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事之秋”與“五七風雲”
1956—1957年
1956年初的“三大改造”宣告完成，讓毛澤東心情大好。許多開放的舉措以及寬鬆的言論接二連三地出現。
1956年1月14日至20日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召開，周恩來在其所作的大會主題報告——《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中宣布：
“我國的知識界的麵貌在過去六年來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他們中間的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毛澤東並號召全黨努力學習科學知識，全國掀起了“向科學進軍”的熱潮。國務院還製定了“十二年科學規劃”。
毛澤東在5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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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4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
25日，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係》的講話說：正確處理這些關係，是為了把黨內外、國內外的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並提出學習“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學習“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
28日，周恩來就體製問題發言時指出：
在製度上的中心問題就是民主集中製。集權集得多也有好處，就是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建設搞起來了。但是，也有毛病，也帶來了陰暗的一麵，就是容易缺乏民主，忽視民主，脫離群眾，脫離實
際，很容易生長出嚴重的官僚主義，把舊社會殘留下來的東西保留下來，甚至更濃厚起來。我們的製度要求我們不僅不能擴大和慫恿這種事情，而且要防止這類事情。
同日，毛澤東講話指出：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應該成為我國繁榮文學藝術、發展科學技術的方針。
同時，在討論“十大關係”的過程中，毛澤東提出將“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作為共產黨和民主黨派長期合作的方針。4月25日，毛澤東在發表《論十大關係》時，又重申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他說：
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在5月2日的第七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更提出了“兩個萬歲”的口號，即共產黨萬歲和民主黨派萬歲。周恩來就此說，共產黨和民主黨派“要共存到將來社會發展不需要政黨的時候為止，共產黨同民主黨派雖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可以同年同月同日死”。
毛澤東之所以有這樣的態度，實際上是和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搞個人崇拜”、“肅反擴大化”以及一黨專政緊密相關的。毛澤東希望通過擺脫蘇聯的僵化模式，樹立中共區別於蘇共、毛澤東區別於斯大林的開明形象。
可以說，這個時候的毛澤東是真誠的，確實想開創一個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麵，來改善中共的領導作風。那就是毛澤東所說的“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
有統一意誌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麵”。可黨內並沒有多少人理解毛澤東的開放方針，他們最害怕的就是放出“毒草”甚至“毒蛇”。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原初講話中就說過，對“雙百”方針，黨內“十個高級幹部就有九個不讚成”。不僅在中共黨內，而且蘇共領導人也不滿意“雙百”方針。據載，伏羅希洛夫訪問中國時，至少兩次表示對這個方針的不滿，並援引匈牙利事件予以警告。赫魯曉夫在其回憶錄中也說，“我們的立場是，中國的百花運動是中國為自己內部的需要而提出的口號，不適用於蘇聯社會”。因此，禁止蘇聯報刊進行報道或宣傳。
從這個角度說，最初的黨內整風，轉為黨外整風，並最終轉變為“反右”，國際國內的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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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9月15日至27日的中共八大宣布，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了決定性勝利，社會主義的社會製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並由此斷言：國內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而
