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利夫頓·費迪曼）
□一本靜靜的書《瓦爾登湖》是本靜靜的書，極靜極靜的書，並不是熱熱鬧鬧的書。它是一本寂寞的書，一本孤獨的書。它隻是一本一個人的書。如果你的心沒有安靜下來，恐怕你很難進入到這本書裏去。我要告訴你的是，在你的心靜下來以後，你就會思考一些什麼。在你思考一些什麼問題時，你才有可能和這位亨利·戴維·梭羅先生一起，思考一下自己，思考一下更高的原則。
本書內有許多篇頁是形象描繪，優美細致，像湖水的純潔透明。像山林的茂密翠綠；有一些篇頁說理透徹，十分精辟，有啟發性。這是一百多年以前的書，至今還未失去它的意義。在白晝的繁忙生活中，我有時讀它還讀不進去，似乎我異常喜歡的這本書忽然又不那麼可愛可喜了，似乎覺得它什麼好處也沒有，甚至弄得將信將疑起來。可是黃昏以後，心情漸漸地寂寞和恬靜下來，再讀此書，則忽然又頗有韻味，而看的就是白天看不出好處、辨不出味道的章節，語語驚人，字字閃光，沁人心脾，動我衷腸。到了夜深人靜、萬籟無聲之時，這《瓦爾登湖》毫不晦澀，清澄見底，吟誦之下，不禁為之神往了。
應當指出，這本書是一本健康的書，對於春天、對於黎明，做了極其動人的描寫。讀著它，自然會體會到，一股向上的精神不斷地將讀者提升、提高。書已經擺在讀者麵前了，我不必多說什麼了，因為說得再好，也比不上讀者直接去讀了。
人們常說，作家應當找一個僻靜幽雅的去處，去進行創作；信然，然而未必盡然。我反而認為，讀書確實需要一個幽靜良好的環境，尤其讀好書，需要的是能高度集中的精神條件。讀者最需要有一個樸素淡泊的心地。讀《瓦爾登湖》如果能引起讀者跑到一個山清水秀的、未受汙染的地方去的興趣，就在那樣的地方讀它，就更是相宜了。
（徐遲）
□《複活》賞析
《複活》是托爾斯泰的晚期代表作。這時作家世界觀已經發生激變，拋棄了上層地主貴族階層的傳統觀點，用宗法農民的眼光重新審查了各種社會現象，通過男女主人公的遭遇淋漓盡致地描繪出一幅幅沙俄社會的真實圖景：草菅人命的法庭和監禁無辜百姓的牢獄；金碧輝煌的教堂和襤褸憔悴的犯人；荒蕪破產的農村和豪華奢侈的京都；茫茫的西伯利亞和手銬腳鐐的政治犯。托爾斯泰以最清醒的現實主義態度對當時的全套國家機器進行了激烈的抨擊。
首先，作家以人民的名義審判了“審判者”，撕下了那些高坐在審判席上的沙皇官僚、官方教士、貴族代表們的假麵具，剖析了他們的肮髒靈魂。而更為深刻地審判則在聶赫留道夫的心靈中進行。他是造成卡秋莎不幸的第一個罪人。在法庭上認出卡秋莎後，“他靈魂的深處不得不感到那一次行為的殘酷、懦怯、卑鄙，還感到他那閑散的、墮落的、殘忍的、怠惰的全部生活也是那樣”。從此開始了他的思想和生活的轉折，他努力從“動物的人”向“精神的人”轉化，竭力用受害者、普通老百姓的眼光重新審視他周圍的一切事物，他逐步成為本階級的審判者。作者通過他的主人公周旋於統治階級最上層，發現原來掌握生殺大權、製定法律的人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他醒悟到“人吃人並不是從森林裏開始的，而是從各部、各委員會、各政府衙門裏開始的”。聶赫留道夫奔走在貧苦人民最低層，看到農民掙紮在饑餓線上，他認識到“農民貧困的主要原因是和白晝一樣的明顯，也就是惟一能夠養活他們的土地，都被地主從他們手裏奪去了”。
聶赫留道夫是托爾斯泰式的主人公，他表達了作品的主要思想。然而，如果沒有卡秋莎這個形象，人民的生活就不能充分展示，《複活》也就不會有如此深沉的感人力量。卡秋莎·瑪絲洛娃形象豐滿、真實，在俄國文學史上的女性畫廊中獨具一格，其典型意義也是深刻的。作品正是通過卡秋莎和她的不幸遭遇，反映了“一直到最深的底層都在洶湧激蕩的偉大的人民的海洋”（列寧語）。在形象體係中她與聶赫留道夫相輔相成，體現了作品的主題。如果說，在托爾斯泰的構思中，複活節之夜聶赫留道夫的情欲是他墮落的開端，那麼，在淒風苦雨的車站卡秋莎對善和上帝的懷疑與否定就是她淪落的內因。他們生活的轉折都取決於對待永恒法則——上帝的真理的態度。因此，他們後來的精神複活，首先是皈依上帝，恢複對善和愛的信念。聶赫留道夫通過懺悔和贖罪，卡秋莎通過寬恕對方，恢複愛的途徑。同時，現實主義大師托爾斯泰也寫出了男女主人公關係中的社會因素、階級對立，使社會的主題與倫理道德的主題緊密結合，融為一體。
（倪蕊琴）
□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米蘭·昆德拉的名字我曾有所聞，直到去年在北京，我才從一位朋友那裏借了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訪美期間，正是這本書在美國和歐洲大走其紅熱潮未退的時期，無論先鋒派或傳統派，大部分美國同行對此書頗為推崇。《紐約時報》等權威性報刊連篇累牘地發表書評給予激賞。
自現代主義時期以來，世界範圍內的文學四分五裂，而昆德拉這部小說幾乎獲得了來自各個方麵的好評，是一例多見的現象。一位來自弱小民族的作家，是什麼使歐美這些作家和書評家如此興奮呢？
昆德拉由政治走向了哲學，由捷克走向人類，由現時走向了永恒，麵對著一個超政治觀念、超時空而又無法最終消滅的敵人，麵對著像玫瑰花一樣開放的癌細胞，這種沉重的抗擊在有所著落的同時就無所著落，變成了不能承受之輕。
他的筆從平易的現實和理性入，從孤高奇詭的茫然出。也許這種茫然過於尼采化了一些。作為小說的主題之一，既然尼采的“永劫回歸”為不可能，那麼民族曆史和個人生命一樣，都隻具有一次性，是永遠不會成為圖畫的草圖，是永遠不會成為演出的初排。我們沒有被賦予第二次、第三次生命來比較所有選擇的好壞優劣，來比較捷克民族曆史上的謹慎或勇敢，來比較托馬斯生命中的屈從和反叛，來決定當初是否別樣更好。那麼選擇還有什麼意義？上帝和大糞還有什麼區別？所有“沉重艱難的決心（貝多芬音樂主題）”不都輕似鴻毛、輕若塵埃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