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50年代
早在1948年9月的時候，在最早解放的東北，就曾經準備成立新政協，還要宣布建立新中國。民主黨派的領袖沈鈞儒、譚平山、章伯鈞、蔡廷鍇已經從香港秘密抵達哈爾濱。他們是在中國共產黨發出“五一口號”後，最積極的響應者。毛澤東當年在修改“五一口號”時，加上了這麼一句話：“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中共與先期抵達哈爾濱的民主黨派領袖就召開新政協的協議草案進行了交流與修訂，達成初步意見後，又將之向滯留在香港的李濟深、何香凝、周新民、馬敘倫、陳其尤、李章達、沈誌遠、彭澤民、章乃器、孫起孟、郭沫若等重量級人物征求意見，1948年11月25日達成《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協議》。該協
議規定了新政協的性質、任務及人選：“新政協參加範圍，由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反對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壓迫的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組成，南京反動政府係統下的一切反動黨派及反動分子必須排除，不得許其參加。”
1948年11月29日，也就是《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協議》正式公布僅僅4天後，平津戰役（國民黨稱之為平津會戰）也打響了。而在這一年的11月6日，淮海戰役（國民黨稱之為徐蚌會戰）也開始了。《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協議》發出不久，李濟深、何香凝、郭沫若等四十餘人分三批先後到達東北的哈爾濱，隻等全部人員聚齊就可以開會了。新政協還在籌備之中，淮海戰役在1949年1月10日、平津戰役在1月31日就先後勝利了。中共中央隨之決定，將新政協會議改到北平，新國家的首都也定在了北平。
據記載，1949年6月16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常委會第一次會議決定成立六個工作小組，每個小組都承擔不同的任務，分別開展工作，但組員有交叉。
第一小組的任務是擬定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單位及各單位的代表名額、名單。該組的組長和副組長，分別由籌備會常務委員會秘書長李維漢（中國共產黨代表）和常務委員章伯鈞（中國民主同盟代表）擔任。組員有李濟深、沈鈞儒、黃炎培、馬寅初、馬敘倫、彭澤民、曹孟君、譚平山、蔡廷鍇、陳其尤、聶榮臻、李立三、朱富勝、陳叔通、曾昭掄、許德珩、馮文彬、蔡暢、黃振聲（黃鶴禎代）、羅叔章、天寶、陳其瑗等22人。
第二小組的任務是起草新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條例（即後來公布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該組的組長和副組長，分別由籌備會常務委員會委員譚平山（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代表）和副秘書長周新民（中國民主同盟代表）擔任。組
員有林伯渠、李德全、施複亮（孫起孟代）、符定一、王紹鏊、郭冠傑、史良（張曼筠代）、郭春濤（吳茂蓀代）、蔣光鼐（秦元邦代）、雷榮珂、易禮容、鄭振鐸、俞寰澄（酆雲鶴代）、葉聖陶、沈茲九、李秀真、陳震中（葛誌成代）、天寶、戴子良。
第三小組的任務是起草新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該組的組長和副組長，分別由籌備會常務委員會副主任周恩來（中國共產黨代表）和民主教授代表許德珩擔任。組員有陳劭先、章伯鈞、章乃器、李達、許廣平、季方（嚴信民代）、沈誌遠、許寶駒、陳此生、黃鼎臣、彭德懷（羅瑞卿代）、朱學範、張曄、李燭塵、侯外廬、鄧初民、廖承誌、鄧穎超、謝邦定、周建人、楊靜仁、費振東、羅隆基。
