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幹部任用、幹部待遇問題
1948—1959年
在國共進行戰略總決戰前夕的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河北平山縣西柏坡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史稱“九月會議”），“要求我黨迅速地有計劃地訓練大批能夠管理軍事、政治、經濟、黨務、文化教育等項工作的幹部”。
10月10日，毛澤東以九月會議討論意見為基礎，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九月會議的通知》。
通知說：
“戰爭的第三年內，必須準備好三萬至四萬下級、中級和高級幹部，以便第四年內軍隊前進的時候，這些幹部能夠隨軍前進，能夠有秩序地管理大約五千萬至一萬萬人口的新開辟的解放區。中國地方甚大，人口甚多，革命戰爭發展甚快，而我們的幹部供應甚感不足，這是一個很大的困難。第三年內幹部的準備，雖然大部分應當依靠老的解放區，但是必須同時注意從國民黨統治的大城市中去吸收。”
這是當時毛澤東對解放戰爭局勢的判斷，可後來這個進程大大加快了。
毛澤東在5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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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準備奪取全國政權所需要的全部幹部的決議》。這個《決議》估計，“在戰爭第三、第四兩年內（1948年7月至1950年6月），人民解放軍可能奪取的國民黨統治區域，大約將包含有1.6億左右的人口、500個左右的縣及許多中等城市和大的城市，並在這些新的區域建立政權”。要適應這樣的局麵，《決議》認為，所需中央局、區黨委、地委、縣委、區委等五級及大城市的各項幹部5.3萬人左右，並對抽調幹部的人數作了如下分配：華北1.7萬人，華東1.5萬人，東北1.5萬人，西北3000人，中原3000人。
中共中央華北局迅即行動，在1948年10月29日決定從冀魯豫邊區抽調一個完整的區黨委架構的幹部，即從各區黨委到各區委，備齊黨、政、軍、群各級各類幹部，新組成
一個整體來調配，此期共調配3362人。
1949年1月，冀魯豫邊區又調出幹部組成南下幹部支隊。支隊下轄6個大隊（一個大隊基本上是一個地委的幹部架構）、39個中隊（一個中隊以一個縣委為基本架構），在冀魯豫軍區參謀長傅家選、徐運北、萬裏等人的率領下，隨二野五兵團南下。渡江戰役前，上級決定由萬裏帶一個大隊540名幹部，參加剛剛解放的南京城的接管工作。其餘到達贛東北地區，9月又隨部隊到貴州地區，5個大隊的幹部全部分配在貴州、四川一帶工作。
1949年2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調度準備隨軍渡江南進幹部的指示》，確定華北局擔任的1.7萬名南下幹部於2月底集中訓練，除集中於石家莊訓練待命的8000人之外，其餘均應準備隨林彪、羅榮桓南下，使用於湘、鄂、贛三省及兩廣方麵。南下幹部應於3月底集中並訓練完畢，哈爾濱、沈陽、唐山、天津、北平的城市工作幹部，準備抽調相當數量去接收上海、南京、蘇州、杭州諸城。其中，冀東南下工作團的幹部紮根在了湘桂。
山東各區黨委在接到華東局的通知後，積極抽調南下幹部2000多人，於1948年12月組建了首批南下幹部大隊，加上在此前後各戰略區行署的部分南下幹部，第一期南下幹部已達3000人左右。1949年2月底的第二期，又抽調了1.2萬人。
1949年3月初，華東局以“華東南下幹部縱隊”調配的1.5萬名幹部一律穿軍裝，按照軍隊編製踏上南下征程。“華東南下幹部縱隊”下轄4個支隊：魯中南區南下幹部編為第一支隊；華東局直屬機關南下幹部編為第二支隊；渤海區南下幹部編為第三支隊；膠東區南下幹部編為第四支隊。
早在1949年2月，第三野戰軍就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安徽蚌埠組織成立了接管浙江的領導機構——中共浙江省籌備委員會，由譚震林任書記，譚啟龍任副書記。當時，華東局確
