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後，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開始進入高潮。與農業、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高潮一起，相互推湧，波瀾壯闊，用“十五年左右的時間”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再也不被提及。
1956年1月，北京工商業者首先發起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這一行動很快波及全國，各地工商業者天天敲鑼打鼓，放鞭炮，遞申請書，要求批準全行業公私合營。
1月15日下午，北京各界二十多萬人在天安門廣場集會，慶祝實現全市工商業全行業公私合營和農業、手工業實現合作化。北京市市長彭真在會上興高采烈地宣布：“我們的首都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
毛澤東以及黨和國家其他領導人劉少奇、周恩來等出席了慶祝集會。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先後接受北京市工商界、農民、手工業者代表送來的喜報。
到1956年1月底，全國五十多個資本主義工商業比較集中的大中城市，相繼宣布實現全市的全行業公私合營。這一年年底，全國私營工商業的公私合營即告基本完成。
以贖買的方式，和平穩定地實現了對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製，實現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和資本家的改造，這在人類曆史上稱得上是一個空前的創舉。馬克思、恩格斯最早提出過“贖買”改造資本主義的設想。列寧曾試圖在蘇聯將之變為現實，但沒有實行的現實條件。這一政策在中國的實踐，是毛澤東驗證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種新嚐試。毛澤東許多嚐試都可以
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那裏找到源頭，這也是毛澤東要超越前人的思想根源，成功與失敗、正確與錯誤，很大程度上都與此有關。
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同農業社會主義的改造一樣，尤其是在其高潮時期，“左”的思想影響以及頭腦發熱的舉動往往占據上風，並導致一係列問題。雖然也提出過以“平衡”“兼顧”“穩步”等來糾正“左”的偏向，但在“左”即革命的狂熱中，是難以解決“左”的問題的。不惟“一改三化”如此，一個值得重視的事實是，中共的曆次運動都未脫離這個規律的窠臼。
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也產生了一係列問題：
一是急於求成，單邊求快，人為催生了改造高潮的提前到來。導致思想上與工作上難以充分準備，所謂“蘿卜快了不洗泥”，“大呼隆”裹挾著，隻求在形式上過關，數字上好看，實際上是“粗枝大葉”。
二是在公司合營中，沒有把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和隻有輕微剝削的小業主與資本家區別開來，同樣進行改造，泯滅了剝削者和勞動者的差別。改造擴大化留下了不易解決的後遺症。
三是對小企業和商業網點實行大並大裁，甚至強迫流動商販定點經營，給人民的正常生活帶來不便。陳雲很快發現了這樣的問題，並指出：“商店中的大店、小店，連夫妻老婆店，統統合營了。”如此輕率地並廠並店，會給經濟生活帶來很多不便。不久，他又提出：在公私合營以後，出現了盲目的集中，盲目的合並，認為集中是高級，單幹是低級。有些地方把剃頭擔子都合到理發鋪子去了，本來理發鋪子就不多，再把剃頭擔子並掉，對群眾特別是碼頭工人和郊區農民更不方便。但“一窩蜂”之後的問題並不容易解決，結果是商販不滿意，賺不到錢；群眾也不滿意，生活不方便。
四是實行合營和手工業合作化後，產品的質量不是更好了反而是下降了，產品的花色品種不是增加了而是減少了。毛澤東當時就指出過：搞社會主義羊肉不好吃了，這個社會主義就值得考慮了。還有北京的烤鴨，南京的板鴨，雲南的火腿，看來是退化了，還有各種布匹等，花樣少了，質量壞了。搞社會主義應該更好些。
五是合營以後，對一部分工商業者使用和處理不當，沒有安排適當的位置，沒能發揮他們應有的作用，以至這部分人牢騷滿腹，大大降低了改造的積極成果。
社會主義改造雖然完成了，但過於單一的經濟結構，不僅使整個經濟活動缺乏活力，而且無法滿足社會的多種需求。
對此，毛澤東又提出：“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劉少奇後來也說，“有這麼一點資本主義，一條是可以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另一條是它可以在某種方麵同社會主義經濟作比較”。周恩來也講，“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搞一點兒私營的，活一點兒好”。但推倒了重來又談何容易！關鍵是這樣的想法並沒能付諸實踐。單一所有製的弊端在很長一段時期裏極大地限製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從另一個方麵來看，這正是改革開始後，巨大能量迸發出來的體製原因。
