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化三改”與向社會主義過渡問題
1953—1956年
“一化三改”是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核心內容。
對於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毛澤東從1952年就開始了思考。其後，經過近一年的討論醞釀，到1953年6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時，基本形成了比較完整的關於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以後又經過中央多次開會討論，以及對有關文件進行修改並補充，到12月便形成了一個完整的表述：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毛澤東在5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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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過渡時期總路線，很長一段時間內並不存在多少爭議。1981年6月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就寫道：“曆史證明，黨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是完全正確的。”但是，最近幾年卻遭到了一些學者的質疑，尤其是有人提出要回歸新民主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把原來一個好端端的新民主主義社會，過早地帶入了社會主義社會，結果走了一段長長的彎路，要再回頭‘補上資本主義’那一課”，給人以早知如此何必當初之感。其實，這些質疑很大程度上與彼時的社會環境產生了脫節，或者沒有走到當年的社會情景裏去。當時的人們，不論是在中共黨內，還是在中共之外，對於由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這個方向都是高度認同的。當然，這個過渡時間的長短，大家可能有一些分歧，但在共同的目標上並
沒有多少分歧。到總路線提出來的時候，人們感覺新中國從她成立的那一天起，就在一步一步地向社會主義過渡，並不是說到哪一天才突然跨入社會主義。
毛澤東最初提出“新民主主義”時就說得很明白，它是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一個中間階段，帶有明顯的資本主義色彩。對此，在1949年製定共同綱領的時候，一些民主人士對“最終走向社會主義”沒有出現在共同綱領中提出質疑。周恩來解釋說：“這個前途是肯定的，是毫無疑問的……現在暫時不寫出來，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鄭重地看待它。而且這個綱領中，經濟的部分裏麵，已經規定要在實際上保證向這一前途走去。”
對於過渡時期的長短，毛澤東在1952年9月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講，用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而不是10年以後才過渡到社會主義。毛澤東之所以在這個時候提出過渡時間的問題，是因為周恩來在向斯大林提交《三年來中國國內主要情況及今後五年建設方針的報告提綱》中說，國有經濟已經超過了私營經濟。周恩來的報告說，“工商業總產值公私比重已由1949年的43.8%和56.2%之比，變成了1952年的67.3%與32.7%之比”。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在1949年的時候，公有經濟在工商業裏隻占43.8%，而私有經濟占56.2%，到1952年的時候，公有經濟占到了67.3%，而私營經濟的比重已經下降到32.7%。“私營商業在全國商品總值中的經營比重，已由1950年的55.6%降為1952年的37.1%，但在零售方麵，私商經營在1952年仍占全國總額的67%。數量上已經不再占優勢的私營工業，大部分又承辦加工業務、接受國家的訂貨和收購包銷產品；私營商業也開始為國營商業代銷，隨著大規模經濟的開始，擴大國有經濟的步伐更在大大加快。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的156項重點工程都是國有經濟，屬於社會主義經濟。”“毫無疑問，國營工商業今後的發展將遠遠超過私營工商
業的發展，而且會日益加強其控製力量。”
