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農民的對抗情緒，早在1955年3月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迅速布置糧食購銷工作，安定農民生產情緒的緊急指示》中指出：“實質上是農民群眾，主要是中農群眾對於黨和政府在農村中若幹措施表示不滿的一種警告。”
問題的出現，也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1955年3月上旬，毛澤東專門聽取鄧子恢的彙報。針對農村的緊張狀況，毛澤東表示：“生產關係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否則生產力會起來暴動，當前農民殺豬宰牛就是生產力起來暴動。”由此，毛澤東提出對農業合作社的發展有必要加以適當控製。同一年的2月，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對鄧子恢說，5年實現農業合作化的步子邁得太快，有許多農民入社，可以肯定不是自願的。就目前看，到1957年入社農戶發展到三分之一就可以了，不一定50%。這讓鄧子恢甚感驚訝。因為在1953年的時候，鄧子恢主持對發展過快的農業合作社進行整頓時，受到毛澤東的批評，說他是“言不及義”（即言不及社會主義）。鄧子
恢不敢貿然讚同，而是說50%的設想是合適的，並解釋了理由。但毛澤東仍不同意，他認為糧食征購已到了界限，合作化的步子應該慢下來。鄧子恢表示，可在今年秋後停下來。毛澤東說，幹脆現在就停下來，到明年秋後再看，先停止一年半。
從當年三四月起，各地開始整頓農業生產合作社。整社中普遍推行了包工製，實行牲口折價歸社，對土地、勞力分紅比例的不當之處作出了調整，將一部分不符合條件的農業合作社轉為低一級的農村互助組。但是僅僅過了一個多月，到5月，毛澤東的態度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認為合作社不但不應停止發展，反而要加快發展。原因之一是，毛澤東此時得到的情況彙報顯示，糧食並不像之前所說的那麼緊張。不缺糧而喊缺糧的人中，各階層都有，而以富裕中農為多。這使毛澤東認為，所謂缺糧，大部分是虛假的，“是地主、富農以及富裕中農的叫囂”，是“資產階級借口糧食問題向我們進攻”。
另有一個原因是，毛澤東認為黨內有一部分人不願走社會主義道路。
6月下旬，毛澤東提出，1956年春耕以前合作社發展到100萬個的目標低了，要增加到130萬個左右。但鄧子恢仍堅持100萬個。兩人的爭論持續了幾個小時後，誰也沒能說服對方。
7月11日，毛澤東再次約見鄧子恢。由於鄧子恢堅持己見，毛澤東對中央秘書長鄧小平說：“鄧老的思想很頑固，得用大炮轟！”
7月31日，毛澤東在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作《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對鄧子恢等人的所謂“右傾錯誤”作了嚴厲批評：
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高潮就要到來。我們的某些同誌卻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裏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過多的評頭品足，不適當的埋怨，無窮的憂慮，數不盡的清規和戒律，以為這是指導農村中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正確方針。
否，這不是正確的方針，這是錯誤的方針。
8月26日，毛澤東對青海省委關於在畜牧業生產中互助組織形式的問題給中共中央的請示報告上批示說：
小平、尚昆同誌：
請電話通知中央農村工作部：在目前幾個月內，各省市區黨委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電報，由中央直接擬電答複；並告批發此類來報的同誌，不要批上“請農村工作部辦”字樣。但對其他來報，例如青海省委關於畜牧問題的請示電報，仍應批交“農村工作部辦”。
這樣一來，中央農村工作部和鄧子恢就失去了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的發言權。
1955年10月4日—11日七屆六中全會，根據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精神通過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要求經過3個冬春在全國範圍基本實現半社會主義的農業合作社。會議還通過《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草案）》作為建立和整頓農業合作社的依據。會議最後一天，毛澤東作了題為“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鬥爭”的總結。