定調到浙江工作的幹部班子，有魯中南區黨委調配的區黨委級全套、地委級10套、縣區委級30餘套；渤海區黨委調配的地委級3套、縣區級10餘套，加上鐵道財辦幹部，總數8000人。
這些幹部主要來自由張勁夫、張雨帆、李培南等率領的第一支隊，以及由劉格平、周貫五等率領的第三支隊下轄的一、二、四大隊。
1949年初，中共中央指示，華東局和華東軍區直屬機構的全部幹部，都參加接收上海的工作，山東的工作移交給新成立的以康生為首的山東分局負責。南下後的華東局和中原局合並後駐徐州，仍稱華東局。
解放和接管上海實際上是兩套班子：一個是以粟裕為主的三野前委，用軍事手段解放上海；一個是以陳毅為主的黨政接管工作班子。5月初，接管上海的各路幹部先後到達江蘇丹陽，有以曾山、許滌新、劉少文為首的財經幹部隊伍；以周林、曹漫之為首的政法幹部隊伍；以梁國斌、李士英、胡立教、楊帆為首的公安幹部隊伍；以夏衍、錢俊瑞、範長江、戴伯韜為首的文教幹部隊伍，共計約5000人。這些幹部主要來自第二支隊以及第三支隊的一部分。
而四支隊接管的則是蘇南地區。1949年4月下旬，蘇南行政公署及中共蘇南區委員會正式成立，管文蔚任公署主任，陳丕顯任區委書記。
最初，中共中央和各大區是從人民解放軍中抽調大批幹部，與從已解放的城市學校中選招的大批文化青年一起組成南下工作團。平津戰役甫一結束，1949年2月，四野即在北平東四條華文學校掛出“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下工作團”的牌子。四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譚政任總團長，陶鑄、邵式平為副總團長，林一山、張平凱為正副秘書長。總團下設3個分團，每個分團下設5個大隊，每個大隊下設4或5個分隊並十幾個小隊。中隊以上幹部由選調來的連營團師級以上軍隊幹部擔任，
人數最多時曾達到1.3萬人。1949年2月，華北大學的1400餘名學員大部分隨軍南下或到各解放區做教育工作。7月31日，該校第一部（校部此時已遷入北京市區）第五至第九區7隊5000餘畢業生大部南下，一部分去了第一野戰軍解放的大西北新解放地區，這一部分實際上是北上了。當時，校區貼出的標語是：“南方的炎熱征服不了我們革命的決心”、“西北的風沙擋不住我們前進的步伐”。“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下工作團”召集的團員集中培訓後，在7月，隨四野南下，分配在野戰軍各軍兵種和湖北、湖南、廣東、廣西、江西，參加當地軍管和政權建設工作。
二、三野亦做了相應的幹部準備。1949年2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調度準備隨軍渡江南進幹部的指示》。2月4日，二野、三野即電告中央反映幹部匱乏的問題。毛澤東2月8日為中央軍委複電二野、三野並轉其他野戰軍和中央局，要求把軍隊變為工作隊，“我們現在正在準備5.3萬個幹部隨軍南下，但是這個數目很小。占領八九個省、占領幾十個大城市所需要的工作幹部，數量極大，這主要依靠軍隊本身自己解決”。
中共中央很快發現，軍隊幹部和青年知識分子缺乏清匪反霸、鞏固新生政權尤其是土改等工作經驗，於是決定盡快從東北、華北等已搞完土改的老解放區選調有一定實踐經驗的中青年基層幹部（以縣區基層幹部為主），再經集中培訓，組成南下幹部大隊，與南下工作團一道，跟隨南下作戰部隊，到新解放地區開展工作。因此說，南下幹部大軍，實際上是由南下工作團和南下幹部大隊兩部分混合編隊組成的。到達新駐地後的工作安排基本是按照個人素質、能力、原職級別來進行的。以江西省為例，1949年5月，中共中央批準任命的省委省政府領導和中央局任命的各地區領導以及一些部門、基層領導幹部，多是南下工作團的同誌，他們中有不少是中央或各中央局、野
戰軍著意挑選的新解放地區原籍在本地的老同誌，如省委書記陳正人、省人民政府主席邵式平等都是經過長征的江西籍老紅軍。井岡山老紅軍、原籍江西永新的李立1949年初本已被任命為河南南陽地委書記，邵式平率南下江西工作團到鄭州時，得知李立的情況後，即向中原局提出請求，李立隨江西工作團南下後，被任命為吉安地委書記、軍管會主任。任江西地區以下尤其縣區鄉鎮領導幹部的，多是從東北選調的南下大隊的幹部，人數有6000餘。