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國民黨六大。在該黨沒能以黨派身份參加國民黨六大後，1947年2月，趙昱、楊天孚等又在“CC”派的支持下，與國民自由黨、民生共進黨等合組中間黨聯盟，不過是七拚八湊出來的所謂黨派，為國民黨的民主裝點門麵。
在1949年新政協召開前，民治黨也派人來北平活動，要求取得黨派合法地位，並以黨派身份參加新政協。中共中央統戰部與各民主黨派協商後，向該黨當時的負責人任榮野、黃守中等明確表示，民治黨不能列入民主黨派，建議他們自行解散。之後，該黨又尋求與同為華僑政黨的致公黨合並，被陳其尤等拒絕。新中國成立後，張書城等人紛紛去了美國，繼續以民治黨的名義活動。
平教會（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的簡稱）是民國時期影響巨大的民間團體。1923年8月，平教會在北京成立。發起人為北洋政府總理熊希齡的夫人熊朱其慧、陶行知、黃炎培等。該會成立時，熊朱其慧、陶行知、張伯荃、蔣夢麟、張訓欽、蔡廷鍇、周作民、陳寶泉、周治春九人被選為董事。熊朱其慧為董事長，晏陽初為總幹事。
其後，平教會會址多次遷移。1927年遷往河北定縣創辦實驗區。1937年抗戰爆發後，平教會遷湖南長沙。1939年，又遷往四川巴縣。
新中國成立前夕，平教會的主導人物晏陽初任命瞿菊農為平教會代總幹事，魏永清代理鄉村建設學院院長，他自己則從台灣去了美國。
平教會雖沒能參加新政協第一次會議，但仍在1950年春向中央政府提出承認其合法地位問題，並要求取得新政協代表名額。為此，瞿菊農、孫則讓來到北京，尋求黃炎培、張瀾等的幫助。中共中央統戰部在調查研究之後，並同各民主黨派及無黨派民主人士充分協商後，達成一致。平教會並無民主運動的曆史，一直接受美國方麵的經濟支持，且被國民黨政府所
利用，該組織應予解散。但此後，平教會並未主動解散。1950年12月2日，重慶市軍管會宣布在其轄區的平教會解散，並派人接管平教會名下的事業機構。
在新政協籌備期間，還有人民民主自由聯盟、民主進步黨、中國人民自由黨等團體以及個人來北平活動，以爭取參加新政協的合法地位或資格。以上幾個團體，不僅人員成分複雜，而且組織目標與中共難有契合，其要求被新政協籌備會堅決拒絕。
各黨派內部對於新政協代表的提名問題，也出現了不斷的爭執。救國會代表宋雲彬在其日記中記述：“（7月18日）上海方麵，王造時最熱衷，曾召開會員大會，函電交馳，向衡老（沈鈞儒）力爭，非請衡老提出他的名字不可。”“（7月25日）王造時來信，哀懇提名新政協，言辭淒婉，謂我與衡老三十年交情，宜為‘七君子’之一，若不代表救國會參加新政協，有何麵目見人。”實際上事出有因。1941年《蘇日中立條約》簽訂後，在重慶的救國會領袖一致推舉王造時起草了一封《致斯大林元帥的公開信》。此信被認為有反蘇傾向，錯誤全落在了王造時頭上，結果王造時沒能取得政協代表資格。
宋雲彬日記同樣提到了爭取代表名額的龐藎青。“龐藎青聆衡老報告名單畢，大發牢騷，謂本人代表北方救國會，竟不得提名，殊不公平雲雲。”沈鈞儒則給龐講了如下的故事：全國婦代會時，有關部門為劉清揚作了布置，選舉委員她可得百票以上，她不知其事，擅自向代表們拉票，選舉結果她得到一百數十票，在被選委員中名次很高，到了複選，支部把提前布置的百票全部抽走，結果她隻剩下數十票，降為候補委員。沈鈞老之所以講這麼個故事，言外之意就是名單必須經領導部門同意，“而代表亦非運動爭取可得”，龐“恐未能了解也”。
黃炎培在日記中的記述與沈鈞儒的說法高度契合。黃炎培寫到，代表名單“取舍及先後完全以中共提出為憑”，民建內部多人反對提名冷遹（抗戰期間擔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5年7月與黃炎培等六人一起訪問延安）任政協代表，但“潘漢年堅持，越反對越堅持，卒不敢有異議”。
而在嗣後成立新政府時，各黨派在職務分配上也存在爭執，最終由中共來仲裁。也就是說，隻有中共居於真正的核心地位，從最初醞釀新政協開始這個地位就是確定了的，並不是哪個黨派推舉的結果，而是曆史情勢使然。
