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爹告訴我，當時八路軍在抗戰中出現了不少傷員，這些傷要治傷就得有藥，買藥必須有錢，用糧草是換不來的。
有一個時期，傷病員都在王門村的地下醫院裏養傷，當地村民可以供給他們吃的穿的，最缺乏的就是錢。
當時農民手中沒有錢，對八路軍有好感並想出資支援的人，大都是那些有手藝的鐵匠、木匠、瓦匠、銀匠等，這些人就是我爹所說“工人”，他們便是“職工會”的成員。
根據成員們的收入情況，有多出多，有少出少，經常籌集一些資金，大家當場清點封好，由我爹送到王門去。
那裏有個名叫王平的人專門接受各地的資助，使這個地下醫院一直堅持到抗戰勝利。
日本鬼子對掖城周邊村莊的“掃蕩”使我村深受其害。
俗話說“兔子不吃窩邊草”。
但對日寇和偽軍來說，不管“窩邊”不“窩邊”，有草就吃，瀕臨縣城的我村也就成他們的必掠之地。
日本鬼子三日兩頭成群結隊地來到我村搶糧、搶草、搶錢、搶豬、搶雞、搶女人。
搶過一次後，村裏人就想出一些辦法：年輕女人逃到遠離掖城的親戚家，凡是值錢的東西都埋到地下，家中牲畜雞鴨之類也轉移到別的村裏，剩下的隔夜糧草和針頭線腦之類也就隻好任他們看著辦了。
搶來搶去，村裏已經沒有什麼可搶了，但他們還是不撂手。
莊戶人家最常用的東西也成了他們搶劫的目標。
特別是跟在鬼子身後的那些“二鬼子”，他們狐假虎威、為虎作倀，看來不起眼的東西也照搶不殆。
直到今天，在我村依然流傳著“二鬼子”隨真鬼子下鄉搶東西的種種故事。
有個“二鬼子”下鄉出發前，他的老婆囑咐他：“別忘了給我捎回一副裹腳布來！”也有的囑咐說：“咱家的驢捂眼不能用了，下去弄個回來！”隻要他們要用的東西就得搶。
“裹腳布”是女人纏小腳的專用布，“驢捂眼”，是毛驢拉磨時把20驢眼蒙起來的專用器物。
那時我就想：“二鬼子”們養得起毛驢怎麼就買不起“驢捂眼”，而偏偏要去當千人恨萬人罵的“二鬼子”呢？這些問題成了永遠解不開的謎。
帶著這些謎，再看那座威武高大的鼓樓，便有了一種異樣的感覺。
那年秋天，我和小夥伴們到收完莊稼的地裏拾草，來到“毛閣老”墳前的石人石馬旁邊。
我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爬到石馬脊背上，迎著秋風，趕走身上的汗水，那感覺真是美不勝收。
抬頭看去，又望見了城中的那座鼓樓。
它的形象與在我村看到的不一樣：在我們村裏看，它像一座高大巍峨的廟宇，氣宇軒昂，正襟危坐，凜然不可一世；而在石馬背上看，它變成了一隻凶猛嚇人的老鷹，黝黑的樓頂是老鷹的頭，高挑的飛簷是老鷹遠視欲飛的翅膀，那感覺好像就在瞬間要把周圍的一切都變成前它的捕獲物一樣。
我把這種感覺說給我的小夥伴聽，並加上了老鷹捕捉小雞的故事。
他們一個個臉上生出許多無端的恐懼和茫然，二話不說，便很快從石馬背上翻下身來，急急忙忙忙地拿起爪耙、背起簍子慌慌張張往家跑。
他們這樣做，我當時感到很奇怪。
後來才意識到，被搶掠和雞飛狗跳的戰亂嚇怕了的童年是不喜歡聽老鷹捕小雞這類故事的。
日本鬼子投降後，我和小夥伴們便唱起“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這首歌，背起書包上學了。
我上的是一年級，在所有的同學中我年齡最小。
我們一年級的課本相當於今天64開本那麼大，第一課隻有三個字：“開學了”。
身穿長衫的王育生老師走進教室，班長喊了一聲拖腔很長的“敬禮……”，我們便齊刷刷地站起來，等老師說聲“坐下”，我們才坐下聽講。
學生生活就這樣開始了。
過了幾天，我把學校發的課本從頭看到底，沒有一個不認識的生字。
原因是，在我沒有上學以前，我哥哥已經把他小時侯讀過的、全是用毛筆手抄的那本“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的《國文》都教我讀熟、寫完了。
王老師見我會讀又會寫，就說我腦子聰明，我把哥哥教我學《國文》的秘密告訴了王老師。
他摸了摸我的光頭對我說：“啊，太好啦！別看鬼子被打跑了，壞人還是有的，你和大同學一起多輪幾班‘要條子’吧！”所謂“要條子”，就是站崗放哨查路條。
那時候，不管是外出探親、趕集、還是辦事，都要持有村裏開的路條。
我們的任務就是站在通往縣城的大道道口21的路邊，向過往行人索要路條。
看過以後，說聲“麻煩你了”，便可放行。
如果沒有路條，要麼讓他返回，要麼把他送到村公所裏詢問一番。
我爹用長長的臘條杆、染紅的檾麻絲、鐵打的紮槍頭給我做了一杆紅纓槍，拿著它站在路邊十分威武。
和我放哨的那位年齡大的同學說話吐字不清，常常把“麻煩你了”說成“麻衫你了”。
這樣，看路條的事由他來做，向路人致歉的話由我來說。
其實，那時過往的行路人並不多，一個上午不過十幾個人，剩下的時間就隻好在路邊百無聊賴地站著。
