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溫州家家辦廠，戶戶開店，如果把溫州經濟比作一輛大車的話，家庭作坊則是這輛大車的一個輪子。正是靠著這種不顯山露水、由小積大的創業，數不清的溫州人完成了自己的資本積累。
割不掉的“資本主義尾巴”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國一改“閉關鎖國”的政策，開始實行“改革開放”的國策。20多年來，中國的經濟一直保持高增長勢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創造了人們認為不可能出現的奇跡。這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路線的勝利。一切不帶偏見的人都看得很清楚，這些年來，真正在那裏救中國的，不是別的，正是民營經濟。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溫州人憑借敢為人先、不斷進取特別能創業的精神，以“小商品、大市潮的經營方式，創造了許多全國第一，200餘萬溫州人在全國、在世界各地建起了眾多的溫州城、溫州街、溫州村、溫州店，這成為我國一個獨特的經濟現象。由此，溫州也成為中國民營經濟的一個符號，但它背後所蘊藏著的酸甜苦辣至今令人唏噓不已。
想了解溫州的民營經濟，就不得不說“柳市八大王”：電器大王胡金林，螺絲大王劉大源，礦燈大王程步青，目錄大王葉建華，線圈大王鄭祥青，全同大王李方平，舊貨大王王邁仟，機電大王鄭元忠。他們八人當時也是富甲一方的私營大戶，也是溫州民營經濟開山人物。
“八大王”是1978年之後溫州最早的民間商人，柳市則是溫州民營經濟的發源地，他們的故事充滿了傳奇色彩，從中也可窺見當年溫州民營經濟的風光和酸楚。
1969年，溫州剛剛出現前店後廠的家庭作坊，溫州轄區樂清市柳市鎮的負責人石錦寬為了解決支邊青年的就業，以居委會的名義成立了一家街道企業——柳市通用電器廠。電器廠由32個門市部(車間)組成，經營各種業務，門市部獨立經營，通用電器廠則負責對外銷售和管理賬目，每個車間每月向通用電器廠繳納30元的管理費。事實上，門市部與通用電器廠之間隻是掛靠關係。
柳市通用電器廠的發展出人意料得快，到了1979年，這個廠的產值已經達到了1個億。通用電器廠每年都會評選先進，評出營業額最好的10個門市部表彰，其10位負責人則按照從事的行當冠以“大王”稱號。
在“八大王”年富力強的時候，他們被巨大的社會變遷所推動，卻遭遇到嚴重的挫折。1982年1月，中央下發打擊經濟領域犯罪活動的緊急通知，當時的樂清縣委便將“八大王”的商品經濟行為列為大案要案進行查處。
柳市鎮被當作全國打擊經濟領域嚴重犯罪活動的“重中之重”，浙江省委工作組還進駐柳市鎮，由省公安廳負責人親自帶領三十多人在這裏打擊了近三個月。一時間，工廠關門，商鋪沒收，人人自危，個個提心吊膽。據統計，柳市鎮當年工業產值比上年下降了7000萬元，電器業一落千丈。
那個年代，“資本主義”的帽子是可以作為一根棍子打人的。在這股“割掉資本主義尾巴”歪風橫行溫州的時候，以經營低壓電器為主“八大王”被冠以“投機倒把罪”，遭到逮捕，其中七個被判刑入獄，剩下一個逃跑未歸。這人就是“螺絲大王”劉大源。
1984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指出：提高生產水平，梳理流通渠道，發展商品生產。加強農村工作的領導，要大膽使用敢於探索、勇於改革的年輕人，提高幹部的素質，迅速把主要精力轉到抓好商品生產上來，使廣大農民盡快富裕起來。
作為農村商品流通領域的供銷員是一支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而且對農村商品生產的發展起著重要作用。供銷員是農村發展生產的催化劑，是國營商業和合作商業所代替不了的，應該得到大家的肯定和支持。於是，務實的溫州市委政府開始重新審理“八大王”案卷，再三了解取證，結論是：除一些輕微的偷漏稅外，“八大王”的所作所為基本符合中央精神。很快，“八大王”全部平反，無罪釋放，收繳的財物如數歸還。
當年下令批捕“八大王”和隨後為“八大王”平反的是同一個人，他叫袁芳烈。這位對溫州產生深遠影響的市委書記20年後回憶說，當年，他帶著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念頭批捕了“八大王”，後又在實踐中發現這幾人並不是犯罪而為其平反。後來他從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位置上離休後專門到溫州，安排了3個小時會見“八大王”。“十幾年前他們是轟動全國的‘八大王’，是我親筆批文抓的典型案件，也是我親自為他們平反的，他們給我上了改革之初最深刻的一課。”
值得關注的是，當年的“八大王”中，除“舊貨大王”王邁仟於1995年去世外，其餘全都健在。但與昔日相比，他們今天大多過著普通人的生活。
經曆了二十年改革開放，人們終於明白，當今中國真正需要擔心的，既不是國有經濟的相對減少，也不是民營經濟的迅速崛起，而是國有經濟蛻化為形形色色的“官僚資本經濟”。正是在相當多的國有經濟很不景氣的情況下，民營經濟才應改革之呼喚而迅速崛起並有力地支撐著國民經濟大廈。這個事實表明，民營經濟的發展正當其時。隻有這樣看問題，才多少算是真正領會了鄧小平“黑貓白貓”理論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