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時期，百家紛爭。爭辯的內容，除了關乎學派宗旨的大原則外，還有一些具體的小問題，穿衣服就是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人為什麼要穿衣服？穿什麼樣的衣服才是合宜或得體的？服飾與德行是否有關係？這些都曾引起過諸子們的討論或關注。問題雖然沒有什麼思想性，但由各家的回答，還是可以看出他們各自的學術宗旨。其中，有些說法對後世的影響似乎並不亞於那些大原則、大問題。
一、聖人的穿著
說到穿衣服，自然會首先想到孔夫子。這位生活比較考究的聖人不但吃飯有一套原則，如“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穿衣服也絲毫不含糊：“君子不以紺飾，紅紫不以為褻服。當暑，袗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月，必朝服而朝。”（《論語·鄉黨》）
錢穆有一段白話試譯，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君子不把玄色色來作衣領與袖之邊。不把紅色紫色做日常起居之服。當暑天時，在室內穿葛單衣，但出外必加上衣。黑衣內用羔羊皮的裘，素衣用小鹿皮裘，黃衣用狐裘。在家私居時所穿之裘，較出門時所穿者稍長，又把右袂裁短些。夜睡必有寢衣，其長過身一半，下及兩膝。冬天把狐貉皮來做坐褥。除去在喪事中，大帶上沒有不佩一切備用的玉器的。除非朝祭用正幅的帷裳，其餘所穿裳，總是開剪斜幅縫製的。吊喪不穿黑羔裘，不戴玄色冠。每年正月歲首，必穿著朝服上朝去。”
《鄉黨》篇是弟子們對孔子日常生活起居的描述，所以文中“君子”所指的當然就是孔子本人了。由於年代久遠，這段話的內容並不十分明白。據後儒的解釋，孔子選擇衣服的原則大體上不外兩方麵：一是合“禮”。如“紺”是用來作祭服的，所以不能作領、袖的飾邊。紅紫不是正色，所以即便是私居時也不能穿。二是合“時”。如“褻裘長”為的是取暖，“短右袂”為的是方便做事。不管這些解釋是否可靠，我們總可相信，這段話所講的孔子決不是早年那個“賤”而“多能鄙事”的孔子。雖然古代可能皮賤而絲貴，但有這麼多種衣裘，並十分講究色彩、玉器的搭配，那一定是有身份的人才能做到的。
和墨子的服飾比較一下，印象當會更深刻：“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莊子·天下》）“裘褐”是粗衣，為窮人所穿。“跂”大概是草鞋或木屐之類。這裏說的雖是後世之墨者，但墨子本人的穿著也不會差得太遠。荀子就說過墨子“衣粗食惡”、“衣褐帶索”的話（《荀子·富國》）。有一位曹公子甚至當麵向墨子抱怨：“始吾遊於子之門，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則夕弗得。”（《墨子·魯問》）很難想象，極重言行一致的墨子會隻讓弟子們過那種辛苦的生活。
根據《墨子·辭過》篇，墨子主張“以裘褐為衣”還有一個實際的考慮：“古之民，未知為衣服時，衣皮帶茭，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凊。聖王以為不中人之情，故作誨婦人治絲麻，捆布絹，以為民衣。為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為輕且暖；夏則綌之中，足以為輕且凊，謹此則止。故聖人為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今之王，其為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暖，夏則輕凊，皆已具矣。必厚作斂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為錦繡文采靡曼之衣。鑄金以為鉤，珠玉以為佩，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為身服。此非雲益煗之情也，單財勞力，畢歸之於無用也。”
從這段話可以看出，當墨子稱衣服的主要作用是禦寒避暑，不是為了榮觀耳目時，他所擔心的其實是王公大人追求“文采刻鏤”，必定會虧奪百姓的衣食之財。至於百姓衣食豐足之後，是否可以幹點“錦繡文采”的事兒，墨子並沒有明確的回答。考慮到墨子曾主張給那些賢能之士“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他大概也不會反對在適當情況下修飾一下吧！要不，人人皆衣褐帶索，賢人還要那些爵祿幹什麼呢？
無論如何，同為當時顯學的宗師，孔、墨的穿著打扮如此懸殊，不能不說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對照。兩家後來圍繞著穿衣服的問題展開辯論，自然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二、“服”與“行”
儒墨兩家直接辯論服飾的文獻，保存在《墨子·公孟》篇中：
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後仁。”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紂卿士費仲為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為天下之聖人，此同言而或仁或不仁也。周公旦為天下之聖人，關叔為天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則不在古服與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
