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鄉村改革犧牲前途——李昌平
李昌平，1963年4月生於湖北省監利縣一個小漁村。曾就讀於湖北省機電學校，華中農業大學，中南財經大學。
從1983年1月起，李昌平先後四次擔任鄉鎮黨委書記、縣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等職，經曆了人民公社以來的農村改革全過程。
2000年3月，李昌平致信朱鎔基總理，反映當地“三農”的突出問題。此信引起中央對“三農”問題的高度關注。
2000年9月，不堪當地官場壓力的李昌平辭去鄉黨委書記職務，外出打工。先後做過公司經理、編輯、記者。現為香港樂施會中國區顧問，河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研究中心研究員。
人生中最關鍵的兩步
對於李昌平來說，2000年3月他給朱鎔基總理寫信和當年9月他掛冠而去，南下打工，是他人生中最為關鍵的兩步。
李昌平隻用了3個月的時間，便邁出了人生中最關鍵的兩步。
他9歲的時候，長江大堤洪湖段燕子窩決口，洪水淹沒了整個村莊。父母帶著姐姐、哥哥和弟弟外出逃荒，把李昌平留給了奶奶照看。奶奶帶著17個孩子，在一個500平方米見方的小孤墩上生生堅持了漫長的3個月時間。孤墩四周被水環抱，無數的老鼠、蛇、螞蟻和蚊子包圍了它。有的孩子染上了重病，有的孩子就此夭折。孤墩上沒有哭泣和喊叫，隻有一個老太太和她帶領的孩子們望著無盡的洪水在內心泛起無窮的恐懼和戰栗。
父母都是農民。家裏共有5個孩子，負擔很重，種田和打魚沒有多少收入，經濟實在太拮據。15歲的時候，李昌平考上了湖北省重點中學監利縣棋盤中學。
父親劃著小船送他上學。但他實在對家裏放心不下。父親離開學校了，他又追上他，要跟父親回家，種田、捕魚，供哥哥弟弟上學。父親命令他跪在地上，給了他一記耳光，一腳把他踹倒在地，憤怒地丟下一句話：“我李家幾十代魚花子，不缺你這個打魚的！”
父親劃船走了。李昌平跪在地上失聲痛哭。他暗暗發誓，一定要好好讀書，將來改變自己的命運，回報自己的父母和腳下的這一方水土……
大學時代，李昌平是學生幹部。畢業後，他本來有更好的選擇，但還是回到家鄉湖北省監利縣，當了一名鄉幹部。
李昌平先後在監利縣的四個鄉鎮擔任過主要領導職務。他發現，與中國的曆朝曆代進行縱向相比，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農村已經有了明顯進步，但是，如果拿城市和農村、幹部和農民、官方數字和實際情況相比的話，情況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就拿監利縣來說，八成左右的農民種田要虧本，甚至連簡單的再生產都難以維持。縣裏開會時卻反複宣稱：監利農業已經發展到了新階段。財政供養的人口很多，而且像氣球一樣還在不停地膨脹。當地的一個領導幹部概括幹部的工作作風：早上，你約我，我約你（安排一天活動）；中午，你請我，我請你（公款吃喝）；下午，你贏我，我贏你（打牌）；晚上，你摟我，我摟你（跳舞）……而農村和農民，仍在大量稅費的重壓之下苦苦掙紮。
現實觸目驚心，李昌平感到非常沉重。
1997年6月，李昌平任黨委書記的柘木鄉有一位村民因不滿鄉政府提前征收稅款而以死抗爭。正在武漢學習的李昌平代人受過，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
賦閑兩年之後，1999年12月，李昌平被任命為棋盤鄉黨委書記。兩年的平民生活，使他更了解和理解了農民，也更能從農民的角度來觀察和思考中國的“三農”問題。
2000年正月初四，李昌平去上班，也想看看棋盤的農民是怎麼過年的。他開車從縣城出發，往棋盤鄉去。一路上，他看到農民們冒著凜冽的寒風，三三兩兩，背著行李，結伴出去打工。不管是拖拉機、客車還是貨車，隻要是往南方向的，一律試著攔下來搭乘。就像裝貨物一樣，直擠到車上沒有一點空隙了，才驅車離開。
李昌平和他們聊天。一個農民告訴他，種了一年田，除去上交政府的，家裏沒剩下多少了。種糧食實在不劃算，不如撂下土地，出去打工還能混幾個錢。另一個青年農民幹脆說：你們當官的心太黑了，我們不出去，沒有活路。
這些話，錐子似的紮著李昌平的心。他是農民的兒子，太知道“農民”這兩個字意味著什麼。他生長在這一片土地，太清楚這一片土地上的酸楚與苦難。更加讓他感到痛苦的是，他手下的村幹部在路上攔截這些農民外出，要他們交了錢再走。村幹部的理由很簡單：他們走了，誰來種地？上級下達的交糧交款任務找誰要去？
