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概念從一種語言進入另一種語言時，意義與其說發生了‘轉型’，不如說在後者的地域性環境中得到了再創造。”
“個人主義”是一個社會學、政治學、曆史學乃至思想文化史、觀念史的範疇，任何一種企圖對之作出“定義”的努力都有可能掉進“本質主義”的陷阱，從而對它具有的更為複雜的文化意味和曆史內涵作簡單化的處理。更何況，在“1980年代中國”這麼一個限定的時間範疇之內，到底是否存在西方“完全”意義上的“個人主義”，本身也是一個疑問，因為按照馬泰·卡林內庫的說法，“主義這個後綴”，“它意味非理性地堅持某種狂熱崇拜的各項原則”。。
雖然如此，但在1980年代及其後來的中國，“個人主義”的“某些觀念”卻大行其道，這大概是每一個頭腦健全的人有目共睹的事實。也正因此，以觀念史的研究方法，從“個人主義”中分析出一些“單元觀念”，就成了我們檢討1980年代中國社會與文學實踐中的“個人主義”的最有效果，也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1980年代是中國社會形態和文學形態的大轉型、大轉折時期。而在這個大轉折中，個人觀念的變革是整個1980年代社會觀念和文學觀念變革的聚焦點和興奮點之一，“個人”在社會形態中和文學敘事中的重新定位伴隨著這個大變革、大轉折始終。無論是社會思潮、社會心理的湧動和表現方麵，還是從文學敘事及文學理論等的表述來看，呼喚“人的解放”“人的價值”“人的尊嚴”“自主”“個性張揚”“自我發展”可以說是1980年代精神的重要標誌之一，相對於“五四”時期，我們完全可以用“自我的再覺醒”和“個人的被重新發現”作為此一時期社會思潮、文學思潮乃至整個社會精神生活特征的概括。顯然，在這個大轉型、大轉折的過程中，無論是對社會形態而言，還是就文學形態而論，個人主義的思想觀念都發揮了舉足輕重的關鍵作用。在198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也許沒有多少人願意明確承認自己是個人主義者，也很少有人完全認同個人主義。但是，時至今日，在一般中國人
身上的自主意識的覺醒和對工具型的“螺絲釘”人格的自覺或不自覺的舍棄卻是不爭的事實，自覺追求個人利益、權力甚至唯利是圖、自我中心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從上麵我們關於1980年代社會形態和文學形態的粗略分析來看，“個人主義”可以成為“重返80年代”的一個有效視角。不僅如此，從個人主義視角“重返80年代”也是一個很有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的論題。
首先，“個人主義”本名的還原能給我們提供一個觀照1980年代文學現象的新角度。長期以來，研究界關於1980年代文學思想觀念的論說處於“個人主義”本名缺席的狀況，人們一般從“人的文學”或者“人的回歸”“啟蒙”或者“新啟蒙”“人的覺醒”或者“人的再次覺醒”等等角度來闡述1980年代文學。在這些闡述中，1980年代文學對“人的價值”“尊嚴”“自由”“個性發展”的籲請往往是作為論述1980年代文學思想意義和價值的重要依據出現的。顯然，根據盧克斯對“個人主義基本觀念”的分析，這些闡述雖然沒有出現“個人主義”這個語詞，但它們確實已經揭示了1980年代文學表現了一些個人主義的基本觀念這一文學史事實。
第三，文學史是“心靈史”的深入考察，我們就能較為清晰地看到“個人主義”在1980年代被“形塑”的過程，對這個過程的揭示可以更好地理解為什麼“個人主義”在當下的中國隻會以“現在”的形態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