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1980年代文學”的研究，從已出版的專著和公開發表的文章來看，足可稱得上是洋洋大觀。在我們看來，劉禾關於“五四”前後中國個人主義話語的研究不僅在於確定了“個人主義話語”在20世紀初期進入中國語境的具體實踐及其獨特內涵，而且對我們所要進行的研究也具有方法論的啟示，能提示我們不必拘泥於“個人主義話語”“個人主義”“個人”等術語表象，而是要深入話語實踐的場所，考察“個人主義思想觀念”在1980年代文學中的“實踐”和“運作”。以這樣的方法重新審視學界關於個1980年代文學的研究成果，就會發現我們論題的相關研究成果並不貧瘠。
一
早在1980年代中期，劉再複就在《性格組合論》出發，認為“整個新時期的文學都是圍繞著人的重新發現這個軸心而展開的”，其具體的展開過程則體現為從政治性的反思到文化性的反思到自審性的反思。他認為新時期的文學是主體性恢複的時代，更多地出現了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現代意識，主要表現為下列幾個方麵：第一，把人當成人，即把人視為活人、真人，而不是完人、超人。這種意識導致新時期文學寫人的時候完成了下列若幹轉化：即從寫人的單一色彩向多種色彩的轉化；從英雄化向普通人的轉化；從傳奇性英雄到平常性英雄的轉化；從工具型的普通人向主體型的普通人的轉化。第二，更加關心作為個體的人，尊重人的個體主體價值，這就是，它不再把人僅僅理解為社會集體理性化的人，完全被某種社會關係固定化了的人，而是把人理解為個性化的人。承認每一個個體都是重要的，個體主體價值有其值得尊重的不可代替性。
顯然，在劉再複的“人道主義”“主體性”“人”“個體”等等的話語表述中，雖然沒有明確出現“個人主義”的字樣，但其實已經蘊涵了以“個人主義觀念”來解釋和評價“新時期文學”的話語態勢。
雷達的關於新時期文學主潮的觀點與再複貌似相似，其實卻大為不同。他認為：“文學是人學，所謂文學主潮必然應該通過人——藝術形象體現出來。”新時期文學之所以是生機勃發的文學，之所以能夠不斷擺脫傳統的重軛，毀壞過時的觀念、教條和偶像，之所以呈現上下求索和多方借鑒的特色，之所以具有躁動不安的思考性和嚐試性，“是因為它存在著一個原動力和一條生命線，那就是作為創作主體的眾多作家，呼吸領受了民族自我意識覺醒的濃厚空氣，日益清醒地反思我們民族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態，不倦地、焦灼地探求著處身今日世界，如何強化民族靈魂的道路。對民族靈魂的重新發現重新鑄造就是十年文學劃出的主要軌跡。這就是我所確認的新時期文學的主潮”
吳若增的觀點與劉再複頗為接近，他認為：歐洲中世紀以後，人類思想文化史上出現了兩次大潮，一次發生在封建製度末期，一直綿延到19世紀；一次發生在資本主義製度末期，“一直發展到今天才見端倪”。前者可以概括為人文主義或人道主義思潮，後者可以稱之為“現代主義運動或自我意識運動”。這是貫穿中世紀以後歐洲的兩大文學思潮。中國“五四”新文學運動基本上屬於第一次思想文化大潮。然而，由於曆史的原因，我們的人道主義運動沒能深入和徹底，而到了新時期，我們“反對封建主義的問題尚未解決，我們又在意識形態方麵受到了席卷世界的現代主義大潮的衝擊!現代主義從表麵上看是一堆非常複雜的現象，而其核心卻不過是人的自我價值的尋求”在這裏，吳若增不僅已經意識到“個人主義”並非自私自利的同義詞，而且指出了隻有用“個性化運動”才能更好理解文學的諸種新變化。
到了90年代，謝冕、張頤武用“現代性”話語來闡釋80年代文學。他把中國的“現代性”界定為“喪失中心後被迫以西方現代性為參照係以便重連中心的啟蒙和救亡工程”，其基本形態為“時間的滯後性”和“空間的特異性”，而對“個人主體”和“民族國家”的追尋就成為“現代性”的雙層建構，“啟蒙乃是對‘個人主體’被壓抑和遮蔽的反抗，是尋找時間上與西方的同一性的努力，救亡則是建立民族的自我本質，尋找‘民族國家’的建構的策略”。“中國‘現代性’的曆史”就是在對二者“雙重承諾中尋求的曆史”。
蔡翔是我們所見的始終關注中國文學以及社會1980年代以來“個人化”問題的學者。在1989年，他就表述了這樣的觀點：“在1977年到1987年的小說中，我就感覺到了‘我’的存在；這一點首先可以在小說的敘述視角上體現出來，伴隨著大量感情獨自而頻繁使用的第一人稱，難道僅僅隻是一種技術上的巧合?……我願意把‘人’還原成‘個人’來使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當代小說有關人的思考，實際上是一個‘個人化’的運動。神聖的個體化原則正在當代小說中得到愈來愈猛烈的保衛，而它的開端則在於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文化大革命’導致了我們對兩個詞的反抗：上帝和我們。我們不再把自己交給某一個個人，同樣，我們也不願意把自己同別人混淆在一起。我可以舉出一連串的作品來證明這種個人意識的覺醒，比如張抗抗的《夏》，比如馮驥才的《啊》，比如劉心武的《我愛每一片綠葉》，宗璞的《三生石》，等等。這些小說以一種最淺薄也最真摯的熱情呼喚著個人權益的確立。”顯然，蔡翔關於1980年代初期文學實踐中諸種個人主義觀念的表現的論述隻是點到為止（上麵的引述幾乎已經是其論述的全部，他著重分析的是1990年代的文學文化現象），但他從“個人化”這個角度關注整個1980年代文學文化走向的思路是有開創性和啟發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