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簍簍幸福的收獲
對廈門地名熟稔於心，黃建發工作起來得心應手。時代的際遇也為他發揮特別作用帶來了機會。新中國成立後，由於政治上的原因，海峽兩岸相互隔絕了數十年，造成骨肉分離、音訊全無；國際反動勢力對新中國的封鎖，國內“左”的政治氣候，也使不少人畏懼“海外關係”的名聲，因而與海外親人失去聯係。改革開放以後，撥亂反正，國門打開，海外關係得以正名。特別是台灣當局被迫放寬台胞赴大陸探親以後，台灣等海外尋找大陸親友的信件越來越多，而這些來信，很多是按新中國成立前的舊門牌地址寄出的。新中國成立以後數十年，由於地名的更替、住戶的搬遷、人員的亡故，給這些信件的投遞帶來了極大的困難。麵對“死信”、“瞎信”，黃建發以極端負責任的工作態度，憑借人稱“活地圖”的工作基礎，急人之急，救活了一封又一封的“死信”、“瞎信”，溝通了這些失散幾十年親人的聯係，從而也就有了一個又一個傳奇般的故事：
破譯“408”。有一封從香港“紅十字”會轉來的台胞尋親信，寫著收件人的地址是：廈門408路107號某某收。拿著這封信，在廈門土生土長、人稱“活地圖”的黃建發蒙了，從來也沒聽說過廈門有一條408路呀！按照例行規定，這樣的信完全可以退回原處，但寄件人的地址隻寫著“內詳”二字，退都無處退。想到寄信人盼望找到親人的迫切心情，瞧著這明顯錯誤的地址，黃建發無奈之下隻好將信壓著，但心裏卻怎麼也放不下。走路時，他嘴裏在叨念著“408路”；晚上睡覺前，腦海裏常常浮現著“408路”，這樣反複折騰了好幾天，也許是心誠則靈，他猛然醒悟地想，“408路”會不會是閩南話思明北路的諧音呢？第二天一早，黃建發就直奔思明北路107號而去，真的就找到了收件人。原來寄信人年少離廈赴台，朦朧中隻記得長輩們這樣說，才寫下了這一封密電碼一般的尋親信。看到收件人收到失散數十年親人的信件的激動心情，黃建發的高興勁兒就甭提了。
持續追蹤。有一封從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經轉的台灣來信，信封上寫著：中國廈門同安路9號×××先生轉×××女士收。照址投遞，沒有找到收信人。黃建發知道這又是一封台灣同胞尋找大陸親人的來信，就到有關部門尋找收信人的線索。沒幾天，又一封與這封信地址完全相同的信件再經美國轉來，並在信封背後醒目地寫著：“如收信人他遷，煩請改寄漳州市大沙查交×××夫婦轉告主禱。”黃建發將兩封信件一並轉去漳州市郵電局。但幾天後，這兩封信卻被退了回來，批條上寫著“試投廈門大友路×××、×××。可是廈門市並無“大友路”，另添兩個人的名字又是誰呢？按規定，這樣無法投遞的信件可作退回處理，可黃建發想到台灣同胞尋親迫切才連發兩信，決定繼續尋找線索。廈門市有大中路、大同路等，他先到大中路查詢，沒有。一天，他追尋到大同路256號，當年的老房東說，“解放初這裏住過一位名叫××的店員，老婆、丈母娘都姓×”。老房東回憶的人名和姓與試投收信人相符，可是這家人後來遷居到中山公園一帶居住。黃建發又到公園東路與公園附近的複興路一帶查詢。可這是20世紀50年代的事，沒有人知道，估計這戶人家後來又搬走了。怎麼辦呢？此時黃建發為這兩封信已記不得跑了多少路，叩開了多少家的門，問了多少人了！論理，對寄件人也算是仁至義盡，可以心安理得地退件了。可黃建發並不罷休，由於業務熟，記性好，他依稀記得10多年前在開平路上段有個與收信人姓名相同的中年婦女訂過一份雜誌，就決定再去試一試。可到那裏一問，這位婦女已於數年前搬到廈禾路了。在一個下著滂沱大雨的傍晚，他冒雨找到廈禾路，這封放在郵袋已3個月的信件，由於一個普通郵遞員的恒心，終於準確地投到收件人的手中，使隔絕了30多年的親人重新溝通了聯係。