有一個事實不容忽視，那就是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之前，這部分資本已經不占優勢，這一點從1952年周恩來給斯大林的報告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來。原因是1949年1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接收官僚資本企業的指示》後，接收和沒收的這部分官僚資本企業，很快成為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所有製經濟及國有企業的基礎，並逐步超越私營工商業，占據了優勢。這也是“和平贖買”政策得以順利實行的經濟基礎之一。
在解放前夕的1948年，國民黨統治集團的官僚買辦資本掌握了我國全部工業資本的大約三分之二和全國工業、交通運
輸業固定資產的80%。另有西方國家在中國的資本30.989億美元。
1949年中國大陸社會資金總量的淨值為720億元（按1952年的可比價格計算），社會資金總量原值1020億元，其中，社會總資產淨值650億元，原值950億元，折合貨幣資金70億元。社會固定資產淨值450億元，原值750億元，社會流動資產200億元。
1956年合並的全國私人資本共計24.1864億元，後來發現有的地方少算了20%，有的地方少算了40%。就是按照少算50%計算，總額也沒有超過40億元人民幣。也就是說，私營企業在整個經濟中的比重也就是三分之一。即使最大的私營企業，連擴張得來的銀行貸款算在內，其資產也超不過一億元，何況私營工商業中的極大部分都是商業，而不是工業。不論其規模，還是集中程度都很小。在當時，即使將全部私營工商業買下來，也不足以支撐起一個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裏，全民所有製的企業固定資產投資是611.58億元。這些資金的大部分來自全民所有製企業上繳的利潤。從1953年到1957年，全民所有製企業上繳的利潤占國家財政收入增加數的74.7%。這樣一對比就很清楚了，私營工商業在投資中的比重更低了。因此說，中國之所以能夠建立起社會主義，首先是靠得到解放的全國人民流血流汗幹出來的，收買的私營工商業並不是主體。但這並不是說在1956年宣布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就是一個成熟的時機，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仍然是一個“早產兒”。而這個“早產兒”的誕生，實際上與未實行公私合營的私人資本主義企業，在1955年處於停滯乃至萎縮狀態相關。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改造所引起的社會震動既然難以避免，那麼，這個過程就要盡量縮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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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底，毛澤東在解決了加速農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問題之後，又著手推動了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主要在農村，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主要在城市，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主要在中小城市以及鄉鎮。由此看來，社會主義改造運動覆蓋了中國大陸的所有經濟領域以及地理疆域。
早在1949年3月5日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指出：“占國民經濟總產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是可能和必須謹慎地、逐步地而又積極地引導它們向著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的，任其自流的觀點是錯誤的。必須組織生產的、消費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中央、省、市、縣、區的合作社的領導機關。”
劉少奇在同年5月《談幾種合作社的分工》中，主張對手工業從供銷入手，先辦手工業供銷合作社。為手工業者收購原料，推銷出口產品。
同年9月，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中規定：合作社經濟為半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為整個人民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人民政府應扶助其發展，並給以優待、鼓勵和扶助廣大
勞動人民根據自願原則，發展合作事業。
手工業合作化運動的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1949年到1952年為“典型試辦，摸索前進”階段。
1949年11月，主管全國合作事業的中央合作事業管理局成立。1950年7月，召開了中華全國合作社工作者第一屆代表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作社法（草案）》《中華全國合作社聯合總社章程（草案）》等文件，並成立中華全國合作社聯合總社（即後來的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統一領導和管理全國的供銷、消費、信用、生產、漁業和手工業合作社。