晚上，李昌平一個人躺在鄉政府的宿舍裏，久久不能入睡。他想給縣領導寫封信，反映真實情況，但又遲疑了。1993年，他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對當時縣裏的經濟規劃思路提出不同意見。文章引起了許多幹部的共鳴，卻得罪了領導。縣委的主要領導將他視為另類。他雖多次登門做“深刻檢討”，卻得不到原諒。再說，他所了解的情況，縣領導乃至市領導也都是知道的。給他們寫信有什麼用？
他思前想後，輾轉反側，最終，做出了人生中的一個重大選擇：寫信給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當他提起筆，在稿紙上寫下了“總理”兩個字的時候，眼淚打濕了他的眼眶。
總理：
我叫李昌平，今年37歲，經濟學碩士，在鄉鎮工作已有17年，現任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我懷著對黨的無限忠誠，對農民的深切同情，含著淚水給您寫信。我要對您說的是：現在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
……
李昌平在信裏反映了當地農村的幾大問題：
盲流如“洪水”，土地撂荒嚴重；負擔如“泰山”，還要年年增加；鄉村債台如“珠峰”，基層政府難以運轉；財政供養的幹部多如“蝗蟲”，農民受不了；聯產承包責任製被農民視為交費的枷鎖；中央扶持農業的政策難以落到實處；基層幹部對上級撒謊成風。
李昌平還說：
我在農村工作已有17年，先後擔任過四個鄉鎮的書記，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沉重過。我不知道全國的情況，至少我說的情況在湖北省有一定的代表性。現在農民太苦了！農村的工作太難了！農業潛在危機太大了！
信寫完了，李昌平還沒有想好。他不知道到底應不應該把這封信發出去。他很清楚自己所處的環境。假如這封信真的引起了中央高層領導人的關注，對於他來說，是福是禍是很難說的。
他考慮了一下，自己有沒有“說實話”的資格——有沒有貪汙腐敗？有沒有安排親戚吃財政飯？他有底線。他知道自己的所作所為是危險的。若自己有什麼問題，一個大棒砸下來，他將墮入萬劫不複的深淵。他有家庭，有父母妻女。他必須為他們負責。
他覺得自己沒有問題。他李昌平是清白的。既然在經濟上是清白的，那麼在政治上講幾句實話，他相信自己不會坐牢。隻要不坐牢，他什麼都不怕。
而促使李昌平最終義無反顧地把信發出去的是兩件事：一件事是縣委在工作會議上下達了2000年的財政指標，他所在的棋盤鄉農民人均負擔又要增加200元；第二件事是李昌平在大會上紅著臉把“工作經驗”吹了一通牛皮之後受到了表揚，但在小會討論揭露問題卻被縣委書記指責為“不講正氣”。
2000年3月8日，李昌平把打印好的信交給妻子，想聽聽她的意見。妻子看完信流了淚。她沒有阻止丈夫，反而主動幫他把信發了出去。
李昌平的呼籲很快引起了中央的重視。3月中旬，朱鎔基總理作出批示，要求各級政府重視“三農”問題的嚴峻性，並派出農業部的同誌組成調查組到棋盤鄉考察。
湖北省委、省政府也作出決定，派出了省市縣三級政府機構人員組成的調查組。監利縣開始了轟轟烈烈的以化解鄉村債務、裁減人員、緊縮開支為主要內容的改革。省市縣工作組在監利縣待了一個月之後就離開了。改革“收到了成效”，取得了指導湖北全省的“監利經驗”。然而這隻是紙麵的經驗。實際上，改革談何容易！改革的主要任務是要減輕農民的負擔。可誰都知道農民負擔重，誰都不願落實政策減輕農民負擔。減輕農民的負擔，幹部的利益和特權怎麼辦？一般鄉鎮的千萬元以上的欠債怎麼辦？
改革的另一個主要任務是裁減人員。可主持這項工作的正是有權力安排自己的親戚朋友“吃皇糧”的人。讓他們來裁減他們安排的人員，他們能去下手嗎？
李昌平陷入了人生中最孤獨的歲月。監利電視台沒有了他的鏡頭，《監利報》用“棋盤鄉領導人”代替了他的名字。在縣裏開會，他不得不單獨坐一個位置。散會後，他不得不最後一個離場。碰到官場的朋友，他不得不視而不見。他接觸到的省市縣幾十個領導幹部中，省長蔣祝平是唯一一位在公開場合讚揚他說真話有勇氣的領導。
李昌平四麵楚歌，陷入了萬分尷尬的境地。
2000年9月1日，監利縣委組織部負責人約李昌平談話，傳達了上級領導的意見：監利縣很不穩定，李昌平是不穩定的中心；以後再有意見，盡量在黨內說，不要讓媒體介入；如果李昌平覺得在監利縣工作不方便，可以把他調到別處，另行安排工作。
聽說自己成了監利縣的不穩定因素，李昌平很激動，但他馬上就沉默了。他知道自己無論怎麼抗爭也是無濟於事的。他想到了離開，並且去意已決。.
