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後國人對西方文化趨之若鶩，以西方為終點的進化史論大行其道，“進步”被看做是追逐西方的同義詞。這種現象當然有著特定時期的曆史背景。眾所周知，建國後我國就已經采取了對歐美等西方文化、特別是現當代西方學術文化限製和封鎖的策略，這種狀況到了“文革”十年中發展到登峰造極的程度，形成一種極端保守、落後的盲目排外的傾向。與此同時，隨著政治上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達於頂峰和中國自封為“世界革命中心”的自大狂熱，文化上的華夏中心主義又死灰複燃。這樣一種落後乃至反動的文化態度造成了對西方學術文化（除馬克思主義學說之外）的全麵敵視、恐懼與仇恨，以為西方一切學術文化都是“反華”的，都是為帝國主義對中國進行文化滲透與“和平演變”製造輿論的，因而應當一律加以排斥，中西文化交流、對話的渠道完全被阻塞、隔斷了。在這種情況下，“文革”結束後，隨著思想解放運動和新啟蒙運動的開展、我國改革開放政策的大力推行，激發起一股極為強勁的了解西方、學習西方學術文化的願望乃至渴望。
在1980年代的“西學熱”中，最為引人注目、炙手可熱的又是“薩特熱”（“存在主義熱”），這是“文革”後最先出現的西方思潮熱，而且貫穿了整個1980年代。
“西學熱”在1980年代的中國是不爭的事實，有論者站在今天的立場上，反思中國文學和思想界由此而產生的一些問題：“西學熱”導致了1980年代文化或者文學的等級體係……恰好暴露了1980年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內傷”，因為對於他們而言，“西方”始終是一個不用懷疑的真理體係，是一個外在於曆史的“本質化”的實體概念，在處理“中國”和“世界”(西方)的關係上，他們天然設定了一種“附著”和“追隨”的關係。
這些觀點揭示了中國思想界對80年代“西學熱”所產生的“失語”問題的焦慮情緒。但是，西方思潮作用於中國隻能根源於中國本身，因為任何刺激能引起反映都取決於自身具有“同化”的條件。。顯然，“薩特熱”之所以能在1980年代的中國持續地“熱”下去，必然主要是中國自身的原因，“熱”起來的“西學”隻是與中國的這些本土因素相切合而已。
表麵上看，“薩特熱”的觸發點是1980年春薩特的去世而引起了文化界學術界對這位與中國人民十分友好的思想家、文學家的關注，報刊上出現紀念文章，薩特的一些論文、劇本、小說相繼翻譯刊行。實際上卻不是這樣簡單，從事觀念史研究的趙修義先生揭示了“薩特熱”的深層次原因，他說：“那時我們可以找到的薩特的文本是屈指可數的。中文的譯本，隻有周煦良先生翻譯的《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這一演講，而且還是發表在一個發行量不大的文藝刊物上。另外有徐懋庸先生在文革前翻譯的《辯證理性批判》的第一部分，而且是控製發行的。此外就是一個劇本《肮髒的手》和幾個短篇小說。外文的文本也不易尋覓。況且存在主義的潮流正在西方日漸消退。那麼在知之甚少的情況下，薩特何以引起青年學生那麼大的興趣這是我一度感到困惑的問題。……按照常理，也許20年之後,到中國‘四個現代化’實現之時，存在主義會有一定的市場。後來，讀到《中國青年》雜誌的一個內部材料，看到有一位青年寫了一份稿件，用了‘潘曉的信是中國第一個存在主義宣言’等字眼，才明白對薩特的推崇是同人生道路思考聯結在一起的。在與學生的交談中發現，他們對薩特最感興趣是他的“自由選擇”的觀念，尤其是‘自我謀劃’的理論。這一概念，又同當時十分引人注目的人才學的出現聯係在一起。有一位人才學的倡導者來學校演講，主題就是‘自我設計’。他也引用了尼采和薩特。會場座無虛席,氣氛十分活躍，上下呼應。有的同學在同我交談時直率地說回顧自己在文革下鄉期間的經曆，想說的就是要自我選擇、自我設計。那時‘讀書無用論’甚囂塵上，許多人不思進取，不願讀書。自己堅持學習，今天才進得了高等學府，這不就是靠自我選擇、自我設計嗎？這時我才開始明白，對薩特的興趣，最集中的就是在‘自我選擇’上。核心的問題，就在這裏。記得曾經有一位研究生在袒露自己的心跡時寫道：我選擇，我負責，我自由，就是我的信條。據我的觀察，對‘選擇’和自我設計的傾心，作為一種思潮在整個1980年代不斷地積澱，幾乎成為一種共識，給1980年代受過高等教育的一代青年思想和行為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當然，對選擇和設計到底要不要遵循普遍的價值，則態度不盡一致。有的選擇了肯定的態度，在重視選擇的同時，關注於社會的普遍的價值，逐漸與社會相融合有的則帶有相對主義的傾向，行為上帶有‘自行其是’的色彩。考察1980年代成長的一代人，往往都帶有重視自身的選擇的特點，與老一代人的觀念差別相當明顯。這種對自我選擇的重視，正是個體覺醒的一個具體的表現。”
不吝筆墨大段摘抄他人論說，不僅是因為就筆者目之所及和能力所及，已經難以尋到或說出這麼透徹地論說1980年代中國“薩特熱”的深層次原因的文字，而且這段話其實已經揭示了正是薩特為代表的存在主義思想所包蘊的“自我設計”“自我選擇”等個人主義觀念刺激了1980年代的中國人。趙修義的論說還給我們一個啟發，那就是，實際上“潘曉討論”和1980年代“薩特熱”存在深層次上相通——都是關於人生觀和人生道路的思考，可以互相闡發的兩個思想史和文學史現象。1980年幾乎同時興起的“薩特熱”和“潘曉討論”本身似乎也暗示了兩者內在的關聯——它們都切合了當時國人，尤其是青年一代在傳統的集體主義價值觀念坍落瓦解之後、新的價值信仰觀念尚未建立與取得公開的合法性、個體精神信仰麵臨危機時的普遍心理，也就是說，1980年代個人主義觀念的發生，並非來自外來的“啟蒙”，而是來自國人，尤其是青年一代自身創痛和血淚的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