根據薄一波在《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一書中回憶說，為了確定實現工業化大體需要多少時間，當時根據蘇聯的經驗進行了測算，按《蘇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介紹，1925年底蘇聯國民經濟恢複時期結束，從1926年開始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到1933年底取得決定性勝利，共花了8年的時間，工業產值在工農業總產值中占的比重，從1925年的32.4%上升到70%。這些材料表明，蘇聯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大約用了10年時間。相比之下，中國設想的15年，還算是打了一點機動時間。1955年7月31日，毛澤東在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直到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完成，共有時間18年。我們準備在這個時間內，實現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這是可能的嗎？蘇聯的經驗告訴我們，這是完全可能的。
也就是說，在中國，公有製經濟的主體地位正在逐步確立（當時，農業合作化正在進行中，集體所有製的問題還沒有解決），私營經濟的比重正在逐步縮小。再參考蘇聯的經驗，毛澤東看到了中國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可以說，“先有事實（還有外來經驗），後有概念”。新的事實生發出新的認識，新的認識催生新的決策。1953年開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又使得國有經濟的比重進一步增大，過渡時期總路線已經是呼之欲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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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時期總路線可以概括為“一體兩翼”，即工業化是主體，農業、手工業與工商業是兩翼。
後來“工業化”的提法逐步過渡到“現代化”。1954年9月，毛澤東在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的開幕詞中提出：“準備在幾個五年計劃之內，將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後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
1957年二三月間，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建設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提出，建設社會主義除了要求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以外，還要加上國防現代化。“四個現代化”第一次有了完整表述。並設想先用三個五年計劃，即15年左右，打下基礎，再用七個五年計劃，即從1953年起，用十個五年計劃，也就是說到2000年，把我國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毛澤東在多次會議上表達這樣的想法。如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會議上，毛澤東指出，要使中國變成富強的國
家，需要50年到100年的時間。1962年1月，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後，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
這個“一百多年的時間”是不是就適當呢？實際上，時間的長度不能作為現代化的最終標準，它隻能是一個計劃的概念。前麵也說過，“一化三改”的主體是國家的工業化。工業化也好，現代化也好，關鍵是看發展的結果。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開始是以過渡時期總路線發布為標誌的，其重心就在社會主義工業化。當時最有名的就是156項重點工程，也為今天的人們常常提起。仔細分析，以156項工程為主體構成的是一個完整的工業體係，也就是說大家耳熟能詳的是156項工程，但絕不僅僅就是156項工程。拿其中的第一項鞍鋼來說，就有三大工程，一個是軋鋼廠；二是無縫鋼管廠；三是汽化高爐。以前的中國隻能生產粗鋼坯，建設了軋鋼廠，才能將鋼坯軋製成鋼板、鐵軌等材料鋼；以前要把鋼鐵板材卷起來，焊接起來，製成有縫鋼管，有了無縫鋼管廠就不用焊接的無縫鋼管了；而汽化高爐的建成，使煉鋼可以自動控製，告別了土法煉鋼。這些放在現在來說已經是司空見慣的工程，在當時確實是先進的。任何的發展都不是空中樓閣，都有其曆史脈絡。