對於鄧子恢，毛澤東講了一段話：
中央農村工作部的一部分同誌，首先是鄧子恢同誌犯了錯誤。他這一次所犯的錯誤，性質屬於右傾的錯誤，屬於經驗主義性質的錯誤。鄧子恢同誌作了自我批評，雖然各小組會上有些同誌覺得他講得還不徹底，但是我們政治局的同誌，還有一些同誌，談了一下，覺得基本上是好的。在現在這個時候，他有了這樣的認識，已經是好的了。鄧子恢同誌在過去長期革命鬥爭中做過許多工作，有成績，應當承認。但不要以成績當包袱。這一點他自己說了，說是有點擺老資格。人要虛心一點。隻要虛心，願意接受同誌們的幫助，我們相信他的錯誤是能夠改正的。
七屆六中全會後，農業合作化運動迅猛發展，出現了整鄉、整區、整縣實現合作化的高潮。1955年6月，參加合作社的農戶隻占全國農戶的14.3％；1956年1月達80.3％，年底達96％，提前實現了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在毛澤東看來，農村集體化有利於保護農村公共資源（特別是土地資源），解決農村公共設施嚴重不足的根本問題，並加強農村社會保護和抗拒災害的能力。改革開放之後，包產到戶不僅沒有解決上述問題，而且使單個的、喪失了公共資源支持和最重要生產資料——土地的農民徹底淪為弱勢。今天的農村麵臨的緊迫問題仍然是農民如何組織起來的問題。“一家一戶”的生產之所以沒有市場競爭力，就是因為沒有公共資源作為支撐。
當年急風暴雨式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因為要求過急，改造過快，難免出現弊病。
1956年4月，在貴州南部望謨縣的少數民族居住地區，曾
發生過一起少數民族騷亂的所謂“麻山（以苗族為主的少數民族居住地）反革命事件”。
麻山事件持續時間長達七個多月，涉及了貴州的望謨、紫雲和羅甸3縣89個鄉，波及毗鄰的廣西天峨和樂業縣的少數地區。據資料記載，在麻山事件中，共發生110次戰鬥，傷亡人數達194人，其中當地參與者死傷140多人，軍政人員和民兵犧牲21人，受傷23人；宰殺豬、牛2046頭。事件發生期間，相關地區的生產基本停止，導致糧食減產6460噸。伏開和納夜等地的供銷社和糧庫遭搶劫，損失物資折合人民幣約1.27萬元，損失公糧3.45萬公斤。
事件起因是，當地政府向百姓征收的糧食定量標準過高，而地方幹部為了表現自己的政績，又設法層層加碼，強迫百姓完成任務，使得農民的口糧所剩無幾。
麻山事件得到妥善處理後，毛澤東曾在1958年的成都會議上給予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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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同時進行的，還有在城市中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如何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改造，是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從新中國成立之初就開始思考的問題。
1952年9月24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書
記處會議上講話說，根據三年來的實際觀察，資本主義工商業正通過公私合營、加工訂貨、工人監督、資本公開等方式發生了性質上的變化，變成新式的資本主義。後來它被定義為“國家資本主義”。
10月20日，劉少奇在給斯大林的信裏，曾提到一種“獻廠”的方法：“在十年以後……我們設想在多數的情形下可能采取這樣一種方式，即勸告資本家把工廠獻給國家，國家保留資本家消費的財產，分配能工作的資本家以工作，保障他們的生活，有特殊情形者，國家還可付給資本家一部分代價。”
但在10月25日，周恩來同一些資本家代表座談時則表達了不同意見：“將來用什麼方法進入社會主義，現在還不能說得很完整，但總的來說，就是和平轉變的道路……現在談‘獻廠’，沒有必要。”在座談中，周恩來提到了一個新的概念：“國家資本主義”。
1953年2月19日，毛澤東在武漢同中南局的幾位負責人談話時提出：“對民族資產階級，可以采取贖買的辦法。”這就是後來實行的“贖買政策”的雛形。
1953年5月27日，李維漢將中共中央統戰部調查組從1953年春開始的對武漢、南京、上海等地工商業的調查所形成的《資本主義工業中的公私關係問題》報告，報送毛澤東和中共中央。
報告說：
經驗似已證明，國家資本主義的各種形式（其中一部分將由低級向高級發展），是我們利用和限製工業資本主義的主要形式，是我們將資本主義工業逐步納入國家計劃軌道的主要形式，是我們改造資本主義工業使它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主要形式，是我們利用資本主義工業來訓練幹部、並改造資產階級分子的
