報》；並參加洪門天地會，受封為“白紙扇”（軍師）。她還登台激情演說，發表大量文章，鼓吹反清革命，提倡男女平權。在日期間，她也寫下了許多慷慨激昂的詩篇。
1905年，秋瑾自日語講習所畢業後，歸國省親，並籌措繼續留學的費用。此年春夏間，她在上海、紹興分別會晤蔡元培、徐錫麟，並經徐錫麟介紹加入光複會。7月秋瑾再赴日本，9月加入同盟會，成為同盟會的第一位女黨員，且被推為評議部評議員和浙江主盟人。翌年，因反對日本文部省頒布的《取締清國留日學生規則》，她憤而歸國；與易本羲等人在上海創辦中國公學，安置留日回國學生。不久，秋瑾任教於紹興女學堂、潯溪女校等地。同年秋冬間，為籌措創辦《中國女報》資金，她回到湖南婆家，取得了一筆經費；並和王家人決別，聲明徹底脫離家庭關係。1907年1月《中國女報》創刊，秋瑾撰文宣傳女性解放主張，號召女界為“醒獅之前驅”，“文明之先導”。2月，她接任紹興大通學堂督辦，主持校務，並以之作為革命據點；旋至浙江諸暨、義烏、金華、蘭溪等地聯絡會黨，計劃響應湘贛邊境之萍（陽）瀏（鄉）醴（陵）起義，未果。
不久，秋瑾準備與徐錫麟分頭在浙江、安徽兩省同時舉事。她不斷往來於各地，聯絡浙江、上海軍隊和會黨，組織光複軍；並推徐為首領，自任協領，計劃在是年夏起事。很快事泄，但秋瑾拒絕離開，表示“革命要流血才會成功”，於7月13日在大通學堂被捕，堅不吐供，視死如歸，僅書“秋風秋雨愁煞人”以對。7月15日，她從容就義於浙江紹興軒亭口，還不到三十三歲。在打掃牢房時，獄吏看到了秋瑾留在牆上的絕命詞：“莽莽神州慨胯沉，救時無計愧偷生。搏沙有願興亡禁，博浪無稚擊暴秦。國破方知人種賤，義高不礙客囊貧。經營恨未酬同誌，把劍悲歌涕淚橫。”
數年後，秋瑾生前的好友徐寄生、吳芝瑛等人冒著殺頭的危險，將她的遺骨遷葬於杭州西湖西泠橋畔。因清廷逼令遷移，其子於1909年秋將墓改葬湘潭昭山。1912年，湘人在長沙修建秋瑾烈士祠。又經湘、浙兩省商定，革命黨人隆重迎送其遺骨至浙，複葬西湖原墓地。此年12月孫中山致祭秋瑾墓，撰挽聯：“江戶矢丹忱，重君首讚同盟會；軒亭灑碧血，愧我今招俠女魂。”並親書“巾幗英雄”四字。
早年的秋瑾，倒也是位單純、傳統的少女，性格溫婉、賢淑，生活無憂無慮。她剛嫁到王家頭兩年，夫妻倆倒還是新婚燕爾，魚水和諧，人謂“篤伉儷”。再說，王延鈞長得可謂“體清腴、麵皙白，有翩翩佳公子之譽”，相貌甚佳，而且還隻是十七八歲的妙齡少年。隻是據一些知情人後來回顧，王家頗富資財，王延鈞更是“醉心利祿、熱中功名”，對信義、情誼之類看得不是很重；而且“好嫖賭，損人利己”，漸漸給秋瑾的家庭生活帶來了極大痛苦。再說，婆家的“刻薄、吝嗇”，亦與娘家的慷慨、厚道明顯不同。這個“銅臭氣很濃”的環境，讓天性豪爽不拘的她壓抑、窒息。尤其王延鈞堪稱“典型的紈絝子弟”，成天“趨跑於權貴之門、酬應於歌樓酒榭”，與秋瑾的誌向大相徑庭、背道而馳。他不但不理解和支持秋瑾，而且還老是斥責她。秋瑾對這個“胸無大誌、思想保守、買官鬻爵”的丈夫相當鄙夷，夫婦感情後來便一直很不合睦。所以，秋瑾才在忍無可忍之下，從“不爭氣的丈夫和失敗的婚姻中”毅然掙脫，義無返顧地別離子女，變賣首飾，赴日留學，走上革命的道路。1905年秋瑾赴日後，還在給大哥的書信中指責王延鈞的為人“禽獸之不若”；她“一聞此人，令人怒發衝冠”。顯然秋瑾是不願意為封建世俗家庭生活所屈，她有信念，她要抗爭。但是，由於王延鈞的一再反對，他們一直隻是屬於分居，至死都並未解除夫妻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