盡管民主黨派中的部分人士對於中共的領導地位曾有異議，如民盟常委張東蓀曾向毛澤東提出“新型民主”的主張，即仿照東歐國家實行多黨議會民主製，而不是共產黨一黨執政。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常委陳銘樞提出：“任何一個參加革命的階級，仍舊應該保持他們本身的利益和立場，這些自由權利及政治地位，在友黨方麵，必須真誠地尊重與承認。”但最終並沒有成為主流的聲音。
主流的聲音是“願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共策進行，以期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這是1949年1月21日，民主黨派及無黨派人士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郭沫若等55人公開聲明中的內容。
為什麼是這種局麵呢？劉少奇在1949年給斯大林的報告中給出了直接的原因：
它們的組織散漫，內部極不團結。例如所有民主黨派都無法提出自己參加政協會議的代表名單，因為他們內部爭吵。它們的代表名單，都必須由共產黨發表意見，才能提出。但各民主黨派都有幾個領導人物，這些人物因為在中國進行長期的政治活動，在人
民中是有些影響的，它們的黨組織就靠這些領導人物來維係。在某（每）一個黨派中都有左、中、右三種分子。
當然，作為妥協，“在共產黨領導下”並沒有出現在《共同綱領》裏，但在1954年寫進了新憲法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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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協裏有了八個民主黨派，這中間也有一個變化過程。
新政協召開前，已經出現解散救國會的聲音。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會議結束不久，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就並入了民革；救國會也宣布解散，其成員與民盟融合並掌握了領導權。救國會和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與中共關係密切，這樣的步驟在實際上也改變了民革、民盟的原有成分。當時，還有進一步合並民主黨派的方案，民進的馬敘倫等已被安排為民盟中常委，但合並方案又被臨時中止，民進作為一個黨派繼續存在。這樣，最初參加新政協的十一個民主黨派就減少了三個，最終形成延續至今的八個民主黨派格局。
八個民主黨派格局的形成，與中共中央統戰部《新政協的陣營》的綜合報告高度相關。這個報告不僅分析了沒能參加新政協的
黨派組織及其領導人，而且分析了內定參加新政協的民主黨派及其領導人。
報告分析說，民盟中央常委的十一人中，“右派分子居多數，左派分子僅占兩個，但其總部及各地區的實際領導權已逐漸轉移到進步分子手裏，現在它的組織內部主要是人民救國會、農工民主黨與無黨派分子，三者之中都有左、中、右”。
該報告認為沈鈞儒、史良、胡愈之（中共秘密黨員）等領導的救國會，其“會員中進步分子占優勢”。
章伯鈞領導的農工民主黨“上層多右派分子”，“民盟著名領袖除沈鈞儒、章伯鈞外，尚有張瀾、黃炎培、張東蓀、羅隆基，他們在民盟群眾中的威信雖已降低，但仍成為右派及中派的中心。張瀾與西南地方勢力向來保有聯係。羅隆基是親美分子，主張聯合政府中容許反對派。張東蓀企圖做民盟主席，拉攏張瀾、黃炎培、羅隆基等，排斥沈鈞儒、史良以至章伯鈞”。據此，該報告建議對民盟“須采取改組中央常委、建立進步分子為主導的核心、容許共產黨員在內等措施”加以改造。
對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及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國民黨民主促進會這三個從國民黨內部分化出來的黨派，報告指出：
