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窄》非常清晰地顯示了對既往的集體主義信念的懷疑。
《窄》及其討論表現年輕的一代已經開始拒絕任何形式的社會普遍倫理，他們失去了對集體主義的基本信任：“政府宣傳的價值觀念和現實生活距離太遠；政府宣傳忘我的精神和大公無私，但生活中人人都為自己著想；政府說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前途遠大，但現實卻是瑣碎的、日複一日的平淡無味的生活。”“過去，我曾那麼狂熱地相信過‘人活著了為了使別人生活得更美好’，‘為了人民獻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現在想起來又是多麼可笑！”。……
圍繞《窄》所展開的全國範圍的討論本身，其實也表現出此時此刻的人們對待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嚴肅態度。把個人的人生觀念和人性觀念訴諸社會公共媒體，而且能夠形成廣泛的熱烈的對話與討論，這一事件本身也是一種嚴肅地對個人主義人生觀的肯定和支持的社會行為，當然也表達了人們急切希望建立一種新的人生信仰的心情和良好願望。。通過“主觀為個人，客觀為社會”的表述，社會——國家——集體與個人——自我——主體得以在個人的基礎上協調。這一討論實際上宣告了“個人”或“個人主體性”的發現。
在為《潘曉討論——一代中國青年的思想初戀》寫的一則短評裏，張頤武曾作如此反思：“現在看來，那時的‘潘曉’的想法當然是矛盾的，一方麵，她對於人生中的種種世俗的經驗有深切的失望和抨擊，並不認可那種個人的現實利益。但另一方麵，她提及的有關‘個人’的爭取成功和奮鬥的願望卻變成了後來的普遍的社會願望。在這裏可以看到兩種不同的‘現代性’的矛盾交織、衝突斷裂的複雜與微妙，也打開了後來種種巨變的閘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