當然，南下工作團與南下工作隊的任職也有交叉，並不是南下工作團都在上層機關，也有派赴基層的，南下大隊的幹部也不是全在基層，也有調往上層機關任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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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所實行的是大行政區製（簡稱大區製）。大區是地方一級政權機構，它由黨的機構演變而來，既是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機關，也是地方政權的最高機構，它領導著大行政區內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的工作。其源頭最早可追溯到大革命失敗後黨在一些地區設立的中央局，如1927年9月在天津成立的北方局、在漢口成立的長江局等。中央局作為中共中央的地方代表機關，代表中央領導某一區或數省黨的工作。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
中共在全國先後設立有十幾個中央局，如陝甘寧邊區中央局、西北局、北方局、晉察冀中央局、華北局、華東局、東北局、鄂豫皖中央局、中原局、中南局、西南局等。後經過合並重組，至1949年基本形成西北、華北、東北、華東、中南和西南六大中央局。
大區與戰略區的重合度更高，在解放戰爭時期，中共中央建立有東北、西北、華東、晉察冀、晉冀魯豫、中原六大戰略區，地域基本上在長江以北。各戰略區雖然名義上分設黨政軍領導機構，但實際上是三位一體的。戰略區的司令員與政委是三套班子的最高領導。1949年9月之前，完全解放的晉察冀和晉冀魯豫兩區合並，組建了華北人民政府。華北人民政府是從中共中央華北局與華北軍區（均成立於1948年5月）分離出來的，華北局的第一書記是劉少奇，第二書記聶榮臻也是華北軍區司令員，華北人民政府主席由董必武出任，政府內有民主黨派以及傅作義一方人員的加入，已經在朝著軍政分開來努力。很大程度上，華北人民政府是在為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做準備並摸索經驗。實際上，華北人民政府屬下的省市，主要是城市仍然在軍管時期，黨政軍還是不分的。之前一個月，最早解放的東北地區，就成立了東北人民政府。政府主席高崗仍然集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於一身。隨著四大野戰軍分別向西北以及長江之南的西南、華東、中南進軍，1950年初先後建立了四個大區的軍政委員會，黨政軍仍在一體。
1949年12月2日，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指出：“中國是一個大國，必須設立（大行政區軍政委員會）這樣一級的有力量的地方機構，才能把事情辦好。應該統一的，必須統一，決不許可各自為政；但是統一和因地製宜必須互相結合。在人民的政權下，產生像過去那樣的封建割據的曆史條件已經消滅了，中央和地方的適當的分工將有利而無
害。”12月16日，政務院第十一次政務會議通過的《大行政區人民政府委員會組織通則》規定：“各大行政區人民政府委員會是各該區所轄省（市）高一級的地方政權機關，並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領導地方工作的代表機關。”
而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一段時間內，由於是通過戰爭取得的政權，即使個別通過和談取得的政權，仍是有巨大的軍事實力做後盾的，因此各地各級軍政委員會的設置，中共中央在極大程度上是考慮到各大根據地的原有格局和各大野戰軍的實際解放區域來完成的，也就是說，正麵來說是尊重了、反麵來說是遷就了各大“山頭”存在的客觀情況。毛澤東曾說過，“承認‘山頭’，消滅‘山頭’”。這個時候，更傾向於“承認‘山頭’”，“消滅‘山頭’”是在不久之後。正是在這種狀況下，形成了東北、華北、華東、中南、西北、西南六大行政區的管理體製，這個體製本身仍然是黨政軍一體化的領導體製，其核心也仍然是黨的領導，“黨指揮槍”。