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解決這個矛盾的辦法是發展社會生產力，實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當時的任務，“就是要依靠已經獲得解放和已經組織起來的幾億勞動人民，團結國內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對我們有利的條件，盡可能迅速地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也就是說，急風暴雨的革命已經過去，熱火朝天的建設即將開始。中共作為一個革命的黨，即將向執政黨轉變。因此，中共提出了加強執政黨的建設問題，強調要堅持民主集中製和集體領導製度，反對個人崇拜，發展黨內民主，加強黨和群眾的聯係。“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不再寫入大會決議。
沈誌華形容當時的情勢說，“在中國，1956年春光灑滿大地”。
可八大對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毛澤東一開始就持“保留意見”。
參加決議起草工作的鄧力群回憶說：
我記得，大概是（八大閉幕）兩個星期以後，毛主席對這個問題提出懷疑。他說列寧講的是亞洲與歐洲比較，你們講的是自己與自己比。陳伯達向我們傳達過毛主席講的這個意思。
對社會主要矛盾的最終說法，在決議的曆次修改稿上都沒有體現，9月27日淩晨大會主席團常委會通過的稿子上也沒有體現，那是在大會閉幕式開會前臨時加上去的。
胡喬木後來回憶當時的情形說：
這個問題是陳伯達提出的，陳伯達找了康生，這
時大會已經快閉幕了。他們商量了一個修改的意思，把我找去。陳伯達搬出列寧的《落後的歐洲和先進的亞洲》這篇文章的一些話作為依據，說明先進的社會製度和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問題。然後我和陳伯達兩個人去找毛主席，把修改的方案拿給他看，他琢磨了半天以後，同意了。他說，好，趕快去印。
薄一波的說法更直接，他認為“毛主席對這個提法一開始就是有保留的”。
也就是說，最終寫進決議裏的這個判斷並沒有經過大會討論，也沒有經過高層領導、“秘書班子”或者說“秀才們”的充分研究和仔細推敲。
八大閉幕後不久，毛澤東對“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製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製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的敘述表示出懷疑。但他後來又表示：“先進的社會製度與落後的生產力的矛盾，雖然這句話說得不夠完善，但是得到了好處，並未發生毛病。”
八屆三中全會期間的1957年9月19日，毛澤東說，“整個過渡期間，總的矛盾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即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並在10月7日表露了修改八大論斷的意思。因此，在會議討論中，有人提出，可否請三中全會考慮，予以更正。毛澤東表示說，八大決議的那句話是不適當的，但也沒壞處，它不妨礙生產，現在沒有必要去更改，等將來再做適當的解釋。
到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會議，由劉少奇宣布說，“在社會主義社會建成以前，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始終是我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實際上，就是對八大會議的決議進行了更改。由某次的分會議對之前大會的決議進行更改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當然，這種改變與國際國內發生的一係列事件有關。國內是整風與反右，國際則是蘇共二十大與波匈事件。
波匈事件給中共最大的啟示，就是經過艱苦革命鬥爭取得政權以後，鞏固政權的鬥爭仍在繼續。原來的革命對象已經不複存在，但反對這個政權的有可能是作為這個政權組成部分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尤其是沒有自己獨立立場的知識分子。
1956年下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隨著國內經濟形勢出現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供應緊張的情況，各領域的社會矛盾也暴露出來，有些地方發生了工人罷工、學生罷課這類以前對付資產階級的事件。1957年3月25日發出的《中共中央關於處理罷工、罷課問題的指示》中曾提到，在（1956年）半年內，全國各地大大小小大約有一萬多工人罷工，一萬多學生罷課。中央農村工作部1956年12月6日《關於退社和大社問題》的簡報說，從1956年10月起，廣東、河南、安徽、浙江、江西、山西、河北、遼寧等省，發生了部分農民要求退社的情況。
同時，對政府的批評、對中共的非議、對現實的不滿，自然就多起來。民主黨派的批評聲音在內部會議上也響亮起來。據李維漢回憶，在1956年7月和10月的黨外人士座談會上，章乃器、章伯鈞等向中共“提出了尖銳、嚴厲的批評，廣泛涉及黨的領導、國家政治生活等多方麵的問題”。針對中共提出的與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章伯鈞等提出要求：一、監督應有法律保障，民主黨派向相當政府部門應有質詢權；二、民主黨派可在人大設“議會黨團”，有權單獨向中外記者發表主張；三、政府部門和政協對民主黨派所提批評建議，應認真處理，不得敷衍。章乃器主張重新審理“三反”、“五反”案件，處分過重的必須予以平反。羅隆基、章乃器等認為，共產黨員和非黨員是不平等的，黨外人士覺得自己比黨員低一等。章伯鈞還主張實行“兩院製”，政協可以變為
上議院。