“你要活到120歲”。1988年，有一封從海外寄來、投遞地址為“廈門五厝巷許玉英、許阿鳳、陳溫宮、溫宮嫂收”的信，信封上還寫著“已故的陳明煌家屬均可”，信封的背麵再特別注明“茲因46年來未曾聯絡，尚祈望同鄉親友代為查訪，非常感謝，若為查訪需要，此信可拆閱”，署名為許木耳。但廈門沒有“五厝巷”這個地名，黃建發憑著自己業務功底，猜想可能是“吳厝巷”，因閩南話“五”與“吳”諧音。吳厝巷是一條偏僻小巷，黃建發抽個下班時間趕到那裏，但從巷頭問到巷尾，都找不到收信人。正在犯難的時候，一位老太太突然想起，在吳厝巷拐過去的靖山路15號，有一位90多歲的老人叫“允恭嫂”。雖然名字不同，黃建發還是帶著一絲希望找到了這位老阿婆。起初這位允恭嫂也一直表示不是收信人，但黃建發還是耐心地將信件背麵的說明請她仔細看一看，當允恭嫂看到“許木耳”3個字時，激動得兩手直顫。原來，陳明煌是許木耳死去的丈夫，所謂“陳溫宮”實際就是“陳允恭”。當許木耳的女兒從黃建發手中接過這封信時，禁不住眼淚撲簌簌地一直往下流——分別將近半個世紀的母女終於又能重新團聚了。以後，每當她們親友團聚的時候，總要提起黃建發：“好人！好人！這樣的好人要活到120歲！”
哲人培根說過，把幸福告訴朋友，得到的是兩個幸福。當黃建發曆盡艱辛，將一封又一封的“盲信”“瞎信”準確地送到收信人手中，看到這些收信人接到音訊隔絕數十年的親人來鴻無比喜悅而激動的心情，黃建發在付出自己的努力，成全了別人，也收獲了一簍簍的幸福。
“郵電局的”
如今國門更加開放，通信也更為發達、便捷，隻要拿起話機，撥上號碼，片刻之間，就可與遠在大洋各洲的親友通話，地球“變小”了，信件自然也就逐漸少了許多。但許多文件、原始單據、證明等，現在仍然需郵寄，人與人之間情感通過信件的詳盡表達，也是電話無法替代的，黃建發依然覺得每封信件沉甸甸的分量，依然忠實地履行自己的工作職責，絲毫沒有半點鬆懈。1997年9月前後，黃建發在例行信件質檢時，發現一封某學院寄到新華路5號304室的信，已被郵遞員以“查無此人”為由批退。細心的黃建發憑數十年的工作經驗，覺得這時正是高校放榜時期，這封學院的來信，很可能就是高考學生翹首以待的錄取通知書，要是輕易退回，就會耽誤這位學生的前程，鑄成大錯。於是，黃建發下班後親自去了新華路5號，但新華路5號根本就沒有3樓，哪來304室！他又連續走訪了新華路55號、75號等與5字有關的所有住戶，還是沒有找到收信人。路名可能寫錯了！也許是寫信人一時粗心大意，把與新華路相近的路名寫成新華路了。於是，他跑到華新路，逐戶打聽，找不到收件人。又跑到興華路，曆經曲折，終於找到了收信人。收信人激動得不知怎麼才好，一直握著他的手說：“真遇上好人了，真遇上好人了！不然我就錯過了上學的機會。”