這時，便又遠遠地看到了矗立在縣城裏的那座鼓樓。
我想，鬼子被趕走了，我們可以隨便到縣城進進出出了，我多麼希望我爹領我進城到鼓樓上看看！回家吃飯的時候，我把這個想法對我爹說了。
我爹摸了摸我的頭對我說：“這事好辦，過些日子爹不忙了，就領你登上鼓樓看看！”“登上鼓樓看看”的願望還沒來得及實現，從1946到1947年，國民黨向解放區發動了兩次瘋狂進攻。
掖城有時被他們占領，他們經常在鼓樓上向外放槍放炮，顯得不可一世；有時被八路軍趕走，他們便不知逃到什麼地方去了。
每當國民黨占領掖城、登上鼓樓時，我們村遭受戰亂之苦就又開始了。
飛機的瘋狂掃射和狂轟亂炸使村民們連正常的農田管理也不得進行。
但是，膽子最大的還是我們這些孩子們。
我們已經沒法上學了，隻好背起簍子、扛起爪耙到野外去拾草。
一旦聽到飛機的聲音，我們會把草簍扣在頭上，飛快地跑進玉米地或高糧地裏趴下。
吐吐吐地一陣掃射後，我們便會聽到子彈殼叭啦叭啦擊打莊稼葉子的聲音。
飛機遠去以後，我們就把拾草改成拾子彈殼了。
家裏的大人們教給我們躲避飛機掃射的方法：因為飛機不會垂直地放槍，隻能俯衝後再斜向掃射。
所以，聽到飛機的聲音後，就立刻尋找遮掩物，牆壁、草垛、大樹、墳丘、墓碑……隻要避開飛機飛來的方向，找個地方遮住自己的身體，就不會有中彈的危險。
按照這個方法，我們就可以和敵人的飛機展開周旋了。
敵機不但用機槍掃射，而且在我們村後還扔下兩顆炸彈。
在所有的小夥伴中，我揀到的子彈殼最多，裝滿了整整一蒲籮，而且還揀到一個炸彈的尾巴。
這些收獲直到1958年大煉鋼鐵時才全部賣光。
221947年的深秋時節，地裏的莊稼都收獲完了，農活已經不多。
一天晚上，我嫂子到村西的井邊挑水，忽然在夜色中走來一支隊伍，看到我嫂子在從井裏往上拔水，戰士們便紛紛走來，一口一個大嫂地叫個不停。
來到井邊後，他們便求我嫂子讓他們喝點水，我嫂子很快答應了。
他們整整齊齊地排著隊喝完了一桶水，又為我嫂子到井裏拔了一桶，最後還千謝萬謝地感激不盡。
我嫂挑水回來後，把這事對家人說了。
我爹說：“肯定是八路來了。”半夜時分，突然炮聲大作。
一聲更比一聲響，有的窗玻璃被震碎，用紙糊的窗戶也嘩啦嘩啦地碎裂了。
我家全都穿好衣服準備逃荒。
我爹說：“我先出去看看再說。”不大一會兒，爹就回來了。
爹的臉上毫無驚慌的表情，他告訴我們，村南地裏的所有墳丘後麵都安裝了大炮，正像火龍一樣向城裏噴發，而城裏卻沒有一點還擊。
爹說：“八路正在攻打掖城，就要解放了，咱不用逃荒了。”第二天天還不亮就停止了炮響。
東方剛剛露出晨光時，我們全家和全村人都跑出家門來到村南，遠遠看去，掖城裏麵濃煙滾滾。
待濃煙消盡後，那鼓樓便漸漸顯出原形。
可這時看鼓樓已非從前—在鼓樓的頂端多了三個窟窿，那正是解放掖城的炮彈打成的。
我爹說：“八路軍的大炮是長眼睛的，看看鼓樓頂上那三個炮眼多像‘一爐香’！”因我爹是我村唯一識字斷文的所謂“秀才”，在村中又擔任過幹部，有點小權威，說起話來總和別人選擇不同的角度，所以他的話很容易被我村的鄰人們當成經典。
從那時起，這鼓樓上的的“一爐香”的說法便在全村很快傳開。
在我11歲的時候，也就是1949年的秋天，我爹領我進城，吃過肉火燒、喝過油粉飯，在回家的途中聽到鼓樓上響起了宏亮的鍾聲。
我問爹這是怎麼回事？爹說：“改朝換代了。”後來才知，那是我們的共和國誕生了。
1953年，我15歲，要離開故鄉到東北去讀中學。
拜別了父母，拜別了故鄉，拜別了古城、鼓樓，心想：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再見到這熟悉的一切，不覺潸然淚下……輾轉求學的十多年，夢中常常出現那座鼓樓，夢中的鼓樓高大而偉壯，它所承載的曆史，又是那麼沉重而久遠……23初為人師的歲月戴恩嵩1960年，我於萊陽師範學校中師畢業後，被分配到掖縣（今萊州市）函授師範學校任教，學校領導讓我擔任中師語文教師。
這一年，也正是我們國家發生嚴重經濟困難的一年。
作為一個剛剛踏上工作崗位的新教師來說，既要完成繁重的教學任務，又要和大家一起戰勝饑餓、度過災荒，在艱難中不停息地長途跋涉，使我更多地看到生活的希望之光。
如今回憶起來，這確是一段令人難以忘懷的歲月。
授課函授師範學校的教學對象是小學教師，說是“函授”，而實際上主要是通過麵對麵的課堂教學向學員們傳授知識。
每處公社設一個麵授站，分中師和初師兩個班級。
我和徐維敏老師負責驛道和三元兩處公社的麵授任務。
每處公社每周麵授一天（周六或周日），學員們的作業要在下次麵授時交齊。
徐老師擔任初師語文課，他的學員人數比較少，授課地點在公社中心小學的教室裏。
我擔任的是中師語文課，驛道班學員135人，三元班學員77人，授課地點都在公社的大會議室裏。