在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以李濟深為首的右派集團在政治上主張以三民主義為建國最高原則，而不願用新民主主義；希圖結合資產階級右翼，形成反對派，以防中共控製；主張保留蔣黨“起義”部隊的編製，以圖收集殘餘的力量，並聯絡地方軍閥，策動地方武裝，從而培植其爭奪領導權的資本……
譚平山（中共創始人之一）、王昆侖領導的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為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比較進步的力量……國民黨民主促進會實際上是以李濟深、蔡廷鍇為中心的一個封建性小集團。
報告建議，應使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在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起積極作用”。
而民主建國會“其中下層中也有不少小資產階級進步分子及革命知識分子，但尚不能起決定作用。該會政治傾向一般代表產業界自由資產階級的要求，黃炎培、章乃器為他們的政治代表人物。章乃器、施存統（中共創始人之一）曾經公開地主張中間路線與改良主義，章乃器於此，比施存統更來得堅決，他說‘在國共兩條路外，自己要造第三條道路’。隻在他們進入解放區後，言論見解，才有若幹改變”。因此，對於民主建國會，“將隻能以右派並力爭中派居多，可以有個別的進步分子在代表團裏麵，但不可能單靠他們起積極作用。”“以馬敘倫為首的中國民主促進會，其政治傾向，迄今為止是代表中等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左翼。其組成分子中有一批進步的文化人，這是使它左傾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是，實際上屬我黨領導的‘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與它相結合，推動它左傾。”
對於前身為美洲華僑洪門會黨的致公黨，該報告還追索了其領導人陳其尤與陳炯明的親屬關係（同屬廣東海豐陳氏家族。陳炯明是致公黨創始人，首任總理。陳其尤曾任陳炯明的機要秘書），並揭示說其內部分子複雜，“實際上支持李濟深的政治意圖”，“該黨帶有極濃厚的封建性質，其主要的組成分子上層為封建官僚，下層有小部分流氓無產者”。
該報告的宗旨很明確，就是扶植左派，逐步孤立和淘汰右派。
從劉少奇1949年7月訪問蘇聯時給蘇共中央和斯大林的報告中，也可以看到同樣的思路。
劉少奇的報告說，現已組成的政協籌備會，共有籌備委員134人，其中中共黨員43人，肯定跟我們前進的進步人士48
人，中間人士43人，中間人士中偏右的隻有12人，在進步人士中有15個秘密黨員，中共可以保證對政協籌備委員會的絕對領導。在籌委會中另外還設立了常務委員會，有委員21人，同樣可以保證中共的領導地位。
即便如此，新政協仍然達到了中國民主從沒有過的高度。從新政協的構成來看，除了中共的領袖人物之外，不僅吸納了各民主黨派，而且兼顧了各界的政治精英與社會賢達。在出席新政協的662位代表中，共產黨員約占44％，黨外人士約占56％，其中工農和各界的無黨派代表約占26％，各民主黨派的成員約占30％。由此組成的新政權，完全是國共和談要組成的聯合政府，剔除國民黨的現實版。
新政協代表共分五類，除黨派代表外，還有區域代表、軍隊代表、團體代表、特邀代表，目的很明確，就是要照顧到方方麵麵，達到“廣泛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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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各方麵的代表性人物，如司徒美堂、江庸等老人，毛澤東更為重視，他不僅親筆寫信邀請，而且在會前晤麵暢談。