主要環節，也是我們同資產階級進行統一戰線工作的主要環節。抓住了這個主要形式和主要環節，在經濟和政治上都有利於領導和改造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分子的其他部分。
毛澤東看到報告後，親自打電話給李維漢，說要提交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
6月15日和19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了該調查報告，並聽取李維漢的報告。正是在6月15日，毛澤東完整而係統地闡述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
李維漢向政治局會議所作報告的題目是《關於利用、限製和改組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若幹問題》。毛澤東會後審閱時作了不少修改，其中一處重要的修改，就是把題目中的“改組”，改為了“改造”。當時，毛澤東提出對資本主義工業進行改造，對資本主義商業進行改組，雖僅一字之差，但區別還是明顯的：對工業采用加工訂貨、公私合營兩種方式加以改造；對商業則是“逐年把它擠掉，使商業資本家轉為工業家”。後來摒棄了“擠掉”的說法，完善為“利用、限製和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總方針”。
李維漢在《回憶與研究》一書中，曾記載了發生在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中的小小波瀾。在會議討論時，高崗不讚成國家資本主義的方針，但並沒有在會上提出，而是在散會後對李維漢說：“你讀過斯大林的《兩條路線》嗎？你知道布哈林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嗎？”布哈林的“和平長入社會主義”是被斯大林批評為右傾機會主義的。因此，李維漢有些緊張，曾親自到高崗家裏，想問個究竟。高崗卻說這不是他的意見，是張聞天的意見。可張聞天在會議上是支持國家資本主義方針的。當李維漢找到張聞天時，張聞天也隻是向他介紹了布哈林的觀點，並沒有表示反對意見。
1953年9月7日，在政協常委擴大會議的前一天，毛澤東在頤年堂約請十位黨外人士（陳叔通、黃炎培、李濟深、章伯鈞、程潛、傅作義、章乃器、李燭塵、盛丕華、張治中）談話中提出，現在應明確“肯定國家資本主義是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和逐步完成社會主義過渡的必經之路”。
關於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方針和步驟，毛澤東說：“穩步前進，不能太急。將全國私營工商業基本上（不是一切）引上國家資本主義軌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時間，因此不應該發生震動和不安。”第一步，用三五年的時間，將私營工商業基本上引上國家資本主義軌道；第二步，再用幾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實現國有化。
關於國家資本主義企業利潤的分配問題，毛澤東列了一個表：
所得稅34.5％；福利費15％；公積金30％；資方紅利20.5％。
對這個分配原則，周恩來在第二天開幕的政協常委擴大會議的報告中，做了一點小小的調整。他說：“關於資本家的所得，還可以再多一些，如能達到百分之二十五上下就更合適一些。”這就是後來實行的“四馬分肥”的原則。第一是國家收的所得稅，第二是工人得的福利金，第三是工廠保留的準備擴大再生產的公積金，第四是資方的紅利。“四馬”所得基本上各占四分之一。
那麼，什麼是國家資本主義呢？周恩來表述說，“是一種受國營經濟領導的、受限製的、不完全的資本主義”。凡是和國營經濟聯係合作的私營企業，就帶有國家資本主義的性質。我國的國家資本主義的經營目的基本上為國計民生服務，部分地為資本家謀利。它“既不同於一般的私人資本主義，更不同於帝國主義國家的國家資本主義，而是中國型的國家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一種形
式，而不是最終的目標，最終的目標是要實現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並沒有取消資本主義所有製，它隻是有限製的資本主義，還需要繼續改造和提高。”
毛澤東概括道：
中國現在的資本主義經濟，其絕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種形式和國營社會主義經濟聯係著的，並受工人監督的資本主義經濟。這種資本主義經濟已經不是普通的資本主義經濟，而是一種特殊的資本主義經濟，即新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它主要地不是為了資本家的利潤而存在，而是為了供應人民和國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錯，工人們還要為資本家生產一部分利潤，但這隻占全部利潤中的一小部分，大約隻占四分之一左右，其餘的四分之三是為工人（福利費）、為國家（所得稅）及為擴大生產設備（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為資本家生產利潤的）而生產的。因此，這種新式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是帶著很大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是對工人和國家有利的。
