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這位公孟子，如果真的就是公明儀的話，那麼他在《孟子》書中也有現身，三處是引他的話，一處是與孟子的對談。從引述來看，孟子對這位公明儀相當尊重。舉個例子：“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成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歁我哉?’”（《孟子·滕文公上》）這是孟子鼓勵滕國世子的話，大意無非是說人皆可以為堯舜，世子隻要立誌，將來自可以行王道。孟子引用了三個人的言論來增強自己的說服力，其中就有公明儀的說法。另外幾處也大體如此。考慮到公明儀是曾子的弟子、子思的同門，孟子推崇公明儀也許有學派方麵的理由。假若真是如此，那麼在服飾方麵，兩人同樣強調與德行之間的關聯，同樣以古為尚，也就毫不奇怪了。
公孟和孟子的立場既明，讓我們再回到墨家的看法。從《魯問》篇的那兩段引文來看，墨子的立場非常清楚，衣服與德行沒有任何關係，操同一種語言，穿同樣的衣服，有仁人有惡人；穿完全不同的衣服，也都一樣能把國家治理得很好。
唯一需要說明的是“法周”和“法夏”的問題。《莊子·天下》曾說墨子“以裘褐為衣，以跂為服”繼承的是“禹之道”，後人因此而鋪陳說墨家更加好古，他們雖不“法周”，但卻“法夏”，裘褐跂即為夏服，也正因為如此，墨子才有資格說儒家的“古”不是真“古”。其實，這種說法根本不值深辯。因為，假如要求弟子穿短褐之衣就是為了實行夏道，墨子不就剛好走到了他所批評的一麵（“君子必古言服”）嗎？善於推類明故的墨子何至於如此！
要之，在著裝方麵，先秦儒家在孔子之後，似乎發生了一些變化，一些儒者堅持認為服飾與德行有直接的聯係，因此修德最好先從古服開始。墨家則剛好相反，認為衣服與德行沒什麼關係，就更不用提什麼古服今服的問題了。
三、“解衣般礴”
在儒墨為衣服問題互爭是非的時候，道家也以獨特的方式表達了自己的看法。道家提倡道法自然，他們自然也就不會在輕裘、縕袍、粗褐、狐貉等方麵傷腦筋。《道德經》提到衣服的地方不多，僅有的兩處如下：“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道德經》第53章）“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道德經》第80章）
前句是批評的話，大意是說，在田園荒蕪、府庫空虛的情況下，在上者還穿著華麗的衣服，擁有許多的財富，那就隻能算作強盜頭子。後者講的則是理想的社會，那裏的人自得其樂，無論吃什麼飯都覺得很甜，無論穿什麼衣服都覺得很美。老子對“文采”的批評與儒家相對立，與墨家比較接近，但“美其服”的說法卻有更多的道家色彩，孔子雖有“士誌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論語·裏仁》）的說法，但他決不以為“惡衣惡食”是一件很甘美的事。墨家也一樣，他們承認“衣褐帶索”是一種“自苦”行為，那肯定是不“美”的，但為了一種信念，卻必須去做。
莊子討論這個問題多一點。最具莊子風格的是下麵這段話：“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莊子·田子方》）
前麵我們經常提到魯哀公，孔子自相矛盾的話都是對他講的。這一次，談話的對象卻成了他身後一百多年的莊子。談話的內容並沒有什麼新意，“有其道未必有其服，為其服未必有其道”，道和服沒有必然的關聯，墨子說過的話，莊子不過重述了一遍而已。所不同的是，墨子說這話時，麵對的是儒者（公孟子），所以沒有點明儒者的言行不一。莊子“談話”的對象是魯哀公，所以才可以說出舉國儒服的魯國真儒隻有一人。
喜歡對號入座的人總想論證那位真儒就是孔夫子，這也好為莊子出於顏氏之儒找點根據。不過，即便莊子真的是儒家別派，把孔聖之後那麼多賢人都說成不是真儒，於儒家也似乎不是什麼光榮的事兒。我們還是相信，莊子這裏表達的主要是諷刺而不是讚美。
比較吊詭的是，莊子有時候也會穿“儒服”！《莊子·說劍》講莊子與趙文王論劍的故事。文中有這樣的對話：“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對於這個麻煩的問題，曆來主要有兩種解決方法：一是證明《說劍》是偽書，不可信。二是把儒分成達、類、私，以便說明此儒非彼儒。前一種說法宋人就有，後一種說法以近人章太炎主張最力。詳細地解釋他們的說法不是本文的目的，個人覺得，既然莊書充滿“謬悠之說、荒唐之言”（《莊子·天下》），讓莊子穿一次“儒服”又有何妨！