第四小組的任務是草擬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政府方案（即後來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該組的組長和副組長，分別由中國共產黨代表董必武和中國民主建國會代表、籌備會常務委員黃炎培（不在北平時由張奚若代）擔任。組員有張文、沈鈞儒、張東蓀、胡厥文（閻寶航代）、林礪儒、林漢達、韓兆鶚、李章達（千家駒代）、王昆侖、李民欣、陳其尤、劉伯承（滕代遠代）、丘金、石振明、俞寰澄（酆雲鶴代）、張誌讓、謝雪紅、張琴秋（不在北平時由沈茲九代）、聶維慶、湯桂芬（雷潔瓊代）、朱德海、羅隆基。
第五小組的任務是起草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大會宣言（即後來公布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宣言》）。該組的組長和副組長，分別由籌備會常務委員會副主任、無黨派民主人士郭沫若和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代表陳劭先擔任。組員有梅龔彬（呂集義代）、楚圖南、吳耀宗、丘哲、胡愈之、陳銘樞、蔣光鼐（秦元邦代）、黃鼎臣、楊耕田、李燭塵、洪深、胡喬木、鄧裕誌、烏蘭夫（奎璧代）。
第六小組的任務是擬定國旗、國徽和國歌方案。該組的組長和副組長由籌備會常務委員會指定，組長由籌備會常務委員、中國民主促進會代表馬敘倫擔任，副組長由中國人民解放軍代表葉劍英和籌備會常務委員、文化界民主人士代表沈雁冰擔任。組員有張奚若、田漢、馬寅初、鄭振鐸、郭沫若、翦伯讚、錢三強、蔡暢、李立三、張瀾（劉王立明代）、陳嘉庚、歐陽予倩、廖承誌。後又聘請徐悲鴻、梁思成、艾青為國旗、國徽圖案評選委員會顧問，聘請馬思聰、呂驥、賀綠汀、姚錦新為國歌詞譜評選委員會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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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小組的工作因為牽扯到人事問題，最為複雜。
當時，新政協籌備會常委會一共收到30份團體和個人要求參加新政協的書麵請求。
最後參加會議的有14個黨派單位，除中國共產黨和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外，尚有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中國民主同盟（民盟）、中國民主促進會（民進）、中國致公黨、中國農工民主黨（第三黨）、中國人民救國會、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民主建國會（民建）、九三學社、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台盟）等11個黨派。無黨派人士是作為一個派別位列黨派之中的。
有兩個黨派並沒有申請參加新政協，但
被安排與會了，這就是以許德珩為首的九三學社與以謝雪紅為首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
九三學社是一個以大學教授為主的政治性學術團體，雖有政治主張但無政治綱領；台盟的成員均為台籍反國民黨人士，其創始人謝雪紅則是台灣共產黨的創始人。
此外，一些要求參加新政協的黨派，如孫文主義革命同盟、民社黨革新派、中國少年勞動黨、光複會、中國農民黨等，以“組織不純”“成分複雜”等理由被拒絕參會。