我教的學員主要由全公社各小學的校長、教導主任、小學五、六年級的教師組成，年齡都比我大，最大的年近半百。
麵對這樣一批學員，給我的第一感覺就是對他們的敬畏。
他們從事領導和教學工作多年，有著豐富的教學經驗，對教育工作也都作出了很大貢獻，隻是因為文化知識的欠缺才走進我的中語班，他們那種求知若渴的眼神和對每一個疑難問題弄不明白誓不罷休的無窮欲望，常常使我捫心自問：我能當好他們的老師嗎？我給學員的授課內容，主要是範文講讀。
但是，我上的第一堂課是“線性規劃”課。
遵照校方的意見，在開學的第一天，不管是初師班還是中師班，是24語文班還是幾何、代數班，都要先上這一課。
為什麼要普遍地先上“線性規劃”課？校方的解釋是，我們的函授師範教育要與生產勞動相結合，要為農業生產服務。
我們的服務方式，除了農忙時積極參加助農勞動外，還要通過傳授科學知識從更高的水平上為生產服務。
我們的“線性規劃”課就是基於這種考慮而臨時加上去的，這是貫徹黨的教育方針的實際行動。
具體地說，就是在開學的第一天，把線性規劃在農業生產中的運用大體講完。
這種理論的具體實踐，就是讓各生產隊把設在村內的場院搬到田間地頭去，這樣可以省去糧草運輸的時間和麻煩。
線性規劃，是運籌學中的一個重要分支，主要研究生產活動中進行科學管理的方法，合理安排人力物力等資源，節約工作時間，使經濟效果達到最好。
它主要涉及到數學方麵的一些知識，這對於我們語文教師來說確是一門新學科。
當時，是不是在各個班級都上“線性規劃”課？生產隊的場院遷到野外後，運輸量是減少了，但農村婦女去場院幹活走路多了帶來諸多不便，如果家裏有需喂奶的孩子，需要中途多次回村浪費許多時間，這劃算嗎？還有的老師提出，我們的教學對象是小學的領導和教師，他們即使弄通了“線性規劃”的理論，也無權決定把生產隊的場院建到什麼地方，對他們的教學工作也沒有什麼幫助，這樣的授課內容到底有多少實際意義？諸如此類的問題大家提得很多，教師們的議論非常激烈。
我是初來乍到的新教師，隻能聽取大家的討論，不便發表什麼意見。
最後，還是由領導拍板定奪：“線性規劃”課一定要上。
大家集體備課，集體寫教案，而且由數學組的老師進行試講，決心讓“線性規劃”理論在全縣開花。
開學的第一天，學員們都按時到校。
許多學員在四處打聽他們的新老師在哪裏，我當時就坐在他們中間，許多人認為我是新來的小學教師，是來聽課的。
當上課鈴響過、我登上講台後，大家都很驚奇：這麼個年輕的小老師來為我們上課？和我預料的一樣，對“線性規劃”課的內容他們並無興趣。
於是，我把這一課再度壓縮，盡快進入語文課的講授。
因為這是第一次給學員講課，我在備語文課時多費了一些功夫。
對要講讀的範文全部背熟，所有的教學內容也成竹在胸。
這樣，朗讀課文時不用照課本，25講解問題時不用看教案，在整個教學過程中始終和學員保持著麵對麵的感情交流和教學互動。
實踐證明，我的做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隨著教學工作的持續進行，我和學員之間的平等交流也日趨深厚。
有一件事對我觸動很大。
驛道公社有位年近半百的小學校長，每次聽課都在最前排，戴著老花鏡，極認真地做著筆記。
他的作文全是用毛筆寫的，歐體小楷寫得很工整，人們稱他是“老學究”。
他說所以要到我的中文班來就讀，是想接受一下“新學”。
解放後，他當了10多年的校長，以前在私塾學的那一套有點不趕形勢了。
一日，這位校長因為患了感冒沒來聽課，一位年輕的教師把他寫的作文捎來交給我，也順便為校長請假。
他對我說，剛才看了校長的作文，有個成語叫“上嘬下奓，這“嘬”和“”應該怎麼讀法？”奓剛出校門的我，比學員們多上了幾年學，卻被這兩個字的讀音難住了。
如果當著這麼多年長於我的學員閉口無言或說“不識”，這以後還能走上這講台來嗎？擦著滿頭的熱汗，故作精讀作文之狀，而腦中卻在急劇思考對策。
對於這個“嘬”字，幸而懂得一點語音規律，凡是“最”字加偏旁者，讀音一般都有“uo”韻。
在此韻中快速掃描，終於找到一個“zuo”字。
再從通篇作文看是寫一個學生用粘土、頭發楂兒合成“筋泥”做煤爐的故事。
這“上嘬下奓”是寫爐堂的形狀，既然“上嘬”(口小之意)，自然是“下奓”(zha，肚大之意)了。
於是，我很快回答了那位年輕教師，總算沒有當眾丟醜。
這件事深深地教訓了我。
它使我感到，在這個世界上，我知道的東西太少太少，我需要再學習；在這個工作崗位上，我的底子太淺太淺，我需要再提高。
於是，參加工作的當月，我就報考了高校中文專業函授學習。
說是函授，高校的講師親自麵授也經常地進行。
我把所有的業餘時間都利用起來，珍惜分分秒秒，抓緊時間讀書。
為了學好中國和世界文學史，就按照作家係列遍讀古今中外的文學名著。
曆經4年，攻讀完高校的全部中文課程。
當時給我們搞麵授的陳老師在課堂上說，我讀的書比那些在校學生還多。