有一次，四川某駐廈機構的一位同誌急匆匆來到投遞組，說當天下午要飛回四川，而四川寄出的身份證尚未收到，請求幫忙查找。要在尚未分揀、堆成小山般的信件中找出這麼一封，難似大海撈針。但黃建發了解用戶的心情，毅然特事特辦，破例單撿，忙了好長時間，終於找到了這封信件。沒想到這位用戶感動得連說謝謝而後匆忙離開時，卻又把當天下午飛往四川的機票遺落在黃建發的辦公桌上，直到中午下班時黃建發才發現。為了不影響這位同誌乘機，黃建發和另一位同誌不顧工作的疲勞，騎車直奔用戶單位。該單位職工對他們如此認真負責的工作精神的敬佩之意油然而生，連忙問他們的姓名，他們隻回答說“郵電局的”，就走了。
“郵電局的”，平平凡凡的一句話，卻掩不住黃建發極不平凡的業績。
用自己的行為書寫著誠信和責任——宋先欽
很久沒來了，墳堆上全是枯黃的巴茅草，輕輕一碰，那潔白的花絮就漫天飛舞。扯下巴茅的莖，宋先欽開始編織小掃帚。那可是一個人見人愛的小精靈呀！隻有3歲，沒事就喜歡拖著他的巴茅掃帚學大人掃地，每天宋先欽回家，小孫子都會頑皮地拿出他的巴茅掃帚給爺爺掃身上的泥巴，然後咯咯咯伏在爺爺的肩上揮舞小掃帚掃呀掃……
呆呆望著一大堆欠條和小掃帚化為灰燼，宋先欽不禁潸然淚下：要是孫子還在，應該讀五年級了。都是那筆讓人傷心的債呀！
這一天，宋先欽還清了最後一筆債。連本帶息，共計304600元。
一句頂天立地的誓言
蓮花村是後塘瑤族鄉最大的村。上世紀80年代，剛剛擺脫計劃經濟束縛的農民，都想舒展一下筋骨，去找一條好的致富門路，可就是苦於沒有一個好的帶頭人。1984年，支部改選，38歲年富力強的宋先欽高票當選蓮花村的黨支部書記，鄉親們選他當書記，不僅僅是看重他的人品，更看重的是他的能力。十裏八裏的鄉親們都知道，宋先欽是個“能人”。隻有小學文化的他，向來好學肯幹。1972年，宋先欽當上了村裏的赤腳醫生，給鄉親們免費看病。他會釀酒、製糖、製稻種、養魚苗、喂良種母豬……還當過鄉辦製藥廠廠長、柑橘場場長、鞭炮廠廠長、磚瓦廠廠長，成了村裏頭一個“萬元戶”。
宋先欽不負眾望，上任後帶領群眾修村道、架橋梁、辦柑橘場、搞水稻製種，幾年下來，蓮花村的生產、生活條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宋先欽並不滿足，想通過創辦企業，壯大村集體經濟。
1990年的一天，一位福建老板通過鄉政府來到蓮花村，帶來了一個項目，說隻要買他們的設備辦個瓷磚廠，一年就可以掙30萬元，每人每年可以增收400元！當時蓮花村人均年收入不到200元，看來這真是個好消息啊！經過多次集體討論和兩次去福建考察之後，認為可行，村裏決定上瓷磚廠項目。為了共同致富，經過多次大會集體研究，村裏決定借債辦廠。
1990年的11月2日，蓮花村通過村民集資、貸款興建起來的村辦企業“湘西蓮花瓷磚廠”，在一片歡聲笑語中誕生了。正當外麵為蓮花村這個新興企業歡呼的時候，蓮花村村民的興奮卻如曇花一現：該廠生產的瓷磚做工粗糙，尺寸不符合規格；經技術人員查明，引進的設備根本就不是新的，而是用了幾年後將所有部件噴上紅漆再轉賣的舊東西。聽到這個消息，宋先欽一屁股坐在地上，半天說不出話來。就在這時候，原料和技術也成了問題。種種不利因素，終於在幾個月後總爆發：產品大量積壓，運轉資金被死死套牢。宋先欽心急如焚，多方奔走聯係，可還是不得不麵對慘痛的現實：1991年8月，“湘西蓮花瓷磚廠”在人們的垂頭喪氣中宣布破產。