當時處在國民經濟恢複時期，主要是幫助手工業勞動者克服困難，恢複生產。國家對那些資金不足和采購原料有困難的個體戶，組織加工訂貨，給予銀行貸款，支持他們搞好生產；對那些失業、生活無著的手工業工人，組織他們建立生產互助組織，進行生產自救，為其生產和經營提供方便。同時，對他們進行必要的教育，一些覺悟較高又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手工業勞動者，被選為重點開始試辦合作社，以便從中摸索經驗，並引導手工業勞動者組織起來，為廣泛開展手工業合作化運動準備條件。
同國計民生關係最密切的棉織、針織、服裝鞋帽、鐵木農具、建築材料、木材加工、食品加工、造紙等行業作為典型試辦的重點，組織了第一批手工業合作社。其中最著名的有從“三把榔頭”起家的上海市鐵床合作社、從“破銅臉盆”熬糖起家的北京市第一食品合作社、由24名木杆秤工人組織起來的武漢市度量衡生產合作社和由217戶紅爐手工業爐主組織起來的山東省濰坊市新勝紅爐合作社等。對於一般的、分散的個體手工業戶，則從供銷入手，通過發原料、收成品，組成加工訂貨小組。
1951年6月，全國合作社聯合總社召開了第一次全國手工
業生產合作會議，總結了總社成立一年來的手工業工作，明確了由個體到集體、由手工到半機械化進而機械化、由小生產過渡到大生產的合作社發展路徑。會議製定的《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章程準則（草案）》，規定了組織合作社的六條基本原則，即（1）入社自願；（2）每個社員必須參加社內勞動，並按照工資比例繳納股金；（3）主要生產資料，如進行集體生產所必需的工具、機器、設備、廠房等應當公有；（4）實行按勞分配的工資製和勞動分紅製；（5）合作社雇工不得超過社員人數的15%，資本家不得入社；（6）合作社必須實行民主集中製，由社員參與生產和業務的管理。
在這一階段，手工業從業人員由1949年的585.5萬人增加到736.4萬人，產值由1949年的32.3億元上升到73.2億元。手工業合作社由1949年的300多個發展到2700多個，社員由1949年的8.8萬多人發展到25萬人。這個時期的特點是穩步前進。
1953年至1955年上半年為普遍發展階段。
據時任全國供銷合作總社主任程子華的回憶，當時蘇聯專家比照蘇聯的經驗，隻承認手工業生產合作社，不承認手工業生產小組和供銷生產合作社，說這兩者是資本主義的。程子華向中央作了彙報。毛澤東主持了中央討論，認為還是應當按照我們改造手工業的三種形式，即由手工業生產小組到供銷生產合作社，再到手工業生產合作社，逐步發展。
這是一個由小到大、由低到高的循序漸進的發展過程。但又不是必須經過所有過程，而是因地製宜，因社製宜，根據發展情況而定。
1954年11月，國務院成立中央手工業管理局（即後來的二輕係統），同年12月成立全國手工業合作總社。
陳雲提出，對手工業合作社生產的發展，要加以管理和控製，手工業合作社寧可慢一點，使天下不亂。如果搞太快了，
就會出毛病。
到1954年底，全國手工業合作社（組）發展到4.1萬多個，擁有社（組）員121萬多人（另有自發組織的社、組員113萬）。由此來看，發展速度並不慢。
1955年5月，中共中央指示：“必須對手工業的安排與改造同時予以考慮，將手工業部門的各種計劃，首先是供產銷計劃逐步納入地方工業的計劃之內。”
1955年底，參加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的人數達全行業的25.4%。但與農業合作化的進展速度相比卻明顯滯後了。
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底為發展的高潮階段。具體說，是在7月31日，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作報告，10月4日在黨的七屆六中全會（擴大）上的講話之後，手工業改造進入高潮。
據統計，1955年6月到12月半年內，全國手工業合作組織從4.98萬多個發展到6.46萬多個。社（組）員從143.9萬多人發展到220.6萬多人。1955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序言中批判了所謂“右傾保守思想”，並說：“中國的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也應當爭取提早一些時候去完成，才能適應農業發展的需要”，“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問題，在1956年上半年應當談一談……”這之後，全國手工業合作總社提出“一五”計劃期間基本完成對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規劃：1956年組織起來的社（組）員達到全國手工業人員總數的70%，1957年達到90%，1959年至1960年全部組織起來。但在1956年初，隨著農業合作化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高潮湧起，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浪潮也洶湧澎湃起來。當時在首都北京湧起了第一個巨浪，城市工商業者在新年的第一天上街遊行，率先提出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的申請。從1日到10日，全市各區縣的個體手工業者，有的掛起“迎接合作化”等大標語，要求入社；有的自動串聯，醞釀建