上層做事有裏有麵，但是大多數基層人士對待中共人士與對待民主人士往往是兩種態度。1949年初春，沈鈞儒拜訪毛澤東後告辭出來，警衛員照例為客人拿起大衣，照顧
沈鈞老穿上。警衛員自己個子高，也將大衣舉得高，不去照顧沈鈞儒個子矮，以至於沈鈞老將兩隻胳膊伸到後麵，卻怎麼也找不到袖筒。周恩來見狀，並沒有當麵批評警衛員，而是趕緊接過大衣，俯身細心地服侍老人將大衣穿好。事後，周恩來問自己的衛士長成元功：我們的戰士給客人穿大衣都不會？為什麼給我們的首長服務沒有這種情況？周恩來明白，這不是經驗、技巧問題，而是思想問題、態度問題。
有的司機去接民主人士開會，車到門前，要接的人正判斷來車是否是來接自己的，可司機連招呼也不打，竟將車一溜煙開回去了。客人告辭上車，警衛員為客人關車門時，不顧民主人士年紀大、動作慢，頭剛進去，屁股還未坐上去，警衛員卻使勁推一把門，把客人硬生生撞進車裏去。
如果說，這些警衛戰士的行為隻是因為難以理解中共高層的意圖，而有些魯莽的話，那麼某些中共政協代表的話，則明顯代表著一種“打江山坐江山”的傾向。當時，中共幹部實行的是供給製，內部上下級之間差別不大。對於那些民主人士所得到的待遇，就出現了如下議論：“人家大米加豬肉，又住北京飯店，我們是青菜加小米，住小房子……”
對此，毛澤東耐心解釋：“人民政協會，一定要有各方麵人物，不然就是開黨代表會議了。政協之中有些代表人物，代表著以民族資產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為主的階級動向和要求，我們不能代表。這些人必須住北京飯店，必須敲鑼打鼓歡迎，因為這樣對中國人民有利！”
劉少奇則直接提出要求：“我們共產黨員是最先進的分子，為人民服務是無條件的，不講代價的！不要因為自己勞苦功高，就不滿意有些民主人士得到比較優厚的待遇。”
對於中共黨內有人說，“什麼民主黨派，不過是一根頭發，拔了就拔了！”
毛澤東語氣嚴肅：“民主黨派不是一根頭發，而是一把頭
發！他們人數雖然不多，社會聯係卻很廣泛。我們共產黨人，必須學會和各民主黨派與無黨派民主人士共同生活，共同工作。”
送到政協代表手中的文件，信封上都尊稱“×××先生”。有的中共代表或工作人員對此頗有微詞：革命成功了，“同誌”怎麼變成“先生”了？
周恩來解釋說：“民主人士對於孤立蔣介石所起的作用很大，我們必須學會同他們共事。我們不能以為，天下是共產黨打下來的，我們是主人，是我們請你們來開會的。”
當時，各民主黨派人士因為長期從事政治活動，很清楚新政協代表在新政權中的分量，他們認為，政協委員相當於上議院議員，政府委員相當於內閣成員。議員、閣員，都是國家層級的政治地位，有職有權。何況還要從這些人中產生政府主席、副主席，政務院總理、副總理，各部正、副部長等實權職位！故而對於新政協代表人選極為關注。吳奇偉、曾澤生、張軫、趙壽山、王世泰等起義將領，獲得了解放軍代表的身份；傅作義、張治中、邵力子則是特邀代表。這讓一些民主人士包括中共人士心頭氣結，這些以前的國民黨大員，現在居然成了軍隊代表、特邀代表！一些長期從事民主運動的人士怎麼爭取都不能成為代表，一些血火中拚殺出勝利來的軍隊幹部甚至都沒有資格呢！這就是“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一說的來源。
這樣的說法，也讓這幾位新政協代表倍感壓力。一邊被國民黨罵為叛徒，另一邊又遭到民主黨派以及中共將領的反感。他們甚至顧慮到自己的生命安全，連中共的老朋友張治中也難免忐忑不安，為此還在家中請警衛戰士們吃了一頓飯。
6月19日，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閉幕式上出現的一幕，