“承認‘山頭’”，尊重之或者說一時的遷就之，是對軍事行動結果的承認，並尊重其中的功績，以之為建立新政權的基礎，又是最便捷、最順暢、最合乎實際也最合理的辦法。但這種地方政權的架構，如果將來的中國國體采用聯邦製，還有可能加以改造後一仍其舊，當采用人民民主專政國體的時候，已經建立的地方政權，則沒有任何長期持續下去的可能。事實上也是如此。不僅爛熟中國曆史的毛澤東深知其中的利害，多數權傾一方的中共高級將領也明白中國曆史的規律，最後必然走向中央集權。隻不過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一些民主黨派仍抱有中共能打破“曆史周期律”的希望。確實，毛澤東也曾回答說，“我們找到了一條新路”。在對中國曆史規律認知趨同的基礎上，一方麵毛澤東巧施謀略，另一方麵四方將領順勢而退，權力向中央集中的局麵很快就較為順利地達成了。
華北軍區司令員聶榮臻在新中國成立前就兼任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1949年10月任職代總參謀長，住進中南海，協助軍委及周恩來處理全軍軍事作戰事務，再不參與華北軍區的具體工作。
整整一年後，也就是在1950年10月8日，彭德懷領命擔任中國人民誌願軍司令員，離開了從延安時期就苦心經營的西北地區。
在彭德懷就任誌願軍司令員的同時，林彪就將原四野主力交給了彭德懷，自己則以治病為由去了蘇聯。因為在抗戰中受傷，之前林彪就在蘇聯治療過很長一段時間，這次去蘇聯，醫生說，林彪並沒有什麼大病需要治療。這樣的話，也是頗令人玩味的。
一個月後，即在當年的11月，劉伯承主動請求辭去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的職務，到南京籌建陸軍大學（即後來的南京軍事學院）。
新中國成立不過一年時間，六大軍區司令員中的三位，且是最具軍事指揮才能的三位都離開了自己的軍隊以及“根據地”。聶榮臻雖仍兼任著華北軍區司令員，但實際上也已經離開了自己的部隊與“根據地”，以他的通達忠厚來說，即使華北軍區找到他頭上，他都堅持不發表意見，更別說具體工作了。剩下兩位，一個是高崗，一個是陳毅。高崗雖然兼著東北軍區司令員與政委，但他這位長期從事政工與黨務的幹部，對於軍事實在是隔膜得很，倒是軍事後勤還有一套。正好，抗美援朝戰爭打響以後，毛澤東就用了高崗的這個特長，全力做好誌願軍的後勤工作。隻剩下一個陳毅還有些指揮能力，但他的指揮能力更多的是協調將領之爭，而不是具體的戰役指揮。關鍵是，從井岡山時期的紅四軍開始，毛澤東與陳毅的合作不僅時間長，而且彼此了解甚深，信任相對就多一些。
各大區主要軍事將領在先後調離其原有部隊和“根據地”後，毛澤東又發現這還不足以從根本上解決各大區領導人坐大的問題。因為大區的書記已經出現了這樣的趨勢。最初的苗頭就出現在饒漱石身上。1950年，毛澤東提議陳毅擔任華東軍事委員會主席，饒漱石出麵堅決阻撓。這其中很大程度上是緣於饒漱石與陳毅的矛盾，饒漱石無法接受陳毅在華東與自己分庭抗禮，但卻讓毛澤東明顯感覺到，如果一個人長期擔任大區書記，就有可能與中央分庭抗禮。於是，毛澤東從1952年開始，就有意識地通過各種辦法來改變這種局麵，如將各大區人民政府及軍政委員會改為行政委員會，這不僅是名稱的改變，而且更重要的是下放其原有的實際權力，賦予更多的是虛置的行政管理職。在中央一級則成立與政務院平行的中央人民政府計劃委員會，把各大區書記，當時有“五馬進京”之說，包括鄧小平、饒漱石和高崗等在內，包括在華南分局有較大影響的葉劍英等，都悉數調進北京，擔任中央一級的領導工作。一方麵解除了地方與中央相抗衡的可能，另一方麵又分流了劉少奇與周恩來的權力，來體現毛澤東的全局把控力。1954年，在大區舞台上僅餘的軍事將領陳毅、賀龍等，也都集中到了中央。
時任高崗秘書的趙家梁分析毛澤東的這一舉措說，實有“一石三鳥”之效。首先應該承認，“五馬進京”，各具才能的大區領導人，無疑增強了中央一級的領導力量。第二，有“小國務院”之稱的計劃委員會成立後，在職能方麵分走了中央政府的一半職能，尤其是最為重要的經濟職能。此舉不僅改變了周恩來掌管所有國家事務的格局，而且接手了劉少奇主管的財經委員會的工作，最終“形成劉（黨務）、高（經濟）、周（外事與統戰）三足鼎立的新格局”。第三，把各大區首腦調到北京來，等於放到自己身邊來，不僅便於監督，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在職務升遷、加強領導的名義下，巧妙地砍掉了“山頭”（“消滅‘山頭’”）。這麼重要的一步，輕而易舉地就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