這讓中共和毛澤東感到非常震驚。慶祝社會主義改造勝利的聲音猶在耳邊，突然間就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反動勢力在經過“鎮反”、肅反和一係列政治運動、社會主義改造之後，應該銷聲匿跡了，即使還殘存著一些暗藏的力量，怎麼可能掀起風浪呢？
可眼前的現實與蘇共二十大“反斯大林”之後，波匈事件中工人、農民走上街頭，要推翻政府的情景何其相似！
但毛澤東認為這不是敵對力量在作怪，是人民內部矛盾，而根源要在中共黨內來尋找，他將之歸結為官僚主義：“縣委以上的幹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裏。如果搞不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鬥，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讚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可以看出，整風的重點之一是“官僚主義”，目標是“反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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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6年11月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宣布：“我們準備在明年開展整風運
動。整頓三風：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他強調說，“以後凡是人民內部的事情，黨內的事情，都要用整風的方法，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來解決，而不是用武力來解決”。
“整風”是毛澤東的一貫做法，且不說遠的延安整風，近的就有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整風。整風說是思想教育、理論學習，觸及靈魂，但實際上並不那麼和風細雨。經曆過整風，知道整風滋味的一大批從中央到地方的幹部，對整風並不熱心。
在八屆二中全會上，劉少奇、周恩來、陳雲、朱德等人對形勢的判斷與毛澤東就有分歧。毛澤東要整“三個主義”，他們卻認為當前出現的問題出在執政方針上。農民在秋收後不滿收成下降，問題是農業合作化搞得過急過快，管得過死，可以靈活一點，允許農民搞點副業；工人埋怨工資低，是因為公私合營以後，管理公司的中共幹部，在經營上缺乏經驗，沒有資本家經營得好，利潤薄，工資自然就發得少，因此可以換一換管理人員，或者漲一點工資，讓工廠自己蓋房子，增加生產或者增加福利。其他的問題，都可以循著這個思路，調整一下相關的方針政策，想辦法消除黨和群眾之間的矛盾。
因為黨內對整風不積極，毛澤東就提出黨外整風，就是請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向中共提意見。這等於毛澤東又往前走了一步。
毛澤東在1957年1月27日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講話說：
對民主人士我們要讓他們唱對台戲，放手讓他們批評。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就有點像國民黨了……民主人士的批評也無非是兩種：一種是錯的，一種是不錯的。不錯的可以補足我們的短處；錯的要反駁。至於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類人，他們有屁就讓
他們放，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討論，爭取多數，使他們孤立起來。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夠。多行不義必自斃。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麵教育人民，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鬥爭，分別情況，有些要主動采取措施，有些讓他暴露，後發製人，不要先發製人。
在同一天的同一次會議上，毛澤東又說，“蘇共二十大的台風一刮，中國也有那麼一些螞蟻出洞”，“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種各樣議論，不要共產黨呀，共產黨領導不了他呀，社會主義不好呀，如此等等。他們有這麼一些思想，過去沒有講，百家爭鳴，讓他們講，這些話就出來了”，“他們不搞什麼大民主，不到處貼標語，還不曉得他們想幹什麼。他們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所謂這些螞蟻引出了洞”。這被看作是毛澤東“引蛇出洞”策略的最早版本。但筆者據此理解，這是毛澤東為了打通省市委書記的思想所做的工作，還談不到已經有打倒所謂“右派”的計謀。
因為，毛澤東這個時候很自信：“我們的農村政策是正確的，我們的城市政策也是正確的。所以，像匈牙利事件那樣的全國性大亂子鬧不起來。”這種自信是他開展整風的基礎。但他又擔心出現匈牙利那樣的事情：“（中國）還有資產階級，還有地主、富農，還有惡霸和反革命。他們是被剝奪的階級，現在我們壓迫他們，他們心懷仇恨，很多人一有機會就要發作。在匈牙利事件發生的時候，他們希望把匈牙利搞亂，也希望最好把中國搞亂。”為此，毛澤東告誡，要從壞處著想，“無非是出全國性的大亂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幾百萬人起來反對我們，占領幾百個縣，而且打到北京來。我們無非再到延
安去”。
1957年2月27日至3月1日，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