社；有的成群結隊，申請報名入社。1月10日，全市10個城區和近郊區29個行業的手工業者，分別集會，慶祝全行業實現合作化。至此，北京的社（組）員人數就達到全市手工業從業人數的95.6%，基本上完成了合作化。1月15日，在天安門全市慶祝社會主義改造勝利的大會上，北京市手工業合作社社員代表徐淑芹，代表全市手工業者登上天安門城樓，向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呈交了北京市實現全行業合作化的報喜信。1月30日，全國手工業合作總社籌委會在政協二屆二次會議開幕式上，代表全國手工業合作社（組）員向中共中央呈交了報喜信。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1956年3月4日，毛澤東仍說：“個體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我覺得慢了一點。今年一月省委書記會議的時候，我就說過有點慢。”當然，他也指出了其中的一些問題：“你們說，在手工業改造高潮中，修理和服務行業集中生產、撤點過多，群眾不滿意。這就糟糕！”但這並沒有妨礙毛澤東繼續強調“加快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1956年9月23日，毛澤東在同米高揚談話時說：“現在，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工作基本上已經完成了。從前我是睡不著覺的。一切都還不上軌道，窮得很。人總是不高興。去年下半年以來，我開始高興了。工作比較上軌道了，黨內問題，也比較上軌道了。”
1956年底，手工業合作社（組）為9.91萬個，社（組）員達到509.1萬人，占全部手工業從業人員的92%。至此，中國手工業基本實現了從個體經濟到集體經濟的轉變。
在肯定手工業改造的成績是主要的同時，也應該看到其中的一些失誤。1981年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後，農業合作化以及對手工業和個體商業的改造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於簡單劃一，以致在長期間遺留了一些問題。”
過分追求改造速度的結果，是生產上的盲目集中，組織形式上的一律合作，管理上的統一核算。據當時統計，石家莊市將88個社合並為31個社，其中人數最多的社員達1400人。廣東省有的綜合社包括14個行業，有的跨地區的社縱橫60華裏。四川省眉山縣五金社把13個鄉的烘爐、製秤、自行車、鍾表修理等行業組織在一起，發一次工資騎自行車要走7天。上海修理自行車行業原有1808個服務點，改造高潮一開始就撤掉450個。沈陽北市區原有103戶個體服裝店，改造高潮時組成一個縫紉合作社，隻設10個門市部。一係列問題由此產生。不僅給群眾生活帶來不便，而且生產者自身的工作也有諸多不便：分散經營時的供銷關係被割斷，統一經營後又沒有建立起來，致使生產停頓；當初的熱情散去，吃“大鍋飯”，出“大路貨”，產品品種減少，質量下降；原有的師徒關係，成為合作的社員關係，阻礙了傳統技藝的傳授；由於盲目集中，生產生活設施不配套，使手工業者本來就不多的財產受到損失。
如果說私人工商業存在向大規模生產集中的基礎的話，那麼一家一戶甚至個人從業的手工業則缺少相應的基礎，其向全民所有製的過渡，超越了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人為地改變了生產關係。把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的手工業者或手工業合作組，統一納入到計劃體係，拉齊了本來特色鮮明的手工藝品，抑製了手工業生產經營的活力。不再是“自收自支”，而是拿國家工資，生產好壞一個樣，徒增國家負擔。
在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中所出現的失誤大多得到了及時糾正，但宣告改造完成以後，明顯不利於生產力發展的一些問題，一直沒能得到解決。
有一個問題值得注意，那就是“三大改造”的速度大大超過了“一化”的速度，也就是說，對生產關係的調整，大大超過了生產力能容納的程度，這是造成“三大改造”中種種弊端的直接原因。事實上，直至今天，中國依然走在“工業化”的
路上。而當年選擇的社會主義道路，要求所有製形式是集體所有製與全民所有製，快與慢於是成為兩難選擇。最終必須走出這一步，毛澤東選擇了“快”。
“一化三改”總體上說是成功的。盡管這其中有著種種問題，尤其是發展速度上的問題，但其所有製的巨大變動，並沒有引起巨大的社會動蕩，而且所取得的經濟成就尤其是上個世紀50年代前半段的高歌猛進，是有目共睹的。我們今天改革的成績，正是基於當年的經驗甚至錯誤而進行的有針對性的調整才取得的。當年的經濟積累與工業體係，同樣構成了改革的基礎。韓毓海在《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傳統及相關問題》一文中寫道：“實際上，隻有在毛澤東時代為中國準備下相當規模的公共資源和物品的情況下，注重個人利益和市場交換的改革才能發生。”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直到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完成，共有18年時間。我們準備在這個時間內，實現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
“一化三改”奠定了發展的基礎，也奠定了後來改革開放的基礎
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的爭論
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既有成績又有問題
手工業改造的曆程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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