關於國家資本主義，周恩來還分出了一個由低到高逐步發展的具體形式。在工業方麵，低級的形式，一般是原料主要由私人購買，由私人進行生產，國家收購其產品的大部分，私人還能保留一小部分自銷。中級的形式是加工訂貨，即原料由國家供給，產品由國家收購，由私人進行生產，私人不能到自由市場去購買原料和銷售產品了。高級的形式是公私合營，即企業中有公股參加，公私共同管理，公方處於領導地位，私人所有製是被承認的，但已經受到限製。在商業方麵也有代批發、代購代銷、公私合營等由低級到高級的具體形式。
因為李維漢率先提出了一個解決問題的思路，毛澤東提
出，由統戰部負責對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統一領導。中央政治局會議並就此作出了決定，但統戰部卻不是一個經濟部門。這樣的管理格局，恐怕會造成工作中的不順暢。怎麼解決？胡喬木向毛澤東建議，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兼任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副主任。
實行國家資本主義，直接影響到工商界的利益。毛澤東在9月15日晚，即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五次會議散會後，在懷仁堂又約請五位工商界代表人物盛丕華、榮毅仁、包達三、郭棣活、胡厥文座談。
毛澤東以商量的口氣說，要用鼓勵的辦法，不是非走這條道路不可。現在隻是說，還要做起來看。工商界看一看政府。這回摸了底，到底“底”是不是那麼一回事？隻口裏說，到底做起來怎麼樣？政府也要看一看工商界。彼此都看一看。三五年的時間，看明白了，事情也做出個樣子來了，就好了。一看人心歸向，不隻看工農同意，工商界也要同意，要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讚同；二看工作安排。
盡管工商界高層人士普遍持支持態度，但毛澤東仍然認為過渡時期總路線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方針公布後，會引起波動和不安。結果，一部分人表現出嚴重的抵觸情緒，說“上了賊船”。大勢所趨之下，某些大資本家為了保護生產資本，寧願拿出一個企業抵債，也不願公私合營，說法是“寧砍一指，勿傷九指”。個別資本家則以“三停”（停工、停夥、停薪）、抽逃資金、破壞生產等自殘手段抗拒社會主義改造。
針對已經出現的情況，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1953年10月至11月召開了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會員代表大會。李維漢到會講話，集中闡述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利用、限製、改造政策的內容、意義和步驟。經過會中宣傳以及會後的集中學習討論，私營工商業者中間湧現出一批擁護總
路線的進步骨幹，他們成為協助中共順利推進國家資本主義的一支重要力量。
經過半年左右大張旗鼓地宣傳教育，在1954年，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全麵展開。
這一年，采取了所謂“吃蘋果”的辦法，即逐個企業合營的方式，合營了793戶規模較大的、有關國計民生的工業企業。但“吃蘋果”的方式，也引發了新的矛盾。在大的“蘋果”被吃掉後，餘留的大量中小私營工業企業，生產就停滯了。再加上國營部門在加工訂貨上，往往隻照顧國營和合營企業，大批中小私營企業，因為得不到訂單，生產更難以為繼，以至於部分私營企業停工、停薪、停夥，甚至關門，工人失業。
對此，專門負責資本主義改造的國務院第八辦公室主任（兼任）陳毅批評說：“改造速度太猛，孤軍獨進。”
1955年年初，陳雲提出，對國營的、合作社營的、公私合營的和私營的工業生產要實行“統籌兼顧、各得其所”的方針。1955年1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並批準了統籌兼顧的方針。毛澤東說，這才對，不看僧麵看佛麵嘛。此前不久，已經注意到中小私營企業困難的毛澤東就曾指出：在工業中，原料和訂單分配不公，給私營太少，是不對的。私營有困難，要照顧他們，要統籌兼顧，要調整公私關係。
由於舉措及時，私營工業很快克服了困難，公私合營也得到穩步發展。