因為在回答《文學史》和《文學概論》的諸多問題中，讀書多少是一目了然的事。
有了較好的知識儲備，教學工作就更加得心應手、應付如裕了。
在教學中26我逐漸摸索出一些規律：我從事的是成人教育，和對中小學生講課不同。
在範文講讀和批改作文時，不能就事論事，而要想方設法把知識麵拓寬，在弄通課文和點評作文的同時，還要增加一些寫作、漢語、文藝理論、文學史等方麵的知識，使學員們作到舉一反三、觸類旁通，有利於他們在教學中的實際運用。
這樣，就大大提高了他們的學習積極性，有時遇到風雪雨雹的惡劣天氣，他們也總是不遠數十裏路也前來聽課。
度荒我參加工作的這一年，適逢我國經濟遇到了嚴重困難，全國性的大饑荒蔓延開來，我們函授師範學校更是首當其衝。
物質生活極其匱乏，基本口糧一壓再壓，最後壓到每人月供口糧21斤，副食品基本沒有，蔬菜少得可憐。
我在校讀書時，因為是體操運動員，每月吃口糧45斤，而且尚有肉蛋之類。
來到函校當上教師後，和其他教師一樣，每月的供應口糧不到半月就吃完了。
這就是說，我參加工作之日，也就是步入度荒之時。
為了度過糧荒，學校領導組織教師采取了許多應急措施：到鄉下去購買一些高價白菜，到地頭地邊撿拾掉落的地瓜蔓葉，到複收過的地瓜地裏掘地半尺尋找一些地瓜根毛，到崖上村去買回一些落地柿子，到土山海倉村的廣袤海灘上捋回一些黃蓿菜……這些東西雖然能夠暫時充饑，但是到了冬天我們就無計可施了。
每個教師都患上了水腫病，臉上黃腫亂胖，腿上一按一個深坑，走起路來十分困難。
我們的教學工作並沒有因為大饑荒的到來而受影響，照樣按時到達麵授站為學員上課。
晚上為學員批改作業，有時坐在椅子上堅持不住，就隻好坐在床上，伸直雙腿，把學員的作業放在腿上批改。
我當時遇到的另一個困難就是交通工具問題。
老教師都騎自己的自行車，我們6位沒有自行車的新教師隻能輪流騎用兩輛公用的自行車，其餘的教師隻好靠步行了。
我去麵授的驛道、三元兩處公社距縣城分別為50和60華裏，沒有公共汽車可乘，許多次麵授都是步行去的。
常常饑腸漉漉，舉步無力，50裏的路程要走將近6個小時。
為了避免晚上拉夜，必須吃過早飯就開始上路，懷揣一塊幹糧，餓了就啃一點，防止中途倒下。
27那時候，農民的生活也很困難。
為了度過難關，上級提倡“休養生息”，盡量減少農民的勞動強度。
到了冬天，不再號召生產隊大搞農田基本建設，農民不再外出幹活，路上行人也就很少了。
這年冬季的一天，我步行去驛道上課。
走到程郭村的東頭，遇上一位老農牽著一頭老牛，那老牛拉著一輛木輪大車。
當時心想，能讓這輛大車捎我一程，會減去許多的跋涉之苦，便親切地稱他“老大爺”，和老農聊了起來。
老農說，生產隊的大車在程郭剛修好，隊長讓他趕著這頭牛把車拉回生產隊，準備明年春天用它送糞運莊稼。
我問老農，為什麼不坐在大車上？老農驚詫地斜了我一眼，對我說：“坐車？過去冬天總得給牲口上點料，開春幹活才有力氣。
如今啊，它的料被我們人吃了，它隻能啃把幹草，哪還有勁拉車？你看這牛，瘦成什麼樣子了，我還忍心讓它拉著我嗎？它也餓啊！”他這一席話，使我為之一震，很快打消了坐車的念頭。
老牛走得很慢也很吃力，但它畢竟還是一步一步地向前走，漸漸接近要到達的目的地。
我和老農邊走邊聊。
老農知道了我是去驛道公社為小學教師上課的，我以為他會說出“七級工，八級工，不如回家種大蔥”之類的話來，但他沒說，卻問我：“大夥都過得不容易，你說誰最不容易？”我一時難以回答，他接著說，“幹生產隊長不容易，當支部書記更不容易！”按當地的方言，他說的“不容易”，就是受苦受累、難以做好的意思。
他對我說，他們大隊很窮，社員大都在吃糠咽菜打發時光。
大隊裏有個小糧庫，裏麵僅存的一點糧食就是明年春種用的種子糧。
為了看護好這些種子，大隊黨支部決定，支部委員和各生產隊的隊長輪流晝夜值班看守種子庫，誰丟了種子糧，誰就是在切斷全大隊人的命根子。
老農激動地說：“隊長就不知道餓、不知道冷？我真可憐俺隊的那個隊長啊！為了看守那個種子庫，有好幾次連凍帶餓昏倒在倉庫的門口，社員見了哪個不心疼？”說到這裏，他的眼裏飽含著熱淚。
聽著老農感人肺腑的訴說，我的心裏湧起了陣陣酸楚。
曾經聽縣裏的領導作形勢報告，總是說“形勢大好，問題不少，前途光明”，當時理解並不深刻。
聽了老農所言，有那樣的支部書記，有那樣的生產隊長和社員群眾，不就是我們的希望、我們的光明所在嗎？想到這裏，渾身增添了力量，走路的步子也加快了。
這一天，下午3點以前我就趕到了驛道中心小學。
28驛道、三元都是山區公社，這裏盛產地瓜、花生。
盡管他們和全縣一樣也遇上空前的糧荒，相比較而言，社員手中起碼還有點地瓜花生及其副產品的積存可供度日。
我到驛道後，中心小學教導主任、中語班班長孫福新同誌，把我安排到公社食堂吃飯。
我交上4兩（16兩一斤的小兩）糧票，就可換來一斤多煮熟的地瓜或葫蘿卜，這可算是吃上一頓很好的飽飯了。