毛澤東在27日下午的會議上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他說：
現在工作方法已經改了，是小民主。但有些地方不實行小民主，任何民主都沒有，橫直是官僚主義。這樣逼出一個大民主來了，於是乎罷工、罷課。我們不提倡罷工、罷課，提倡在人民範圍之內的問題使用批評的方法來解決。如果個別地方官僚主義十分嚴重，在這樣一種範圍內允許罷工、罷課。我們把罷工、罷課、遊行、示威、請願等，看作是克服人民內部矛盾，調整社會秩序的一種補充方法。
他再次嚴厲地指出，現在的情況是官僚主義相當嚴重，並提出整風不用大民主，用小民主，在小組會上，是小小民主。要和風細雨，治病救人，反對一棍子打死的辦法。
緊接著，中共中央於1957年3月6日至13日，又召開了有黨外民主人士參加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會議傳達和討論了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3月12日，毛澤東發表講話，講了八點：第一點，社會的大變動；第二點，關於我國知識分子的情況；第三點，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第四點，知識分子同工農群眾結合的問題；第五點，關於整風；第六點，片麵性問題；第七點，“放”還是“收”？這是個方針問題，“我們主張放的方針，現在還是放得不夠，不是放得過多”；第八點，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應該把思想問題抓起來。
從以上各點可知對知識分子的分析占了很大篇幅。毛澤東講話說，不讚同再提以階級鬥爭為主等，但這篇講話在1964年6月正式發表和在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時，這些內容卻被刪掉了，反而增加了反右派鬥爭開展之後才提出的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存在長期敵我鬥爭的內容。講話談了整風問題，隻是說準備在今年進行黨內整風，主要是批“三個主義”。毛澤東指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一個基本性的同時也是一個長期的方針，不是一個暫時性的方針，不能收，隻能放。
而“放”的結果，不再局限在文化藝術與科學技術領域，而是集中到了政治領域，一股腦兒地向中共提出種種批評意見。這讓毛澤東認為，知識分子已成為“起變化”的主體部分。
因此，毛澤東在1957年3月29日的上海市黨員幹部大會上說，全國知識分子大約500萬，從他們的出身來說，從他們受的教育來說，從他們過去的服務方麵來說，可以說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毛澤東稱之為“中國的裴多菲俱樂部”，並念念不忘，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曾多次提起。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的知識分子在匈牙利事件中扮演過重要角色。
毛澤東是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會議與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之後，去往南方的。
在南方，毛澤東發現，對《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的反響，在黨內黨外的表現存在著很大的反差。黨外的傳達快而黨內的傳達遲，尤其是中共的報紙，主要是《人民日報》和《解放日報》幾乎毫無反應，而民主黨派的報紙，主要是《文彙報》《新民報》已經發表了社論。這讓毛澤東非常不滿。毛澤東確有一股勁頭，中共黨內整不動風，那就讓別人來促動，非要把“三個主義”好好整一整不可。這也是毛澤東決定提前整風的一個刺激因素，通過整風來扭轉黨內認識跟
不上形勢的狀況。
毛澤東從杭州回到北京，馬上在4月10日召集陳伯達、胡喬木、周揚、鄧拓、胡績偉、王揖、林淡秋、黃操良、袁水拍、王若水等開會，對《人民日報》這一段時期的工作提出嚴厲的批評。
毛澤東說，睡不著，找你們來談談。看了今天的社論（指《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一文），雖然發得晚了一些，總算對陳其通四人的文章表了態。
毛澤東提到的陳其通四人的文章，是指時任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長的陳其通及其同事馬寒冰、陳亞丁和魯勒四人聯名，發表在1957年1月7日《人民日報》上的《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文章從一個負責任的共產黨員的角度，對“雙百”方針表示了極大憂慮。文章說，“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下，不是放棄它（指社會主義方向），而是要堅持它，不是對某些懷疑論者、取消論者默不作聲，甚至隨聲附和，而是應該高舉起自己鮮明的旗幟，壓住陣腳進行鬥爭，否則，那就不是‘百家爭鳴’，而是社會主義的文學藝術隊伍自動地、消極地偃旗息鼓了”，“隻注意開老花不注意開新花，不注意去培植和保護新花的‘百花齊放’是不完全正常的”。
毛澤東嚴肅地強調，最高國務會議和宣傳工作會議已經開過一個多月了，共產黨的報紙沒有聲音。陳其通四人的文章發表以後，《人民日報》長期以來也沒有批評。你們按兵不動，反而讓非黨的報紙拿去了我們的旗幟整我們。過去我說你們是書生辦報，不是政治家辦報。不對，應當說是死人辦報。你們到底是有動於衷，還是無動於衷？我看是無動於衷。你們多半是對中央的方針唱反調，是抵觸、反對中央的方針，不讚成中央的方針的。
對此，鄧拓解釋說：過去中央曾有規定，黨的會議不發消
息，主席講話未公布前，也不引用。我對這件事沒有抓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