也讓人倍感意外。在會議閉幕時，鄧初民、許德珩、沈鈞儒等提議：“全體代表起立向中國人民領袖毛澤東主席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朱德總司令致敬！”有位民主人士，當即表示異議說：“不必了吧。”此話剛一出口，就點燃了一位農民代表的火氣，他騰地站了起來，大聲說道：“我們工人、農民，就認共產黨、解放軍！”
諸多看似不大的一些事情，表露出中共內的一些人士輕視民主人士的情緒，這引起了中共高層領導的警惕。
除了公開的批評與明確的要求之外，毛澤東還公開做出表率。9月23日，毛澤東、朱德特意設宴，請李濟深、蔡廷鍇等作陪，客人都是政協代表中的國民黨起義將領，如程潛、張治中、傅作義、鄧寶珊等，共26名原國民黨高級將領。宴會的目的就是請中共高級將領陳毅、劉伯承、聶榮臻等與國民黨將領握手言歡。
此次宴會之前的當日淩晨三時，毛澤東想到政協會議將於明日結束大會發言，於是特意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
尚未講話而應講話或想講話的人們，如林遵、鄧兆祥、劉善本、章伯鈞、張元濟、周善培、李書城、柳亞子、張學思、楊拯民、羅隆基、李錫九、李燭塵……等人（名單應加斟酌），本日上午或下午必須逐一通知他們寫好講稿，否則明天即來不及講了。請注意及時組織此事。
毛澤東向來重視讓人講話，不僅“黨內要暢所欲言”，民主黨派、民主人士也要人家“有話就講，有屁就放”。民主政治就包括發言權，人有話不講不行。
毛澤東對民主人士的尊重並沒有停留在讓人有話就說上，還要考慮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政治地位。9月30日的政協大
會選舉前，新政協中共黨組書記與副書記周恩來、林伯渠發出《中國共產黨人民政協黨組關於選舉問題的緊急通知》，要求全體中共黨員代表負責保證選舉獲得成功，特別要保證黨外人士的得票數。毛澤東特意提醒黨內同誌：我們要有精神準備，即使有幾十票不選我們，也一點不要難過，不要表示不滿，而要看作是全體代表中真實情況的反映。
9月30日下午，政協大會選舉結果公布，黨外人士都順利當選。
毛澤東當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六位副主席為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副主席之中民主人士占50％。當時，宋慶齡的當選基本沒有異議，但對另兩位就有了爭議。有人說，李濟深原本就是個軍閥，曾屠殺過共產黨人，後來他雖然投身到民主運動中，但比較起來並不算早，憑什麼選他當副主席？
周恩來解釋說：
不要總是計較民主人士的錯誤。李濟深先生發動福建事變反蔣曾主動和中央蘇區聯絡，當時如果不是中央領導的左傾，就能形成江西與福建的擴大割據，也許就不用長征。革命不革命，也是變化的。過去不革命的人現在革命了，就是進步，過去革命的人現在不準別人革命，就是落後。
有人說，當年蔣介石“圍剿”川陝革命根據地時，張瀾是四川省“剿撫委員會”的委員長。張瀾曾是朱德與羅瑞卿的老師，朱德向大家透露說：
別以為隻有自己才是老革命。張瀾老先生在辛亥革命時就是四川保路運動的代表，五四運動期間他辦
報讚揚社會主義，他的兒子1926年就加入了共產黨！張瀾在四川確曾擔任那個委員長，但他實際是利用那個身份在暗中掩護革命。事情要從兩麵看，當年四方麵軍實行了一些過火政策，給我們黨的工作造成被動。
毛澤東評價張瀾：老成謀國！
政協會議選舉出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56名，民主人士26名，占46％；政務院副總理董必武、陳雲、郭沫若、黃炎培，民主人士占50％；政務委員15名，民主人士9名，占60％；政務院所轄機構負責人93名，民主人士42名，占45％。這樣的比例超過了許多民主人士的預期。
毛澤東曾說過，安排民主人士“好處很多”：
第一，可以“賺”人，各方麵的非黨人物都有當副主席、部長、司令員的，“朝裏有人”，國民黨不打自垮……第二，可以“賺”來四萬萬人民，賺來土地改革。第三，可以“賺”一個社會主義。這叫做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