有一次，我步行去60華裏遠的三元公社上課。
上午講到第三節課，就因饑餓難忍雙腿打顫，頭上滲出涔涔汗水。
下課後，學員們陸續離開教室，唯有中心小學的教導主任、中語班班長李曰亮沒走。
他來到我的麵前，從衣袋裏掏出一個拳頭大的紙包，遞給我說：“老師，別嫌後（嫌後，嫌棄之意），吃了吧！”說完，他就離開了教室。
教室裏隻剩下我一個人，當時周身無力，本想歇會兒再走，見到這紙包便迅速打開，原來是一塊花生餅，飄溢出陣陣透人的香味。
這無異於雪中送炭！我一邊吃著花生餅，一邊想：學員對我這樣關心，我在教學中哪敢有半點的怠慢！放學後，許多完小、村小的學員都約我到他們的學校裏住幾天。
顯然，他們那裏的生活比縣城好一些，在他們那裏可以多吃幾頓飽飯。
但是，教學重任在身，每周隻有兩天為學員講課，其餘五天的時間內要批改完200多篇作文，隻要沒有學員耽誤聽課、需要我親自為他們登門補課的特殊情況，不敢在基層小學裏逗留，我必須按時返回函校。
所以，對學員們的真誠約請，隻好一一婉言謝絕。
寒冷的冬天過後，就是1961年那個糧荒持續發展的春天。
暑假期間，我們的授課也停了。
我們函校的領導，組織全體教師到東宋公社的潘家村海邊的荒灘上開荒種地，又在城關公社陽關村的河溝邊角處栽上地瓜。
半月的時間教師們吃掉了一個多月的口糧，眼看後邊的日子隻好喝西北風了。
校方隻好宣布放假，不論是本地還是外地的教師一律回家。
家裏的日子也並不好過。
我的父母都年過花甲，家中沒有存糧，連揎進枕頭裏的穀糠也倒出來磨碎變成了食物。
幸好有我東大原村的姐夫給我家送來一小推車大白菜，才使全家人有了繼續活命的希望。
我有一個妹妹（1965年去世），自幼體弱多病。
由於她在隊裏幹活肯出力，為人好，服從領導，從不頂撞人，隊裏派她到大隊倉庫裏幹活。
大隊為了獎勵這些幹活的人，每天發一小29包地瓜幹。
妹妹把這些地瓜幹帶回家，掰碎後放進煮菜的鍋裏，便成了全家人的“美餐”。
當時，我的侄子出生不到半年，瘦骨嶙峋，嗷嗷待哺，常因饑餓連夜啼哭。
他的媽媽無奶喂他，隻好把地瓜幹煮熟搗爛，變成稀粥狀的糊糊喂他。
再後來，連這樣的糊糊也難於吃足。
在最為困難的時候，眼看度日無望，嫂子隻好拖著棍子到東部山區農村討飯去了。
這樣的日子，直到1962年夏收後才稍有好轉。
跋涉從1961年開始，由於教育經費的不斷減少，教師隊伍大大壓縮，函校的教師也有的調回外地老家，有的下放到中小學裏，他們所擔任的教學任務就加到了我們這些留任教師的身上。
從而，我的教學任務越來越重，我負責麵授的站點越來越多，除了三元、驛道之外，先後去過梁郭、朱橋、苗家、滕家、西由、過西、土山、沙河、徐家、夏邱、仲院、郭家店、柴棚等公社進行麵授。
在我們函校的教師中，大概我是年紀最輕、身體最好的一個，所以我負責麵授的這些公社大都是離縣城較遠的周邊地區，近者40餘華裏，遠者75華裏，多數公社山路崎嶇、道路難行，不管是炎熱酷暑還是風雪雨霜，必須按時到達授課地點。
隻要能騎上自行車，路途再遠再難走我也不怕。
有一次輪到我騎公用自行車了，那天不是麵授日，需要往中心小學送個書麵通知，函校領導讓我去趟驛道，我送達通知後立即返回，一上午行程100華裏。
吃過午飯過後，學校領導又對我說，還得去趟三元。
三元本和驛道同路，隻是比驛道遠出10華裏。
既然領導讓我再跑一趟，午飯後我又出發了，把通知送達三元後，傍晚返回縣城。
這天，我騎自行車共跑了220華裏路。
我們的遠距離奔波，是在口糧嚴重不足、忍饑挨餓的情況下進行的。
那時隻有一個想法，隻要學員們能從我們的授課中學到知識，不斷提高他們的教學水平，我們搞麵授的再苦再累也心甘情願。
我們函校雖然教師人數減少了，但公用自行車還是不足。
我要跑那麼多的站點進行麵授，光靠步行，耽誤的時間太多，根本無法如期完成任務。
那時，30靠我每月29。5元的工資收入，根本買不起自行車。
有一天，我回到家裏，把這個困難向我爹我娘說了。
我爹眉頭緊皺，低頭不語。
當晚，他和我娘商量到深夜。
第二天我回縣城前，我爹說：“家裏有幾個存錢都花到吃的上了。
前天，我到東莊大隊去買了4斤地瓜幹，花了32塊錢，家裏分文沒有了。
你在工作上有難處，你的腿腫成那種樣子還得往鄉下跑，做爹娘的那能不心疼啊！我和你娘商量好了，把院子裏那幾棵長了幾十年的洋槐樹殺了賣掉，也隻能換輛舊車子，湊付著騎吧！”我爹說到做到。
下次回家時，院子裏幾十年為我們遮風擋雪的大樹不見了，換回了一輛隻有五成新的自行車，前輪不圓，騎起來上下顛簸，刹車用的“五柱頭”常常打滑而行止不靈。
不管怎麼說，經過一番修理之後，我總算有了自己的自行車。
當時，每個公社都有十幾處完小，每個完小的教師是一個學習小組，每組有學員幾個人、十幾個人不等。
在他們參加麵授時，如果有一兩個學員因病因事請假不能聽課，其他的學員可以給他補上。