公孟子義章甫、搢忽、儒服，而以見子墨子。曰：“君子服然後行乎？其行然後服乎？”子墨子曰：“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晉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韋以帶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越王句踐剪發文身，以治其國，其國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猶一也。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
公孟子是誰，我們不太清楚。吳毓江推測說，此人即曾子弟子公明儀，屬七十子之後儒家大師之一。兩段話討論的其實是一個問題，即衣服與行為的關係問題。
按照公孟子的說法，君子成仁有一個前提，即必須說古人的話，穿古代的衣服。公孟子這樣講的理由何在，很可惜文獻中並沒有詳細的記載。不過，更讓我們好奇的是，這種說法屬於公孟子個人的私見呢，還是儒者的一貫立場？
公孟之前，孔子好古是出了名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論語·述而》）、“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論語·述而》），都是夫子自道。把“古”與“今”對照起來，以古諷今，還是孔子非常喜歡的一種習慣做法，如“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論語·憲問》）、“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論語·陽貨》）。不過，對衣服的看法，文獻記載卻有許多相互矛盾之處。《論語》和《禮記》有兩則材料這樣說：“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拜下，禮也；今也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論語·子罕》）“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禮記·儒行》）前段話提到，麻冕是古禮，但現在用的是純（黑絲），因為用純比較儉省，所以孔子也從眾用純。後段話說穿衣服要入鄉隨俗，孔子小時候在魯國，穿的是大袖子的衣服，長大後住在宋國，戴的是章甫冠，因此並不一定要唯古為尚。
同是魯哀公與孔子的對話，《大戴禮記》的記載卻是另一種情況：“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為政，何如者取之？’孔子對曰：‘生今之世，誌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然則今夫章甫、句屨、紳帶而搢笏者，此皆賢乎？’孔子對曰：‘否！不必然。今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路者，誌不在於食葷；斬衰、菅屨、杖而啜粥者，誌不在於飲食。故生乎今之世，誌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大戴禮記·哀公問五義》）這段話在《荀子》中也有出現，內容大體相同。按照這段話，穿衣服就不是隨俗的問題，而是“居今之俗，服古之服”。理由是，“服古之服”、“誌古之道”才能使一個人幹壞事的可能性降到最小。
兩種《禮記》的記載肯定有一種不可靠。個人覺得，小戴的說法更可信一點，因為孔子經常強調禮因時而變，損益可知。服飾既是禮的重要內容，自然也不能唯古是尚。在服飾問題上，孔子很可能並不像公孟子這些後學那樣絕對，把古言古服看成是成仁的必要前提。
公孟之後，孟子也曾討論過這個問題。相對而言，孟子的說法似乎更接近於公孟子：“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孟子·告子下》）如果“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即可以成為堯這樣的善人，“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即可以成為桀這樣的惡人，那麼，言、服與德行就真的有必然的關聯了。
再看看孟子對“古製”的態度：“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誌，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誌，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誌，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製也，吾何畏彼哉？”（《孟子·盡心下》）食前方丈、馳騁田獵這些“大人”們樂此不疲的事兒，都是我所不願做的。我所做的，全都合乎古製。“古製”成了孟子在心理上、行為上與權勢相抗衡的重要依據。顯然，在“好古”這一點上，孟子比孔子走得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