但在1955年7月，毛澤東作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以後，尤其是當年10月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作出加快農業合作化的決議以後，出現了農業合作化高潮，這個高潮直接刺激並加速了私營工商業改造的步伐。
加速轉動的改造飛輪震動了同農村有著千絲萬縷聯係的私營工商業者。他們中間的一些人已經清楚地意識到，私營工商
業改造的趨勢已是不可逆轉。更多的人則認為沒有了出路，整日惶惶不安，無心專事生產。畢竟心甘情願把家產獻出來的是少數。有的資本家是“白天敲鑼打鼓，晚上痛哭流涕”；也有的說“多年心血，一朝付之東流；幾聲鑼鼓，斷送家財萬貫”。
這時，毛澤東親自約集各地工商界代表人物座談。毛澤東說：“關於私營工商業改造的時間問題，有人說，現在鑼鼓點子打得緊，胡琴也拉得緊，擔心搞得太快。我們說，社會主義改造是三個五年計劃基本完成，還有個尾巴要拖到十五年以後，總之是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蘋果不熟摘下來吃就是酸的。現在是協商辦事，這樣大的事情，與全國人民有關的大事，當然要協商辦理。如果大家不讚成，那就沒有辦法做好。有些事緩點比急要好，但是否現在鑼鼓點子就不要打緊了，戲就不唱了？不是的，現在還是要勸大家走社會主義道路。”他鼓勵說，要“站在社會主義方麵”，“掌握自己命運”。
在座談中，毛澤東提出：
我們現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實際上就是運用從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提出過的贖買政策。它不是國家用一筆錢或者發行公債來購買資本家的私有財產（不是生活資料，是生產資料，即機器、廠房這些東西），也不是用突然的方法，而是逐步地進行，延長改造的時間，比如講十五年吧，在這中間由工人替工商業者生產一部分利潤……大概是一年幾個億吧，十年就是幾十個億。我們實行的就是這麼一種政策。全國資本家的固定資產的估價，有這麼一筆賬：工業方麵有二十五億元，商業方麵有八億元，合計是三十三億元。我想，如果十五年再加恢複時期三年共十八年，工人階級替資產階級生產的利潤就會超過這個數字。
毛澤東在比較工商業改造與1949年全部沒收官僚資本後說：“這是兩個辦法：一個惡轉，一個善轉；一個強力的轉，一個和平的轉。我們現在采取的這個方法，是經過許多的過渡步驟，經過許多宣傳教育，並且對資本家進行安排，應當說，這樣的辦法比較好。”
1955年11月16日—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的擴大會議。會議討論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的決議》，經過1956年2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作了個別修改後，追認為正式決議。
《決議》提出將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工作，“從原來主要的是國家資本主義的初級形式推進到主要的是國家資本主義的高級形式。在一切重要的私營行業中實行全部或大部的公私合營”。
決議中關於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基本政策，彙聚了毛澤東的多次講話精神，並經毛澤東修改而成：“我們對於資產階級，第一是用贖買和國家資本主義的方法，有償地而不是無償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變資產階級的所有製；第二是在改造他們的同時，給予他們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剝奪資產階級的選舉權，並且對於他們中間積極擁護社會主義改造而在這個改造事業中有所貢獻的代表人物給以恰當的政治安排。”
《決議》強調，對資本家的改造有兩種教育方法。一種是像“三反”“五反”那樣的群眾鬥爭的方法；一種是講演、上課、開座談會、辦學習班以及引導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等方法。
教育改造是一方麵，另一方麵也不應忽視，改造私營工商業是一場複雜的階級鬥爭，必然會遇到資本家的動搖或反抗。
因此，必須采取正確的方針、政策和辦法，來減少他們的動搖或反抗。
《決議》將對工商業改造的時間提前了5年，原定三個五年計劃基本完成，調整為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內，即在1956年和1957年，全行業公私合營的比例爭取達到90%左右；並準備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爭取逐步地使公私合營的企業基本上過渡到國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