如果全組學員都沒來聽課，我隻好親自去補課了。
那年夏天，三元公社大居裏完小的學員都沒來聽課，我隻好去一趟。
從三元到大居裏，中間要翻過一道山梁。
山路彎曲狹窄，兩邊荊棘叢生，上到山頂我已經氣喘籲籲了。
向山下看去，是一條很陡的蜿蜒小道。
推著自行車下山比上山更難，在相對平坦的路段，我騎上自行車，踩住腳軋，在曲折的路上慢慢向下滑行。
誰知，腳軋突然失靈，車子飛速前衝，我隻好啟用前輪的手軋。
由於行速越來越快，前輪死死被軋住，後輪卻翹了起來，我還來不及思考應該怎麼辦，整個車子就來了個前滾翻，連車帶人摔進了路邊布滿荊棘的山溝裏，我被自行車後麵的行李包壓在底下……好大一會兒，我才有了知覺，從車底下爬了出來。
脊背在劇烈地疼痛著，白襯衫上布滿血跡，左衣袖撕開一個口子，胳膊上在流著鮮血。
我吃力地把車子拖到路上，自行車的傳動鏈已經掉了下來。
把車鏈子按好，忍著鑽心的疼痛，終於到達了大居裏小學。
小學校長李銘軒同誌，看到我受傷的樣子非常吃驚。
他熱情地把我讓進他31的辦公室裏，讓我脫掉襯衣，又很快找來衛生員，對我脊背和胳臂上的傷口進行包紮。
李校長拿出他的襯衣給我穿上，並派人把我那件血衣洗淨、晾幹、縫補……看著他們裏裏外外為我忙碌著，使我產生了回到家的那種溫暖的感覺。
身上的傷口也不疼了，穿著李校長的襯衣我終於完成了補課任務。
1962年的深冬，掖縣下了一場曆史上少見的大雪。
那天是星期六，我在驛道公社上課。
按照計劃，我下課後必須趕到梁郭公社，第二天要在那裏麵授。
到梁郭的這條路我是第一次走，不到20華裏遠，在通常情況下隻要順著大道走就不難到達。
但我上路後，大雪依然下個不停，我頂風而行，猛烈的西北風呼嘯著，夾雜著冰冷的雪花向我肆意地吹打。
農田和道路連成潔白的一片，唯一的標誌就是道路兩邊有兩行齊腰高的小樹，在兩行小樹之間推車慢行，我來到中途必經的車欒莊大隊。
過了村莊再往北走，就使我茫然不知所往了。
抬頭看去，雪野白茫茫的一片，被狂風吹刮著的雪屑在空中飛揚。
路兩邊的小樹不見了，分不清道路在什麼地方，我往哪裏走？我隻好踅步回到村內。
推開一所大房子的門，裏麵有個大石碾子，空中懸著兩個石錘，一看便知這是一座油坊。
七、八個人坐在一個大炕上，有的在打撲克，有的在閑聊說笑。
我上前說明來意，向他們問路。
一個中年人說：“去梁郭？你不想活了？你到村北頭去看看，有路嗎？”他的話茬很硬，但說的卻是實情。
前進無路，後退不行，天色越來越晚，我該怎麼辦？那中年人見我為難的樣子，對我說：“你先到炕上暖和暖和，等會兒我給你想點辦法。”我隻好聽他的，在炕沿上坐下，心裏卻焦急萬分，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這位中年人身上，每過一分鍾都像過了一年。
傍晚時分，打撲克的人都已散去，隻剩下中年人和一個小夥子。
中年人對我說，他姓王，和那小夥子都是民兵，有槍有子彈，今晚他倆值夜班。
見我帶著行李，就對我說：“今晚，你就和我倆睡在這大炕上。
餓了，鍋裏有煮好的地瓜。
明天早點起，能認出路來，你自已走，還認不出路來，我倆送你去梁郭！”我千謝萬謝這位王大哥。
那小夥子早把熱氣騰騰的地瓜端到了炕上，我們便吃了起來。
王大哥說，社員們生活也很困難，這座油坊兩年沒打油了。
好在32大隊裏存了一些地瓜，誰家揭不開鍋了，大隊裏就補助一下，他們的任務就是要看護好集體的這些地瓜。
他還說，去年冬天也有一場大雪，有位複員軍人從梁郭往驛道走，看不清路，掉進農田的水井裏，八天後才把屍體撈了上來……火炕被燒得暖融融的，一夜睡得十分香甜。
次日早起，吃上幾塊地瓜，王大哥把我送到村北頭。
我發現，有幾條剛走過的大車車轍印痕蜿蜒北去，那就是去梁郭的路了。
我拜別王大哥，8點以前就到達梁郭。
盡管學員到校不過半數，我還是正點走上了講台。
在長達五年的長途跋涉、巡回教學中，或酷暑嚴寒，或風雪雨霜，在危難之時我總會遇到很多向我伸出援助之手的好人。
在滕家公社開學的第一天，公社領導王鵬鰲同誌親自來到課堂進行學前動員，重複著“尊敬老師，就是尊重知識”的箴言，給了我教好課的巨大動力。
在過西公社，我突然感到天轉地轉、暈倒在地，中心小學校長李英傑同誌親自為我求醫買藥、送吃送喝，始終陪伴在我的身邊，直到痊愈。
在滕家公社原家村，我患了重感冒，原承毅老師讓他母親熬了薑湯送到我的床邊。
在1964年初冬的那場滂沱大雨中，我趟水過河、爬山越嶺來到距縣城50多華裏的郭家店公社中心小學，教師們脫下自己的棉衣給我換上，把我濕透的衣服放在爐邊烤幹，使我按時穿著幹衣服走上課堂。
每當遇到惡劣的天氣上課時，有的學員在他們上交作文的末尾，寫上“老師，辛苦了！”“天氣不好，注意安全！”等一句句感人肺腑的留言……在函校參加學習的學員，隻有語文、幾何、代數等學科全都結業後才能算是畢業，我給畢業的學員用毛筆填寫過畢業證書。