孫文主義革命同盟簡稱“孫盟”，它是從國民黨中分化出來的一個政治派別，其前身是中國農工社會黨。1944年的時候，國民黨內一部分反蔣分子私下舉辦座談會，隨後形成了兩個黨內小團體，即農工社和大眾社。但到1945年，他們在國民黨黨務部門的逼迫下，不得不自行解體。1947年，主張國內和平的這兩個派別，因為蔣介石撕毀政協決議、發動內戰塗炭生靈，重組為中國農工社會黨。這一派別的構成主要有三部分人。第一部分是曾參加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的一些人，如許聞天等；第二部分是曾參加鄧演達為首的第三黨的一些成員，如鄧昊明等；第三部分是從蔣介石集團中分化出來的一些高級軍政人員，如賀耀祖、陳惕廬等。該黨雖然沒有被接受為參加新政協的一個黨派，但這三部分的代表人物都以個人身份參加了新政協。當時，因為該黨的主張與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主張重合度較高，其成立後不久，就派出人員到香港同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聯係，要求作為民革的一部分。對此，朱蘊山代表民革表示了歡迎，但要求他們更改黨的名稱。1948年春，中國農工社會黨改名為孫文主義革命同盟之後，最終並未合並進民革。孫盟在中共中央1948年發布“五一口號”前，也曾派人到蘇北聯係中共黨組織，之後又派人到香港同中共在港負責人取得聯係。其領導層確有個別共產黨員。但對於中共的“五一口號”，孫盟隻在口頭上表示響應，並沒有發表公開聲明。第一
小組認為，孫盟雖有部分民主人士，對中國革命也做出過有益的貢獻，甚至有些人還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殺害，但其組織不純，成分複雜，不宜作為一個派別參加新政協。若有必要，可以邀請其個別代表人物參加。6月19日，李維漢在新政協籌備會全體會議上作《關於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的規定（草案）》的說明時，公開了第一小組的意見，並被大會接受。
7月，中共中央統戰部邀請許聞天來北平麵談孫盟參與新政協事。
當時的中共中央統戰部長就是李維漢，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居於領導地位。
許聞天到北平後，提交了《孫文主義革命同盟工作節略》的簡要報告。除介紹孫盟的組織經過和活動情況之外，並表示如孫盟無繼續存在的必要，可考慮立即解散，但他希望中共能給予該盟同誌以精神上的安慰。就此，李維漢同許聞天有了一次直接麵談，在建議孫盟自行結束的同時，提出其成員可以以個人身份參加民革。許聞天表示同意。隨後，孫盟中央及一些地方組織的負責人在上海開會討論了中共中央的建議，會議同意結束孫盟的活動。8月2日，孫盟在上海宣告解散。當時，新華社還播發了相關消息。
1949年9月下旬，許聞天、鄧昊明以個人身份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很大一部分人轉入了民革。
民社黨革新派的全稱是革新中國民主社會黨。1946年11月，民社黨黨首張君勱等決定該黨參加蔣介石召開的“國民大會”並參加國民政府，導致內部分裂，一部分人離開組成了民社黨革新派。1947年8月15日，民社黨革新派在上海宣告成立，伍憲子任主席，沙彥楷為副主席。這些人的成分更加複雜，僅從其負責人來說，有的是英美派，還有軍統分子和中統分子。從立場來說，有的既反蔣又反共，主張走第三條道路。
反蔣的民主人士也有，但屬於極少數，如沙彥楷、汪世銘等。
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後，民社黨革新派本身又發生了分化。沙彥楷、汪世銘等以民社黨革新派的名義公開發表文告，表示予以響應。1948年8月，因為政見不同，孫寶剛、羅堅白等被開除。該組織的主席伍憲子也隨即宣布辭去主席之職，副主席沙彥楷任代理主席。1948年12月，該組織發表《告全黨同誌書》，宣稱這一派別“代表中小資產階級及生產勞動大眾利益”，主張“肅清帝國主義在華勢力，推翻以地主、買辦及貪汙腐化集團為基礎的南京反動政府，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富強的新中國”。該黨派的目標與中國共產黨的目標雖有小的差異，但大的方向是一致的。因此，在1949年6月中旬，汪世銘離開香港來到北平也就不奇怪了。在北平，汪世銘經李濟深、章伯鈞、陳叔通等致函周恩來和李維漢，並轉交了《民主社會黨黨內鬥爭經過》和《告全黨同誌書》，提出要參加新政協。第一小組認真研究後提出，該黨派最初成立時，成分就極其複雜，近幾年又幾經分裂，雖然民主分子在其中一直是中堅分子，但整體來說，仍不宜作為一個單位參加新政協，其個別民主分子可以個人身份參加新政協。這個意見被新政協籌備會接受。