毛澤東就講過，我們現在能造什麼？桌子、板凳、茶杯、茶碗，會種糧食磨成麵粉，還會造紙（還有一些紡織廠），除了這些，我們連一輛汽車、拖拉機、飛機、坦克都不會造。20世紀50年代，僅就鋼鐵工業來說，新中國建設了一個部類齊全的部門。除了鞍鋼，還有武漢鋼鐵公司、包頭鋼鐵公司，以及生產合金鋼的北滿鋼廠、太原鋼鐵廠等。有了鋼鐵，又有了與之配套的煤電工程，以及以鋼鐵等為原料，以機器為動力的富拉爾基重型機械廠、太原的重型機械廠、長春汽車製造廠、洛陽拖拉機廠，等等。這些在過去都是不可想象的。當時，中
國人自己製造出手表就是一件讓人興奮不已的大事。工廠生產出來的產品需要運出去，就要修鐵路、公路，將幾個大的工業區有機聯係起來，因而有了西起新疆，東到沿海，北起內蒙古、東北，南至成昆的鐵路網，這在中國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大動作，現在的路網基礎就是在那個年代打下的。
為了農牧副漁業的發展，全國各地上馬了一大批水利工程，有的現在還發揮著重大作用。當時，中共組織有限但高效的資源，以及極低的人力成本，幹了不少大事。
1949年，中國的工業產值隻占全部國內生產總值的15％，在這樣的基礎上搞工業化、搞現代化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要想搞工業化、搞現代化，有兩條道路可以選擇：一條是靠進口；一條是自力更生夯實工業基礎。當時的中國被西方國家所封鎖，進口隻有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一個方向。但在斯大林為社會主義陣營所設想的國際分工中，中國被定位為一個農業和輕工業國家。他並不想讓中國發展建立自己的工業基礎，尤其是重工業基礎。但後來，斯大林被說服，因為蘇聯背不起這麼大的包袱。當然，斯大林也看到了毛澤東的決心，不想成為包括蘇聯在內的任何國家的經濟附庸。毛澤東在許多問題上會因為意識形態問題而讓步，但在國家利益上卻不會讓步。斯大林最後接受了毛澤東的選擇，並答應提供援助，幫助中國建立自己的工業基礎。當年工業基礎所起的作用，一直延伸到今天的發展過程。當然，上世紀50年代進行的工業化建設，尤其是所選擇的重工業化道路，並不是沒有可以批評的地方以及可以吸取的教訓，最突出的就是忽視了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但放在當時的艱難時世裏，這可能是唯一正確的選擇。單從經濟增長的速度來說並不低。根據官方的統計，中國在1978年前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是6％。有人認為是高估了，原因是重工業產品的價格被人為高估了，而增長的主要領域就是重工業。美國經濟學家帕金斯用2000年的價格重新計
算了中國計劃經濟時代的增長速度，得出的結果是大於4％。這個速度仍然超過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相同時期的發展速度。實際上，當今世界上的主要強國英國、美國、德國、日本、俄羅斯等，都是通過一定程度的“計劃經濟”、高積累，以及關稅壁壘來建立自己的工業基礎的。因此說，毛澤東當年的選擇並非是個例。也就是說，在沒有外援的情況下，自力更生、艱苦奮鬥是必然的選擇。不論是從發展速度，還是從工業體係的完整程度來說，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在工業化方麵都是成功的。更重要的是，中國不僅沒有西方國家的對外殖民掠奪，反而極大地援助過其他發展中國家。從國家工業化進程中沒有造成瘟疫流行、失地致貧、貧富分化、內戰頻仍來看，以最小的代價支撐起發展成果，中國的工業化發展之路可以稱之為奇跡。國際上都承認，中國是二戰後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發展得最快最好的。這裏麵確實有一個犧牲農民利益的問題，但國家的發展總要有犧牲，“掠奪”的說法則是牽強的。在那個物質基礎很差的年代，這無疑是一個痛苦的選擇。這就像一個家庭，為了某個目標可能會過一段苦日子。回過頭來看，當年的痛苦積累，在今天是有收獲的。
無論怎麼說，上個世紀50年代的基礎作用，不能采取曆史虛無主義的態度，給予一概否定。似乎新中國自成立以來，毛澤東總在一個運動接著一個運動，沒完沒了地搞運動，整了一批人又整一批人，別的事情就沒幹成過。這和當時熱火朝天、蒸蒸日上的建設場麵，和“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子孫”的實幹精神，和那些可歌可泣的事跡和人物，難以畫上等號。“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現在缺乏的正是一種為國家、為民族獻身的精神。這一點恰恰最值得我們反思：為什麼在今天最需要全社會為“國家發展、民族利益”付出成本的時候，不能像當年一樣犧牲一點個人利益、集團利益，相反，個人利益、集團利益往往成為發展的最大障礙？所謂“組織力量辦大
事”似乎與每個人完全脫離開來，為什麼費正清認為過去的中國是“形成一個政治單位”？為什麼在大家餓著肚皮的困難時候，反而更容易“萬眾一心”地團結起來？
