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形而上學畢竟耗費了兩千年來最優秀的心靈的無數智慧，它難道一點價值都沒有嗎？邏輯經驗主義者回答說，盡管形而上學之為知識理論是不可能的，但它還能引起我們的信仰，促進我們內心的追求，滿足我們情感的熱望，從而得到一種精神的安慰，起一種藝術作品才能起的作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石裏克才說“形而上學是概念的詩歌”。而洪謙也讚賞地評論說：“這樣的對於形而上學本質的見解，是任何形而上學家所不能想到的。”從知識範圍內清除出來的形而上學終於又被邏輯經驗主義者安置到了藝術和情感的領域。
不過，邏輯經驗主義對形而上學的這種處理並沒有得到形而上學家們的認可，下麵我們就會看到，早在這一學派在中國廣泛傳播之前，馮友蘭就站在他新理學的立場上對維也納學派提出了批評。
二、“經過維也納學派的經驗主義重建形而上學”
維也納學派在中國獲得知識界的廣泛注意是20世紀40年代中後期的事，而早在40年代初，馮友蘭的新理學體係就已大體完成。到1942年，他“貞元之際所著書”中最重要的三本《新理學》、《新事論》和《新原人》均已出版，這三本書分別探討自然、社會和人生問題，並在思想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於是，在這種情況下，馮友蘭開始嚐試著評定他自己的係統在哲學中的地位，並反思和介紹其獨特的方法論原則，這就是他1943年在《哲學評論》上所發表的《新理學在哲學中之地位及其方法》一文的主旨所在。在這篇文章中，馮友蘭特別地提到了維也納學派的哲學觀並對之表達了不同的意見。隨後該文被擴充修正為兩書，一為《新原道》，一為《新知言》，後一本書從方法論的角度進一步係統地批評了維也納學派的哲學觀。
（一）
本來，把哲學當作“科學的邏輯”來處理是維也納學派自認為對哲學的最重要的貢獻之一，石裏克甚至把它稱之為一種“哲學的偉大轉變”，它標誌著哲學最終擺脫了各種各樣的歧途，但在馮友蘭看來，維也納學派對哲學的這種界定本身就早已誤入了歧途，因為把哲學狹隘地限定為一種語言意義的澄清活動，至多隻能算是注意到了哲學的批評性一麵，而更重要的，哲學還有其建設性的功能，即提高人的精神境界，這卻是維也納學派所忽視的，其結果是科學和哲學的關係不但不能得到恰當的處理，哲學在解決人安身立命的大問題上的作用也被維也納學派徹底取消了。
在馮友蘭看來，哲學和科學是兩門根本不同的學問。科學的目的是求真，哲學的目的是求好。科學麵對的是自然領域，它通過對經驗作積極的釋義，增進人們關於實際的知識；而哲學麵對的則是人生，它通過經驗作形式的釋義，從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科學不能求好，不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哲學也不能求真，不能增加人對於實際的知識和才能。因此，從根本上講，哲學與科學無關，它不必根據科學，但亦不必違反科學，更不反對科學：“哲學並不依科學為依據，所以亦不隨科學中理論之改變而失其存在的價值。”
但是，為什麼曆史上哲學或形而上學會遭到如此多的批評呢？馮友蘭認為，這是由於那些形而上學都基於同一種錯誤的假定上，即哲學和科學屬於同一類的學問。因此無論把哲學看成是“前科學的”，還是“後科學的”，都避免不了與科學相衝突，因為形而上學既以積極地解釋事實為目的，又不借助於實驗而單憑思考去進行，它的結論就難免會錯誤百出。對於這些形而上學來說，維也納學派的批判是致命的有效的。但馮友蘭認為，這些形而上學都是壞的形而上學，它並不足以說明維也納學派的批判對一切形而上學都有效，事實上，這種批判對真正的形而上學可謂是無關的，因為真正的形而上學既然知道哲學和科學性質不同，所以也就不會受邏輯經驗主義立場上所進行的批判的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說，維也納學派不但不是形而上學的罪人，反而是真正的形而上學的功臣。
那麼真正的形而上學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形態呢？馮友蘭認為，真正的形而上學同科學一樣，也從日常經驗出發，隻不過它對經驗隻作一種邏輯的釋義，換句話說，它從極少的肯定前提進行演繹推導，因而它的結論既不提供任何關於實際的知識，又對一切事實無不適用。從前者看，它是空的；從後者看，它是靈的。由此而反觀人類的知識領域，就可以發現，邏輯和數學的命題是空的但不靈，科學的命題是靈的但不空；曆史的命題則既不空又不靈。於是按空靈程度，人類的知識就可以大致分為四科，第一種是邏輯數學，第二種是形而上學，第三、四種分別為科學和曆史。這樣，被維也納學派從知識領域中清除掉了的形而上學又被馮友蘭重新納入了知識家族，得以與邏輯、科學和曆史並列。