時間過了將近半個世紀，他們的名字依然牢記在我的腦海裏。
每逢見麵，他們從不稱我職務，一律稱我“老師”。
其實，他們也是我的老師。
還有那些在困難中熱情關心幫助過我的素不相識的人，都是我的好老師。
他們那種勤勉自勵、孜孜以求、刻苦好學的頑強精神，那種坦蕩無私、助人為樂、見難就幫的崇高品格，都深深地感染著我，激勵著我。
1965年春，因工作需要我被調離函校。
五年的教學生涯，使我獲得到了一筆豐厚的精神財富，使我能在人生的路上把步子邁得更紮實些。
33我們村的“鋦人”們戴恩嵩我家祖居的地方，是掖縣（今萊州）城北的西郎子埠，由戴家、史家、周家三個自然村組成。
從我有記憶時起，全村260多戶，幾乎家家都有“鋦人”。
我說的這些“鋦人”，不是在科舉鄉試中被錄取的那些“舉人”，而是鋦鍋鋦盆鋦大缸的“鋦人”。
音同字不同，沒有人給“鋦人”作傳。
但在我們村，“鋦人”們世世代代用歡樂和悲傷演繹著許多少為人知的故事。
傳手藝我們村的“鋦人”，就是通常所說的小爐匠。
這個名稱，是為了同那些生著大火爐、鍛打鋤鐮鍁钁的鐵匠們以示區別。
據說，在很久很久以前，我們這兒一馬平川。
後來，一夜之間鼓起一個大土包。
皇上說，要靠玉皇大帝來把這裏壓住，否則就越鼓越高，威脅城池的安全。
於是，就修上了一座玉皇廟，這個大土包就起名叫玉皇頂。
我們村就在玉皇頂南側，離縣城隻有5華裏遠。
每年夏收後，十裏八鄉的人都來玉皇廟頂趕廟會，人聲鼎沸，香火如雲，供品羅列，膜拜者眾。
這時候，孩子們就會到玉皇廟後邊的那個“後墩”上玩，其樂融融，美不勝收。
為什麼玉皇頂下出了那麼多的“鋦人”？有一個美麗的傳說代代相傳：在很久很久以前，有個精通風水的“南相士”，曾到玉皇頂上轉悠了半天，臨走時地他吐出一句話：“此地定有舉人出。
”但是，有史以來，這裏的讀書人沒有一個考中“舉人”的，反而出了一大批“鋦人”。
我村的人說，南相士說得並不錯，隻是把“舉人”出假了，變成了“鋦人”。
盡管“舉人”和“鋦人”相差很遠，但那“鋦人”的小鐵爐，其造型同“舉人”的帽子極為相似。
而且從字音上看，那南相士的預言也不能說不對。
34小爐匠的基本工具就是一副“挑子”。
我們戴家村29戶人家，共有35副“挑子”，這就是說，有的人家有兩副、三副“挑子”。
這副挑子就是“一條扁擔兩個箱”：一頭是風箱，上麵放著鐵砧、煤炭、小鐵爐；另一頭是四屜箱，裏麵放置鉗、錘、錯、銼、石灰膩、大大小小的銅鋦子、鐵鋦子；箱子最底層空著，是為了放銅板用的。
不管鋦什麼，必須先鑽眼兒，所以手搖鑽、蘑菇鑽、弓子鑽就成了最重要的工具。
俗話說：“沒有金剛鑽，就別攬瓷器活兒”。
瓷器很硬，隻有帶金剛石的鑽頭才能在瓷器上打眼、按鋦子。
這句話，後來的引申為沒有本事就別攬重要活。
如果幹活兒過程中，鑽頭上比米粒還小的金剛石不慎掉到地上，“鋦人”們一定會認真尋找。
找不到，就會將一大片土都收起來，回家後用篩子過、簸箕搧，清水淘，最後大都會找得到。
我們村“鋦人”的手藝是輩輩世世祖傳的。
兒子向父親學藝是很尋常的事；有的父親早逝，隻好跟叔叔伯伯學藝。
他們大都是沒有進過學堂、不能外出闖關東的男人，學手藝必須從十五、六歲開始，不能挑“挑子”，就把鐵砧扛在肩上，以減輕師父的挑擔之苦。
所以，“扛鐵砧子”就成了學徒的代名詞。
學徒的時間，長則三年，短則兩年。
最初，徒弟要幹些扛鐵砧、拉風箱、遞工具、掄鐵錘、鋦鍋時壓住手搖鑽的橫杠等零碎活。
再後來，要練習鍛打不同型號的鋦子。
真正進入鋦鍋鋦盆階段，必須在師父的嚴格指導下進行。
師父看到這些話計徒弟全能獨立進行時，就揀客戶提供的比較難做的活對徒弟進行一次“考試。
“考試”過關後，就告訴徒弟，可以挑起“挑子”自己“拉鄉”了。
其實，小爐匠的手藝真正做起來永無窮盡，這就要靠學藝者的悟性了。
有悟性的人，心靈手巧，善於變通，再難的活也可以攬下來，而且做起來得心應手、駕輕就熟。
就拿鋦碗來說，打碎的細瓷碗，可能碎成五瓣六瓣，也可能是十瓣八瓣，能不能鋦，就看“鋦人”手藝水平的高低了。
手藝高強的人，那碗不管碎成多少瓣也要鋦好，那正是為自己作廣告、攬客戶的絕佳機會。
要想做好這樣的難活，來不得半點馬虎，其小心翼翼之狀，與姑娘繡花無異：先把破裂的大瓷片拚湊好，用繩子紮緊，再把細小的殘渣，用小鑷子一片一片地夾住，按照原來的位置放進去。
對好茬口後，就用小錘輕輕敲打幾遍，使其更加嚴絲合縫，再把它夾在雙膝間，取出像拉胡琴一樣的弓子，把弓弦繞在著一個一拃長、下頭鑲有金剛石鑽頭的細圓鑽杆上。
一手握鑽，一手拉弓，35嗞嗞地響著，將碗的裂縫兩邊鑽上對應著的鋦子眼兒，樣子近似中式衣衫的布扣眼窩。
接著，就把扁平的鋦子，一個個輕輕嵌入小孔中，將裂縫錮緊，隨後再塗抹一種黏性很強的石灰膏，這碗就算鋦好了。
看上去，那鋦過的地方，就像一片很好看的合歡樹葉。
“鋦人”們如果光能“鋦”，那是遠遠不夠的。
