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當時的作家們是否自覺，一種新的觀念已經出現並且使時代的審美傾向發生了深刻的裂變。那些唯唯諾諾沒有獨立見解的人物，那些循規蹈矩安分守己的人物，在大多數作家們的筆下不再是被熱情讚美的對象，而成為被嘲諷、被憐憫、被批判和否定的對象。相反，那些性格獨特富於個性的人物，那些內心騷動不安、富於創造活力的人物，那些特立獨行的“奇人”和“怪人”，卻常常成為被讚美、被歌頌、被肯定的對象。時代的英雄人物精神特征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他們從集體理性的個別載體，轉變為真正具有獨特個性的個人。
1980年代初中期小說中對個人隱私、個人情感空間和按個人意願“自由”生活的籲求以及大批個性人物的出現不僅僅是藝術
的變化，也反映了價值觀念的變化。對此，我們且以個性人物的大批出現為例來簡要闡述。
馬克思曾指出：“每個原理都有其出現的世紀。例如，與權威原理相適應的是11世紀，與個人主義原理相適應的是18世紀。”在這種背景下，作家才把“單個的人”作為一個獨立的精神實體和社會實體看待；才把全部注意力從對“類群”的把握上轉到對個人的“特性”的研究上，從而把個別的人作為社會獨立的單個細胞進行創造與描寫。顯然，1980年代文學中的個性人物的興起也和西方文學自文藝複興時期以來個性人物的興起一樣，也可以視為一種試圖建立個人主義的社會倫理和價值標準的努力。
1980年代文學對個人隱私和獨特個性尊重的呼籲對於中國文學和文化都是革命性的。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文化是一種重群體的倫理文化，其核心就是“禮”，“禮”的核心是一種等級隸屬關係。這種隸屬關係最集中的表現就是“三綱五常”。個人在家隸屬於家長，在國隸屬於國君，隻有在這種隸屬關係中才被確認。由於這種文化傳統的長期熏陶，中國人無論在心理上還是在行為上，都習慣了逆來順受、隨遇而安，泯滅自我，依附權威，卻忘記了自我作為個體的存在，更談不到個人隱私、個人價值與尊嚴。進入現代社會，這種民族性格的惰性和缺陷是顯而易見的。1980年代文學敘事中對個人隱私和個性張揚的籲請顯示了已經開始覺醒的“個人”與這種“個人”缺失的文化傳統決絕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