（二）
既然形而上學是一門獨立於科學和邏輯之外的知識，那麼它也必有屬於它自己的方法。在馮友蘭看來，形而上學可以分為兩種：一種為正的方法或形式主義的方法即邏輯分析法，一種為負的方法即直覺的方法。這兩種方法相互補，就可以構成一完整的形而上學係統。但我們前麵曾經提到，維也納學派同樣把邏輯分析法看作它唯一的哲學方法，而且強調從根本上說哲學的方法就是自然科學的方法，因此，如何解釋這兩種方法的同異就成了馮友蘭的一項十分重要的任務。
從理論來源上講，馮友蘭深受英美新實在論的影響，他所謂邏輯分析法就主要是從那裏借鑒來的，但正像他沒有簡單地接受新實在論者把哲學和科學相等同的說法一樣，他也不同意新實在論者把哲學方法混同於自然科學的方法。在他看來，分析有兩種，一為物質的，一為理智的；物質的分析所獲得的觀念是科學的，理智的分析所獲得的觀念則屬於哲學，後者即所謂的邏輯分析法；因此，科學的命題是不能用邏輯分析得到的，形式的分析同樣也不能用經驗證實。而在新實在論者那裏，分析是各種精密科學所共有的，形式分析的結果有些可用進一步的試驗性觀察和測量去證實。就此而言，維也納學派的立場是和新實在論相當接近的，隻不過他們更強調哲學方法和自然科學方法共同的精神實質以便對形而上學進行更徹底的批判而已。其結果是維也納學派能夠果斷地宣布他們“完全摒棄一切離奇的思想結構、神秘的直覺作用，以及所有感情上的信念”，而馮友蘭則通過嚴格劃界機智地為直覺主義的方法保留了餘地。
不惟如此，馮友蘭強調他的邏輯分析法和維也納學派還有一個根本的不同：“照我們的看法，邏輯分析法，就是辨名析理的方法。這一句話，就表示我們與維也納學派的不同。我們以為析理必表示於辨名，而辨名必歸極於析理。維也納學派則以為隻有名可辨，無理可析。”馮友蘭也並不一味地反對維也納學派，他隻是認為維也納學派把邏輯分析完全等同於對邏輯形式的轉換或釋義太片麵，實則分析不但是對語言的澄清即辨名，而更重要的是處理句子所表達的客觀的理。承認有理可析是他和維也納學派的根本不同處。
但是馮友蘭借助於邏輯分析法推導的結果卻是形而上學不能講，他所獲得的理、氣、道體和大全等四個超越的觀念中有三個所擬代表的都是不可思議、不可言說的，形而上學用“正的方法”被推到了它的邏輯終點，於是馮友蘭不得不求助於被維也納學派徹底否定的直覺方法。所謂直覺的方法，就是從負麵講形而上學不能講，也就是說，對其對象並不直說什麼，隻是有所表顯，但這種表顯也畢竟是一種講形而上學的方法。馮友蘭並且認為這種方法體現了中國哲學的精髓，先秦道家、魏晉玄學和唐代禪宗恰好構成這一用負的方法講形而上學的傳統。馮友蘭雖然沒有直接反駁維也納學派對這種方法的批評，但他提醒說，維也納學派的宗師維特根斯坦實際上也是用負的方法講形而上學的，這就間接地反駁了維也納學派對直覺方法的批評。
（三）
由於在哲學的對象和方法上馮友蘭均提出了與維也納學派不同的意見，所以必然地他也不能讚同後者對形而上學之目的和意義的處理。按維也納學派，既然哲學的主要功用就在於為科學奠定基礎，那麼由一些似是而非的命題所組成的形而上學也就無緣躋身於知識的行列，隻好退居到藝術的情感領域，從而給人提供一種精神的安慰和藝術的享受。但馮友蘭認為，形而上學的唯一目的根本不在於提供關於實際的知識，而在於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因此維也納學派對於真正的形而上學可謂無的放矢。把形而上學說成是“概念的詩歌”，這對於傳統的形而上學可能是有效的，因為說上帝存在、靈魂不滅等是沒有意義的。但真正的形而上學根本不包含沒有意義的命題：從正的方麵講起，它隻說些形式的命題，這些命題對實際一無所說，所以都必然是真的；從負的方麵講起，它本來也隻講形而上學不能講，所以它對於實際仍是一無所說，它的目的是通過可感覺者來表顯不可感覺不可思議者，因而也並不是說些自欺欺人的無意義的話。因此，維也納學派把所有的形而上學都看成是無意義的，這根本上是對形而上學的一種誤解。不過，反過來說，維也納學派對形而上學也確實有貢獻，那就是它取消壞的形而上學後，使真正的形而上學的本質更容易顯露出來，結果“維也納學派對於形而上學底批評，不但與真正底形而上學無幹，而且對於真正底形而上學，有‘顯正摧邪’的作用”。馮友蘭認為，他的新理學正是這種經過維也納學派有經驗主義而重建的真正的形而上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