那天，鄉黨委趙書記主持召開蓮花村全體村民參加的處理瓷磚廠遺留問題大會。會上，趙書記向大家宣布：“鄉親們，瓷磚廠破產了，現在有十幾萬元的貸款和幾萬元的村民集資款需要公開處理。這也是大家最關心的問題……經鄉黨委、鄉政府領導認真商議，一致認為這些債務應為大家的共同債務，大家理應負責，共同承擔：作為決策主要負責人的宋先欽承擔2萬元，其餘每位村幹部和曾到外省考察的人員各承擔8000元，每位黨員和村民小組長各承擔600元，每位普通村民……”
一時間，會場鴉雀無聲。很久，一位村幹部站起身，哽咽著說：“鄉裏的決定，我沒有理由不服從。可大夥也知道，就我這身高不到1.6米的小個子，身體不好，天天都用藥陪著，幹了三十來年卻分到8000元債……我回家怎麼跟老婆交代？沒辦法，我隻有拎著繩子上吊了……”說完，他蹲在地上大哭起來。
“老關，別這樣！”正一根接著一根埋頭抽煙的宋先欽慢慢站起來，環顧會場。“鄉親們，我是村支書，辦廠決策失誤，我負全部責任，所有的欠款，包括村民的集資款，由我宋先欽一人償還。”說完，宋先欽頭也不回地走了。
那天，窗外下著淅淅瀝瀝的小雨。
會後，趙書記急忙找到宋先欽：“老宋，不要意氣用事，不要逞一時之勇，你一個人怎麼能還上這麼多的債呢？本來，那也不是你一個人的事，你還是重新考慮考慮吧。”“趙書記，老關講的是心裏話啊，他家裏特別困難，真給他攤上8000元債務，沒準他妻子就會跟他吵得不可開交。”宋先欽一臉平靜地向趙書記解釋，“還有，村裏的兩個老黨員都是在新中國成立前入黨，人家為黨拚死拚活幹了一輩子，土埋脖子了卻得了一堆饑荒，我過意不去呀！請你放心，我會做生意，我和我全家人幹，早晚都會把債還上的！”這天晚上，宋先欽在自家院子外麵徘徊很久才走進屋裏，不知該怎樣將自己的這個決定告訴妻子。多年來，妻子省吃儉用，一心一意跟他過日子，現在還要她跟著一起還巨額債務，他於心不忍啊！許久，妻子終於發現一直坐在床上抽煙的丈夫有些不對頭，問：“發生啥事兒了？”正不知如何向妻子攤牌的宋先欽一下子找到了開口的契機，趁機將憋在心頭的那句話吐了出來：“我決定了，村裏的那些債，我一個人還！”“什麼？”妻子以為自己聽錯了，呆立在那裏。沉默了一會兒，宋先欽又將那句話重複了一遍。妻子急得頓時哭出聲來：“老宋啊，你好糊塗！我們家這個樣子拿啥還啊……”宋憲欽痛苦地閉上了雙眼。正在這時，宋先欽70多歲的老叔拎著一根棍子走進來，指著侄兒的鼻子尖大罵：“你這個東西！我剛聽說你的事。你逞什麼能呀？憑什麼你一個人還那麼多的錢？”罵著，老人流下了眼淚。宋先欽的大兒子宋成林也走了進來。但他說：“我爸做得對。他是好漢！別人都怕攤上債，我爸敢做也敢當。我們一家人一起還，就是要給爸爭這口氣。爸還不了，我還；我到死了還不清，就讓我兒子接著還。我就不信咱們宋家還不起這筆債！”大兒子的話讓全家人很震驚，也讓一旁低頭不語的宋先欽流下感激的淚水。
天災與不幸難移還債誌
那晚，宋先欽睡得很踏實。第二天一早，他鄭重地對妻子、兒女說：“今後，咱們一家人什麼時候還清那些債，什麼時候再過好日子。”
正在讀中學的二兒子和三兒子看著父親一臉凝重的神情，竟也做出大膽的決定：暫時輟學幹活，和父親一起還債。就這樣，原本學習成績都不錯的小哥倆將書包放入箱底，義無反顧地回到父親身邊。宋先欽內疚地說：“等還完債了，爸一定讓你們將沒讀完的書補上。”為了這個諾言，老宋走上了漫漫的還債路。沒想到，這一走，竟然是整整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