他們在“拉鄉”過程中，會遇到意想不到的各種複雜情況，如果人家的錫壺開焊了、水壺漏水了、銅盆裂縫了、銀鐲折斷了、大車掉輪了、鍁钁掉頭了、鋤鐮磨損了，怎麼辦？雇主們首先求助的就是小爐匠。
如果“鋦人”說，這活我不能幹，以後就很少有人再找他，那他的手藝路子越走越窄。
如果他說能幹，而且幹得很漂亮，那他就是拉下了“主戶”（永久的客戶），他的藝路將越走越寬。
上麵說的那些手藝活，實際上還涉及到錫匠、銅匠、焊匠、銀匠、洋鐵匠甚至大爐鐵匠等多方麵的手藝。
小爐匠在學徒中不可能學到這些技術，也不可能到每種匠人師父那裏去學徒。
要想成為多麵手，就得靠實踐過程中的細心琢磨、觸類旁通，對十分困難的技術問題要不恥下問、向行家請教，這就是小爐匠中所謂的“能工巧匠”。
走他鄉盡管我村幾乎家家都有“鋦人”，卻沒有一戶發家致富的。
它隻能作為農耕收入不足的一種補充，掙個零花錢，“聊補無米之炊”。
每年秋收結束後，也就是“鋦人”們遠走高飛的時候了。
小爐匠如果停留在一個固定的地方，不可能有那麼多手藝活可做。
所以，遊走他鄉、穿街走巷就成了他們主要的營業方式。
居無定處，食無定所，行李、飯包、水壺、馬紮等日常用品都掛在“挑子”上，走到哪裏就住在那裏、吃在那裏。
不管是嚴寒酷暑還是風雪雨霜，他們必須挑著七、八十斤的重擔在四疃八鄉中穿行，其經營之苦，可想而知。
為了攬到生意，他們有時越走越遠，幾個月甚至長年在外。
有的慘死在風雪路上；有的患病不得治療，倒在路邊，曝屍野外；有的途中遭劫，身無分文，哭告無門；有的因通訊不便，家裏連個屍首也見不到。
我父親說，我爺爺經常對他講述那些悲慘的故事。
36“挑著擔子走四鄉，風雪雨霜當幹糧，口喊鋦鍋鋦盆嘍，坐下就聽小錘響。”這是對小爐匠生活的真實寫照。
“小錘響”，並不是像李宗吾在《厚黑學》一書中說的那樣，是為了把鍋盆的裂痕敲得更長。
它的作用有三：震出縫中灰垢，明確裂痕長度，宣布我已到場。
鄉鄰們聽到小錘敲打的聲音，會立即拿著待補待修的器具前來排隊。
我爺爺是一個技藝高超的小爐匠。
然而，他所經曆的那些苦難，我們這一代人很難想像得到。
有一年秋收後，他到東部各縣山區穿街走巷3個多月，臘月底挑著“挑子”往家趕。
傍晚時分，走到了掖縣、招遠交界的三官嶺項，遇上了劫路人，把他捆在鬆樹上，取走了他一個冬天掙來的銅板。
直到第二天清早，才被路過的人救下嶺來。
為此事，爺爺生氣上火，得了一種時好時壞的鼻疽病。
第二年冬天，爺爺到招遠去拉鄉，正逢天下大雪，他突然犯病，鼻中流膿流血，昏倒在雪地裏。
幸而遇上一位趕著大車的好心人，把他救活又拉到村子裏，才使爺爺免於一死。
從那時起，爺爺就說，這種“站街頭子”的活，不能再讓子孫去幹了，說是耍手藝，和“叫街”（沿街乞討）有什麼兩樣？爺爺下決心把掙來的錢供給孩子讀書，將來即使做不了官，也要坐上“太師椅子”（室內文職工作）。
為了實現這個夢想，他供給兩個兒子也就是我的伯父和父親，都上過多年的私塾，都能背誦好多古詩文，寫一手好毛筆字，打一手好算盤，都有提筆記日記的好習慣。
年滿16歲時，都到東北去學做生意。
我伯父事業有成，在東北置買了一些房產，舉家遷往齊齊哈爾市。
而當時我爺爺奶奶體弱多病，為侍奉老人，我父親隻好從東北回到山東老家，成了這個8口之家的頂梁柱。
僅靠農田收益，每年秋收後交上租糧所餘無幾，要維持一家人的生計，不得不重新挑起我爺爺挑過的那副“挑子”，開始了他遊走他鄉的“鋦人”生涯。
我父親的優勢在於他讀過許多古書，識字斷文，能寫會算，能同有文化的雇主談得來。
在他的櫃膛裏，放著一支大拇指粗的毛筆，走到哪裏可以寫到那裏。
每逢歲末，除了做好手藝活外，還能利用晚上的時間給人家寫對聯，所到之處很是受人歡迎，吃住也就不成問題了。
父親的悟性極強，除了鋦鍋鋦盆這些常規手藝外，錫匠、銅匠、銀匠、焊37匠等方麵的技術也能來兩手。
有一年冬天，他“拉鄉”拉到棲霞桃村，有個大戶人家的小夥計，拿著一個圓柱形的細瓷茶壺讓我父親修理。
我父親一看，這茶壺是乾隆年間官窯燒製的精品。
茶壺並沒破碎，也無裂紋，隻是用來固定黃銅提手的兩個提手樁斷掉了一隻，提手的一頭無處可拴，茶壺也就不能用了。
小夥計說：“我家老爺說了，隻要能修好，你不管要多少錢都行！”我父親端詳了半天，心想：提手樁已不存在，靠“鋦”無能為力，隻能再造上一個“樁”了。
父親把修理方案告訴了小夥計，他回去征求老爺的意見。
不大一會兒，小夥計回來說，老爺完全同意。
父親的做法是：在茶壺斷掉提手樁的地方，先滿滿地鋦上一排小銅鋦子，把銅鋦子磨光後，再用燒熱的烙鐵把熔化了的焊錫一滴一滴地粘上去，直到焊錫堆積得和另一個提手樁一樣高，再用鋼錯錯平，用細砂磨亮，再鑽上兩個眼兒，把提手按上，茶壺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