6月27日，李維漢與汪世銘直接會麵，傳達了以上意見，並建議他們的組織應考慮自行結束。除該組織中的民主人士代表人物由新政協籌備會邀請其以個人身份參會之外，另外的民主分子，在與民盟協商後，可以加入民盟。一些該組織內被錯認為反動分子的人，可提出名單以助解決。汪世銘最後表示同意，並說已函告本組織暫停活動。
這次談話後不久，以民社黨革新派名義發表的《告全國同胞書》被發現。這份文件對未被以黨派邀請參加新政協表示了強烈不滿。中共中央統戰部就此詢問了該組織的頭麵人物汪世銘、沙彥楷，這兩人表示事先確不知情，並表示願意公開發文
駁斥，相關事務由他們自行處置。
1949年9月，民社黨革新派決定自行解散。其原來的領導人沙彥楷、汪世銘由新政協籌備會特邀以個人身份參加新政協。
汪世銘曾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發言，說明了該組織成立以及解散的原因。他說：“三年前因為張君勱及其走狗們破壞舊的政協，破壞民主統一戰線，厚顏無恥地參加了偽國大，參加了偽政府，為蔣介石反動政權幫凶”，“我們黨內忠於民主與和平的同誌們表示萬分的憤慨，不能不起來反對他，打擊他，所以才有革新的民主社會黨的組織”，“但是我們內部存在著許多缺點，例如組織不健全，分子複雜，又沒有嚴格的紀律，往往發生錯誤的言論與行動，招致惡劣的影響。”
另一個沒有參加新政協的黨派組織是中國少年勞動黨。中國少年勞動黨1945年成立於重慶，其負責人是安若定。安若定早年即參加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革命，1923年在上海大學組織孤星社，任社長兼總編輯，出版有《孤星》旬刊，來宣傳三民主義。學術色彩濃重。陸續加入該組織的有中國合作經濟研究會、中國崇實學社、中國幼幼協進會、中國文化協會、中國鄉村建設協會、中國民族素質改進會及國術研究會等學術組織，另有一些佛教人員和國民黨人員加入。
中共中央發出“五一口號”後，中國少年勞動黨曾積極響應。1949年5月，在上海解放前夕，該黨曾一度幫助中共在國民黨軍隊中進行策反工作。幾乎同時，該組織的安若定等人到北平積極活動，要求少年勞動黨以黨派身份參加新政協。為此，李維漢兩次會見安若定。鑒於該黨沒有明確的政治綱領，組織不僅鬆散，而且成員複雜，建議解散該組織。安若定與黨內同誌商議後決定自行解散。9月1日，該黨發表《中國少年勞動黨解散通告》和《中國少年勞動黨解散聲明並告全黨同誌
書》，內稱該黨“由於組織不嚴，分子不純，對革命的貢獻不多”，“現在人民解放事業已在中共正確領導下得到決定性的勝利，新的人民民主專政國家即將建立，把握現階段的革命政治要求，本黨已無存在和發展的必要，所以決定於9月1日宣告正式解散”。
新中國成立以後，安若定雖沒有參加新政協，但被任命為政務院參事，後又在1954年任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
光複會雖然是一個曆史較長的組織，但也沒有被接納為新政協的黨派組織。
光複會於1904年成立於上海。當時會長為蔡元培，秋瑾、徐錫麟、章太炎、陶成章等都是該組織的重要領袖人物。辛亥革命後，光複會與同盟會發生矛盾。1912年，陶成章在上海被蔣介石刺殺後，光複會解體。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光複會當年的老同誌尹銳誌、周亞衛夫婦等在重慶宣布光複會複會，尹銳誌與周亞衛分任正、副會長。抗戰勝利後，其總部由重慶轉遷杭州。該組織成員除一些老光複會的會員及個別開明士紳外，多為失意政客及國民黨的退伍軍官。1947年，該會曾要求參加國民黨立法委員選舉，不僅遭拒絕，而且在其後更遭國民政府通令取締。1948年5月26日，該會公開主張“建立一切民主黨派及民主人士共同參加的建國聯合政府”，並呼籲“任何政黨（民主黨派亦在內）不得私有軍隊”。1949年1月，光複會發表聲明，擁護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八項和平條件，並策動國民黨浙江省主席陳儀實現地區和平，但因事密被泄，未能成功。1949年6月10日，光複會的領導人物周亞衛、裘振綱、沈田萃、童杭時等致電毛澤東稱：“本會處於蔣黨反動統治下，備受迫害，但仍盡力於民主事業。今浙江已告解放，全國解放為期不遠，今後本會誓在中共領導下，為人民民主事業盡其綿薄，並願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在沒有得到明確答複的情況下，周亞衛於6月下旬即赴北平活動，曾獲周恩來接見。