9月16日，李昌平從鄉政府出發，直奔縣城。一路上，他一邊開車，一邊流淚。他把汽車停在長江邊上，麵對滾滾東去的長江，大放悲聲。他想讓淚水洗去他的痛苦、孤獨和深深的悲涼。晚上，他把一紙辭職書交到了縣委領導手上。
就這樣，從3月8日到9月16日，李昌平經曆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件。這個事件以他遠走他鄉而結束。
“三農”問題的解決
被朱鎔基等國家領導人批示之後，李昌平信中所反映的情況成為國家製定有關“三農”問題政策時的重要參考依據。李昌平也多次接到國家有關部委的谘詢電話和信函。此後，“三農”問題在中國社會各個階層引起了廣泛關注。
2006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正式廢止。這標誌著在我國延續了近三千年的農業稅從此退出曆史舞台。中央還連續幾年發布了多個關於“三農”的一號文件，希望通過一係列的製度創新，促進農民增收，加強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建設。2006年，中共中央還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目標。
每封信件所含的沉甸甸的分量——黃建發
黃建發是一名普普通通的郵遞員。這隻特區“鴻雁”，數十年如一日，冒嚴寒、頂酷暑，挎著綠色的郵包，騎著綠色的郵政車，跨過一道道馬路，穿越一條條小巷，投遞處理各類郵件1000多萬件，行程達20多萬公裏。自1987年以來，他除完成質量檢查任務外，憑著對廈門的熟悉和熱情，救活各類“死信”、“瞎信”約2500封，其中有台胞尋找大陸親人的來信346封，從而溝通了一些離散幾十年的親人們的聯係，也將一些因地址誤寫的重要信函準確地投遞到正焦急苦盼的收件人手中，從而演繹了一個又一個傳奇般的動人故事。
心靈深處的震撼
1958年，黃建發進入思明公社郵電所當郵遞員。他文化程度不高，但質樸、熱情，隻覺得幹好自己的本職工作是天經地義的事。每天早上7點多出門送信，下午2點多下班回家，日日如此，平平凡凡，也沒有覺得對郵遞工作有什麼特別的感受。有一天，一位老郵遞員意味深長地向他說起了一個淒涼的故事，才使他
心靈深處受到了極大的震撼。
某年在一所高校，有一對相戀了3年卻又未捅破永結連理這最後一張薄紙的大學生，在畢業分配的前夕，男的響應政府的號召到新疆支邊，女的因工作需要到一座南方城市。臨別前夜，雙方還一再相約，到工作單位報到後立即寫信聯絡。
男方一到單位報到後立即如約寫信，可是郵遞員每次都誤投到另一家名稱極其相似的公司。時間一久，女方暗暗猜想，說不定男友去了新疆之後，耐不住寂寞，又有了新的女友。男方遠在邊塞，新來乍到，工作與生活都較為單調與艱苦；急需情感的交流、心靈的慰藉，可一封封信發出，卻杳如黃鶴，不見回音，便以為學生時代的浪漫早已為工作後的現實所替代，肯定是女友見自己身在邊塞、環境艱苦而變心。於是，這對情投意合的戀人，似風箏斷了線，失去了聯係。數年之後，男的出差到了這座城市，在一次同學聚會上相敘，才得知誤會的原因。可此時，女友早為人婦，已無法再續前緣了。雙方留下了終生的遺憾。
聽老郵遞員講完這個淒涼的故事，黃建發才實實在在地感覺到了手中的每封信件所含的沉甸甸的分量：信件雖輕，但一旦出了差錯，卻可能導致情人分手，骨肉分離，甚至誤人前程。此後，黃建發才真正從心底裏真摯地愛上了這一行。
練就一身“活地圖”
愛上這一行，就必須幹好這一行。而幹好這一行的關鍵，就必須對廈門各大街小巷的門牌地址了如指掌。黃建發此後開始自覺地苦練基本功。平時出外投遞，他格外留神一些比較偏僻的小巷或門牌編號不夠規範的地址，回家之後，抽空反複背記。有時為了核實一個小小的地名，他還在工作完成之後，特地騎車去實地查證。縱橫交錯的大街、拐彎抹角的小巷，到處留下了他的身影。他還把一些同音的單位，一些容易混淆的路分類、分片記憶。“文革”期間，廈門很多路名、街名改成帶有政治色彩而又很不科學的名稱。“文革”結束後，又逐步恢複原有路名、街名。廈門被中央定為特區後，新單位如雨後春筍般不斷湧現，特區的建設日新月異，舊街拆遷，路名、門牌編號的多次更改，新舊路名交替，所有這些給投遞工作增加了很大的難度。為了適應新的工作要求，黃建發格外注意報紙、電視有關遷址通知，新區設立啟事等，並認真整理積累新舊路名更改變遷的資料，建立了一本厚厚的“資料庫”，上麵分門別類，條理清楚地記著：電子、建築、機關單位、賓館、酒家……還有郵政信箱登記等。他把整個身心都傾注到投遞工作中去，數十年的日積月累，終於贏得了廈門市區“活地圖”的美稱。在1988年廈門市舉行的百家窗口競賽授獎大會上，他上台表演，人們問他某地名位於市區何處，總共問了一百多個，不少是非常生僻的，有一些甚至是剛設立不久的，他都脫口而出，對答如流，無一錯誤，因而贏得了滿場的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