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鄭臨川趕寫畢業論文，向聞一多求資料。聞讓他到司家營住一段時間，到文科研究所查閱資料。鄭以為先生定有秘籍相授，欣然前往。但一連半個月，聞並沒有指導，隻是讓他自己去翻閱。鄭很是著急，於是編了個理由，準備回城。這日午後，聞將自己多年整理的唐朝詩人的資料拿給鄭，讓他去抄，並告知，如果他以後研究唐詩，可以將這些資料送給他。鄭很是感動。聞說：“為什麼不早拿給你，要等到半年後的今天呢？我是有意讓你經過一番困苦探索的過程，使你懂得做學問的艱難。你嫌自己半年來搜集的太少，就該知道老師這些資料是付出多少年的心血吧。要知道，做學問當像你們三湘的’女兒紅‘（一種湘繡），是成年累月用一針一線辛苦織成的，不是像跑江湖的耍戲法忽然變出來的。你能懂得做學問的艱難，才會自己踏實用功，也不至信口批評，隨意否定別人的成績。”
1943年春，季鎮淮撰寫了一篇文章，對古書中常出現的數字“七十二”進行考據，聞一多對此文提出諸多意見，又讓何善周幫忙查找資料，最後自己花五個晝夜重寫此文。文章發表時，聞堅持署三個人的名字，並在附識中說自己隻是“多說了些閑話，當了一次抄胥”。
青年時代，聞一多對魯迅並無太多好感。他在給梁實秋的信中曾提到過“非我輩接近之人物”，第一個就是魯迅。1944年，昆明文藝界舉行紀念魯迅逝世八周年晚會，聞一多也去參加。聞先向魯迅的畫像深鞠一躬，然後說：“現在我向魯迅懺悔：魯迅對，我們錯了！當魯迅受苦受害的時候，我們都還在享福……當時我們如果都有魯迅那種骨頭，哪怕隻有一點，中國也不至於這樣！……時間越久，越覺得魯迅偉大。今天我代表自英美回國的大學教授，至少我個人，向魯迅先生深深地懺悔！”
1944年，傳聞聯大要解聘聞一多等人，且特務已準備刺殺他們。幾個聯大學生很是焦慮，讓王一到聞家去勸說聞一多。一個寂靜夜晚，王一來昆華中學找到聞一多，他在臥室裏，一手拿著饅頭啃，一手在磨石章，笑著說：“這是我的副業——靠小手工業過活。”沉默半天，王說明來意：“我以你的學生的資格，要求你愛護自己一點，因為今天講真理的人太少，我們經不起敬愛的長者的損失。”聞瞪著眼，半天，淚珠濮濮地掉了下來：“這是做人的態度，……我覺得許多青年人太冷了，……人總有心有血，……我不懂政治，可是到今天我們還要考慮到自己安全嗎？我很感激，……可是我還要做人，還有良心……”
“一二一”慘案後，聞一多勸學生複課，許多崇拜他的學生於是對他頗為不滿，甚至謾罵他。某個冬日的上午，王一到聞家拜訪，聞夫人高真生病躺在床上，聞正在刻圖章，彎著腰，摘了眼鏡，歎口氣，用低到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現在我才知道，我們這些人，所怕的不僅是右，還有左，青年人都太性急，恨不得一下子新民主中國就來到——其實，我們知識分子——連我在內，——都是如此的。過去我對所有的青年人都相信，現在才知道青年裏什麼樣的人都有，——不過青年人還是很可愛的。錯誤不要緊，我們誰也沒有政治鬥爭經驗，青年是可愛的，可愛的。不幸作了特務的青年，我們盡可能地爭取他們。”
1946年，學生黃福海向聞一多辭行，聞為他題寫臨別贈言。署名時，聞蓋上自刻的一枚印章“叛徒”，並解釋道：“為什麼叫’叛徒‘呢？因為我要做一個舊世界的叛徒！”
是年春夏的一天，聞一多正趕寫一篇文章，小女兒纏著聞夫人高真吵鬧，聞無法集中精力寫作，一怒之下打了女兒。女兒哭得更厲害了，保姆趙媽心疼孩子，對著聞嘟囔。一時間，聞生氣，女兒哭，妻子勸，趙媽抱怨，亂成一鍋粥。次子聞立雕聞聲過來批評父親道：“你平時天天在外麵講民主，怎麼在家裏動手打人！這叫什麼民主？”麵對兒子的批評，聞一時錯愕。少頃，他嚴肅地對兒子說：“今天是我不對，不該打小妹。我小時候就是受這樣的教育過來的，希望你們以後不要這樣對待你們的孩子！”
聞一多評價自己：“我是幼稚的，但要不是幼稚的話，當時也不會有五四運動了。青年人是幼稚的，重感情的，便是青年人的幼稚病，有時也並不是可恥的，尤其是在一個啟蒙的時期，幼稚是感情的先導，感情一衝動，才能發出力量。所以，有人怕他們矯枉過正，我卻覺得更要矯枉過正，因為矯枉過正才顯得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