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個人”的刻意規避
1980年代初期理論界的人道主義話語表現出了刻意規避“個人”的傾向，其時人道主義的倡導者大都自覺地以“類的人”為出發點來闡述他們的思想。
文學界對人道主義的言說走在了1980年代“人道主義大討論”前列。朱光潛先生1979年發表的《關於人性、人道主義、人情味和共同美問題》顯然，朱先生這裏說的自由主義、人道主義之所以在骨子裏是一回事，就因為其根本上都是以個人主義為思想核心的，文章充滿了對文學以及個人自主和自由發展的渴念，這些顯然在其1979年的文章中有所蘊涵但在表述上卻刻意“規避”或“抹淡”了。
曆經“文革”的慘痛，當時已很少有人斷然否定文學應當表現人性和人道主義，即使是一些批判“人道主義熱”、堅持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實質不是人道主義”的理論家也不得不承認“這股思潮是苦難曆史的反省，帶有一定的必然性和普遍性”。隨著人道主義思潮的發展，關於人道主義的討論逐漸轉向探討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的關係這個問題上。
在這個問題上最具代表性的觀點有兩種。第一種觀點認為，馬克思主義應該包含人道主義。汝信認為“人道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必不可少的因素”，馬克思主義“如果缺少了這個內容，那麼它就可能會走向反麵，變成目中無人的冷冰冰的僵死教條，甚至可能會成為統治人的一種新的異化形式”。。可見，讚同人道主義的一方，主要從邏輯的層麵理解人道主義，並從人的自由與解放的目的上闡述人道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反對人道主義的一方則從曆時的層麵理解人道主義，把它看成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式。也正因此，倡導人道主義的一方則竭力撇開人道主義的資產階級的色彩，而把它納入到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範疇進行伸張。這樣一來，“人道主義討論”就主要糾纏在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以及社會主義與人道主義的關係問題上，而對人道主義內涵這個最為關鍵的問題的闡述顯得欠缺。
1980年代初期“人道主義”的倡導者實質上是簡單地預設了一個“純粹”的、盡量撇開了“個人”的人道主義。比如，何西來說：“人的尊嚴、人的價值、人的權利，人性、人情、人道主義，在遭到長期的壓製、摧殘和踐踏以後，在差不多已經從理論家的視野中和藝術家創作中消失以後，又重新被提起，被發現，不僅逐漸活躍在藝術家的筆底，而且成為理論界探討的主要課題。”
他們在界說“人道主義”時小心地避開“個人”“個體”等字眼，顯然是出於對“個人主義”的忌諱。不僅諱言“個人”，而且對於有可能透露“個人主義”信息的一些字眼，他們都要做出集體主義的解釋。以“人的價值”的言說為例，我們知道，“價值”作為一個詞語，在1980年代“一經提出，很快就引起了社會的關注，並迅速成為一種日常語言”
在這一點上，作為“人道主義”辯護人的王若水和作為“社會主義人道主義”權威闡釋者的胡喬木這對“論敵”
可見，1980年代初期理論界的人道主義是一種預設的“規避”了“個人”理論話語。在這種話語預設之下，1980年代初期文學實踐中的個人主義話語遭遇到兩種極其被動的情形：一是1980年代初期的一些直接而鮮明地彰顯了個人主義思想的文學作品無可避免地遭遇到“人道主義”倡導者的“酷評”；二是以“人道主義”或者“人的話語”一攬子把所有言說人性解放和個性解放、訴求自我實現、追求個人價值和尊嚴的作品都包括進來進行闡述。
在具體的文學評論中，這兩種情形又緊密地扭結為一體：人道主義的倡導者一方麵高度評價“人道主義”思潮給文學實踐帶來的巨大變化；另一方麵又以這種預設的“人道主義”話語為規範，以判定那種超出他們話語預設的文學實踐為僭越行為。
1980年代初期，“人道主義”倡導者認為文學就是人學，人性是文學藝術美的本質因素，文學藝術的本質特征也就是表現人性：“作為觀念形態的文學藝術，是人類社會生活的反映。既然人類的社會生活是人的本質力量的現實，是人性的完滿的顯現，不言而喻，人性就是文學藝術美的本質因素”
從這種“人道主義”話語出發，倡導者們認為粉碎“四人幫”以來的文學現象，可以稱之為“人道主義的文學潮流”，這種思潮給文學帶來了巨大影響：“人道主義作為一種理論認識，首先表現在文學作品的主題當中”，三年來文學創作“主題的尖銳性和不斷深化是這股文學潮流最突出的成就”；其次，“由於‘人’成為這股文學潮流的中心，因此，在人物塑造上長期存在的公式化、概念化傾向，初步得到了克服”；再次，是“文學創作的題材範圍空前地擴大”，以作品主人公來說，“不僅有工人、農民、幹部、知識分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