李敖曾說過，老百姓最關心的是挨餓的問題，一般想不到或不去想挨打的問題，那麼必須有人去想挨打的問題，這就是國家領導人必須想的問題，這也是普通百姓與政治家的區別。李敖正是從這個角度來肯定毛澤東的，來肯定新中國取得的成就的。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強大的工業體係，就談不上有什麼國力，結果就是被動挨打。對於一個新生的國家尤其如此，毛澤東的急迫心情蓋源於此。
不可否認，中國上世紀50年代開始的現代化進程，不僅奠定了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而且奠定了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等方麵的基礎。這個基礎實際上也為後來的改革開放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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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工業化的進程中，“三大改造”中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所引起的爭論最大。
新中國完成土地改革後，在農民占有土地等生產資料大體均等（尤其是老區）基礎上，少數土改前的中農甚至貧農，漸漸富裕起來，成為新富農。這一現象與土改後走什麼道路的問題聯係起來，就產生了爭論。
爭論最早發生在老解放區。
對於新富農采取什麼政策，毛澤東在1948年曾有過一個批示：“說今後不要提倡新式富農的意見是不對的……我們鼓勵吳滿有一類人之目的，在於這樣能夠穩定新舊中農，刺激其生產。如果過去這是需要的，現在這種情形仍未改變，不能說這種需要已不存在。”毛澤東在1949年3月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肯定了新民主主義的五種經濟形態，明確了對城鄉私人資本（包括鄉村資本主義中新富農）的保護政策。但在新中國成立後，對新富農的政策卻出現了分歧。
在1949年12月召開的東北農村工作問題座談會上，高崗在總結發言中提出：“‘由個體逐步地向集體方麵發展’，組織起來發展生產，乃是我們農村生產領導的基本方向。”並批判對單幹、對富農道路感興趣的思想傾向，宣布了各項獎勵互助合作、歧視單幹、限製新富農的具體經濟政策。他認為，致富後的一些黨員雇工是剝削，要求他們放棄雇工，多買車馬參加互助組，而不要單幹。
劉少奇在1950年1月22日的講話中表達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要實現集體化，消滅農民個體私有製，需要國家工業化和農業機械化的條件。在這種條件還不具備的情況下，仍要鼓勵富農，“富農雇人多，買了馬，不要限製他，現在要讓他發展，沒有壞處”。主張“讓他們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將來再予以限製”。至於黨員發展為新富農的問題，劉少奇認為，“這個問題提得過早了”，主張在實行農業集體化時再酌情處理。毛澤東在看到劉少奇的這個談話記錄後，批給陳伯達，並表示了不滿。但有關的爭論並沒有進一步展開。
到1951年4月中旬的時候，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華北局提交題為“把老區互助組織提高一步”的報告後，公開的爭論就出現了。山西省委的這份報告不僅僅局限在限製富農上，而是主張通過興辦互助組和農業生產合作社，著手消滅農民個體
私有製，以鏟除產生貧富差別的土壤。
劉少奇多次批示並講話說，貧富差別的出現是不可避免的；農民的小商品生產競爭並不可怕；要消滅個體農民私有製，建立蘇聯集體農莊式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必須要有國家工業化和農業機械化為經濟基礎。中國在不具備這種條件時而普遍建立農業生產合作社，就是“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這是大家普遍的看法。
但毛澤東此時改變了自己在新中國成立前的判斷，而讚同山西省委的主張。毛澤東提出，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動力機械而依靠工場分工以形成新生產力的階段，則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一經營形成新生產力，去動搖私有製基礎，也是可行的。
《杜潤生自述》裏有一段記述：
毛主席的意見是先改變所有製，然後發展生產，依據就是資本主義前期的工廠手工是過程，針對的是劉少奇的先有機械化然後才有集體化的思想。
我的意見是：工業和農業不一樣，工業從個體手工業變成手工工場，可以搞流水作業。因為工業有廠房，可以聚集在一起生產……我講了這些話之後，鄧（子恢）老讓我寫個報告上送中央，我因沒有把握，未寫。我想先征求陳伯達的意見，他是農工部副部長。不久，我把自己的上述看法講出來，陳聽了很不高興地說，合作化是毛主席對馬克思主義的偉大創造。陳還講了馬克思也提出過，共產黨取得政權，需要“組織農業生產大軍”，他覺得我是違背馬克思主義，不尊重馬克思。我給他留下一個“很不謙虛”的印象。那裏我剛從下邊上來，比較“愣”，連毛主席的話都敢懷疑。我把陳的意見告訴了鄧老，鄧說：