最後商談的結果是，因光複會成分複雜，成員中民主分子很少，不能以黨派名義參加新政協。
中國農民黨於1946年在重慶成立，其主體是農業協進會中的部分人員，該黨的主席為曾經獲得美國康奈爾大學農業經濟學博士的農業技術專家董時進。董時進在1944年民主政團同盟改組為民主同盟時，曾加入民盟並任中委，可不久又退出另組中國農民黨。該黨宣稱代表農民的利益，其成員中有一部分是農業技術專家及大學教授，另有少部分大地主等。1948年5月，該黨三中全會修訂後的政綱，提出四項主張：一、建立民主政治；二、促進經濟發展；三、合理分配財富；四、消除一切戰爭。與其他黨派的主張並沒有多少差異，但在中共提出“五一口號”後，董時進卻著文公開反對中共的土改政策，稱中共的土改打亂了農村經濟秩序。
隨著中共的勝利形勢日趨明朗，1949年1月，農民黨發出公開宣言，表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八項和平條件。當年4月，董時進從香港派出代表到北平，提出農民黨作為一個黨派參加新政協，但毫無效果。5月17日，董時進親來北平，並致函周恩來求見。在半個多月後的6月5日，作為其函件的回應，由李維漢出麵約見了董時進。李維漢不客氣地批評了董時進在1948年公開發表反對中共土地改革的文章，是要保護地主階級的利益而不是農民的利益。他本人以及農民黨的一貫言行，使農民黨成了地主黨。李維漢明確表示，農民黨參加新政協存在諸多困難，今後也不宜再搞，但其成員可以利用自身所具備的農業技術為人民政府提供幫助，為農業建設提供服務。董時進當時表示，農民黨可以宣布解散，他也願意推薦農業技術人員為人民服務。
6月25日，農民黨在北平發表了《中國農民黨為停止黨務活動致力生產建設宣言》。
當年的12月12日，在上海的董時進上書中央人民政府主
席毛澤東，提出“江南無封建論”，中共應該修改土地改革政策並停止土改。為宣傳自己的主張，他曾讓人在上海散發反對土改的傳單。他認為，中國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農村勞力大量剩餘。應當節製生育、優生優育，同時發展其他產業，將農村勞動力轉移出去。如果平分土地，會將勞力束縛在土地上，阻礙中國工業化。平分土地後，土地細化，難實行機械化，且農民在小塊土地上沒有致富的可能，對土地長遠投資缺乏熱忱，土地將退化。再者，土地改革後，由於失去了地主富農的累進賦稅，將給國家稅收帶來困難。他還指責，當時中共的文件和政要的講話，都來源於莫須有的調查。他特別強調，在中國，封地或土地世襲的封建製度，兩千多年前就結束了。土地可以自由買賣，租賃基於雙方自願，土地擁有者中絕大多數是靠勤勞和善於經營起家的，如百姓所言，“富不過三代”。地主並不是一個階級，而是“有恒產”的傳統令工農兵學商各個階層的人購買土地出租；這和存款、買股票是同樣道理。擁有土地不是犯罪，極少數人用不法手段奪取土地才是犯罪。
對於董時進的言行，中共華東局統戰部隨即派人上門談話予以製止。
1950年4月，董時進離開大陸，經香港轉去了美國。
另一個被拒絕參加新政協的是中國民治黨。該黨1946年8月1日在上海成立，其主要成員是華僑洪門中人。該黨從成立就活躍著國民黨“CC”派與軍統特務的影子。該黨頭麵人物為美洲華僑領袖司徒美堂，但其看出該黨為國民黨的禦用工具不可能有所作為後，於1947年7月毅然退出。其後，該黨的主要人物是趙昱（該黨成立時的副主席）和張書城（該黨成立時的組織部長）。趙昱是美洲華僑，早年曾幫助孫中山在海外籌款。張書城本係國民黨員“CC”分子，抗戰期間曾任國民黨華北黨政軍聯合辦事處秘書長，1946年11月以個人身份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