更何況莊子因家境不好，常常還得穿打補丁的衣服。《莊子·山木》篇稱：“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所謂非遭時也。’”字麵上講的雖然是莊子本人，但要說明的還是那個大道理：道德與衣履沒有直接關聯，衣弊履穿者可能正是懷道抱德之人。
《莊子·田子方》篇還給我們舉了另外一個例子：“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裸。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宋元君要畫圖，來了許多畫家，行禮研墨，排隊守候。隻有後到的一位不僅不趨不立，而且轉身就回家了。宋元君派人來看，發現此人赤身露體，盤腿而坐。宋元君馬上意識到這才是一位真畫家。
在這個故事裏，“衣服”成了一種限製，隻有“解衣般礴”，才能揮灑自如。從這個角度看，“圜冠句屨”的儒服固然不自然，刻意“衣褐帶索”不也是一種人為的限製嗎？
四、在服飾背後
儒道墨之外，其他各家在衣服問題上的看法多為片言隻語，如《孟子》書中提到的農家代表許行，有弟子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孟子·滕文公上》）。我們這裏就不一一討論他們了。值得提及的是，陰陽家有一種說法，認為衣服的顏色與四時、方位必須對應起來，如春月衣青衣、服青玉，夏月衣赤衣、服赤玉，秋月衣白衣、服白玉，冬月衣黑衣、服玄玉等（《呂氏春秋·十二紀》）。這種說法對後來王朝更替時所謂“易服色”有相當大的影響。
衣服是用來穿的。穿衣服本不是什麼大事，每人每天都會碰到。穿著本身，積久成習，有時候還成為近乎無意識的舉動。可是，當衣服成為學派爭鳴的對象時，穿衣服就不僅僅是一件日用常行中的小事。在服飾的背後，可能包含著一整套觀念係統。而穿著本身，也常常變成一種姿態，一種體現自家學術宗旨的象征。
儒家如此，道家如此，就連隻注重衣服之實用價值的墨家也同樣如此。
從文獻記載來看，墨家對衣服的考慮，大概從來沒有超過身體需要的層次。不是禦寒，就是避暑。用墨子的話說，這就叫“故聖人為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除此之外，像追求“榮耳目”（漂亮）、“觀愚民”（炫耀）之類，全都屬於費財費力的無用之舉。
墨家這樣說，當然也有他們的理由。既然每個人都有饑而欲食、寒而欲衣的本能，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一些人的過度使用必然會帶來另一些人的饑寒交加，所以隻有節約用度，有財分貧，兼愛他人，必要時甚至排除一切的娛樂活動，才可以保證讓所有人獲得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墨家的這種想法，不管是否屬於荀子所謂的“私憂過計”（《荀子·富國》），卻顯然有其現實的針對性。其批評的對象既有錦衣玉食的“王公大人”，也包括那些“繁飾禮樂”的儒生。
墨家不僅是這樣說的，而且也是這樣做的。他們的行為甚至比他們的主張還要極端。像裘褐之衣、跂之服，無論如何都談不上“適身體、和肌膚”。墨者留給世人的印象，也常常是“摩頂放踵”（《孟子·盡心上》）、“手足胼胝，麵目黧黑”（《墨子·備梯》）、“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則夕弗得”、“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就自奉之薄來說，先秦諸子中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家。《莊子·天下》篇對墨家的這種做法，曾有過比較嚴厲的批評：“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亂之上也，治之下也”。我們換一個角度看，墨家的這種極端行為也許還包含著另外一層意思，那就是警示世人特別是當權者，如何滿足所有人冬溫夏凊、饑而欲飽的生理需求才是政治首先應考慮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