哎，陳伯達，書呆子氣！後來毛批評鄧：我給你派了個“馬克思”（指陳），你都不懂得用他！
高王淩解讀說，毛澤東所考慮的並不是“工業化”以及“發展戰略”，而是要盡快完成“革命”，“所以他不能同意劉少奇的想法，如等待多少多少年，或具有什麼條件以後，再進行集體化，更不要等到哪天‘兩極分化’以後，再重新組織隊伍，發起反對‘新富農’的鬥爭。他要的是，遵照《共產黨宣言》的教導，當下，就‘提前一步’，把‘農業產業軍’先‘組織起來’”。
筆者認為，毛澤東並不是不考慮“工業化”與“發展戰略”，而是站在社會主義革命的角度來考慮，或者說“革命”是隱藏在背景深處的原動力。
高王淩在一篇名為“五十年代初毛劉之爭的一個解讀”的文章中寫道：
當時的體製（從政治上的“人民民主專政”到經濟上的“統製經濟”趨勢），跟“新民主主義”之間，實有一種內在的矛盾，這種矛盾早晚要暴露出來（或稱之為“爆發”）。它是躲不掉的，二者之間必然要一步步發生衝突，不管你能否料及和未雨綢繆。最終，矛盾衝突達到一個點，新民主主義的就可以“告終”，它的“任務”就算完成（如果它本來是“有”和足夠“明確”的話），於是也就可以宣布新民主主義的“放棄”，以及“革命轉變”的完成。
從高王淩的解讀來看，建國初期，在絕大多數人看來，革命的使命就已經結束，但在毛澤東的意識裏，“革命”仍沒有結束，不論是新民主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都有許多關要過。
高王淩的結論是，在新民主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這一點上，對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爭論來一個“是非”評斷，給出“誰對誰錯”的論定，是不完全適當的。真理的答案，要去爭論之外的曆史現實中尋找。
1951年9月的全國第一次互助合作會議後，在毛澤東的倡導下，起草了《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決議草案肯定了山西省委提出的消滅農民私有製的具體措施，並且進一步提出了實現中國農業集體化的道路，即在新區和互助運動薄弱的地區，要有領導地大量地發展臨時性的季節性的互助組；在有初步互助運動基礎的地區，必須有領導地逐步地推廣有一定計劃、設置部分公有農具和牲畜等積累公有財產的常年互助組；在群眾有比較豐富的互助經驗，而又有比較堅強的領導骨幹的地區，應當有領導地同時又有重點地發展土地入股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土地入股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又是走向完全的社會主義集體農莊（即更高級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過渡形式。
幾乎在同時，中共中央東北局製定出《關於推行農業合作化的決議（草案）》。東北局的決議草案在肯定互助組的前途時說，“有些黨員、區村幹部已變成富農”的趨勢，與我們領導的農業互助合作方向，是兩種前途的鬥爭。
毛澤東隨即轉發了東北局關於推行農業合作化的決議。1951年12月15日，毛澤東又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印發9月會議草擬的《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的通知，要求各地照此草案在黨內外進行解釋，並組織實施，把農業互助合作當作一件大事去做。
林蘊暉在《1950年代初關於是否允許農民勞動發財的爭論》一文中說，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的製定實施，是中國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第一步。這一步正是在農村中實施限製新富農政策的開端。當然，由於此時新區土
改尚未完成，限製富農的政策並沒有成為公開的、全局性的政策，而是一種內部掌控的政策，到1953年3月已在全國推開。土改中受保護的富農，成為受限製乃至最後消滅的對象。
當時完成農業集體化的時間表是15年左右，農業合作化完成的重要標誌之一，就是消滅富農。
1955年是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關鍵年份，圍繞合作化運動的速度問題，毛澤東與具體領導農村工作的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之間產生了分歧。
1955年1月，新辦的農業合作社已有38萬多個。在合作化高潮中，許多農民被強迫入社。由於合作社的分配製度等方麵存在嚴重的不合理現象，再加上部分地方征了“過頭糧”，農民的利益受到嚴重侵害，引發了一些農民的強烈不滿，他們不僅對黨的農村政策產生懷疑，而且用大量出賣或屠宰耕地牲畜等方式進行消極抵抗，個別地區甚至發生了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