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政法部門有一個“大躍進”的口號：叫作“一長代三長（公安局長、檢察長、法院院長），一員頂三員（偵查員、檢察員、審判員）；下去一把抓，回來再分家。”這三家幹警，帶上空白逮捕證，走到哪裏捕到哪裏，想逮捕誰，就逮捕誰。
還有一些無權捕押人犯的機關單位（如公社、大隊、工地、企業、學校），甚至個別黨委機關、個別負責人，也非法行使逮捕、拘留的權力或者濫用拘留、勞教、集訓等手段，變相捕人、押人。
毛澤東在1958年8月21日北戴河協作區主任會議上曾說：
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民法和刑法那一類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樣多條誰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製定的，我也記不得……我們每個決議都是法，開會也是法……我們主要靠會議，一年搞四次會，大躍進，就沒有時間犯法！
這些都是在保衛“大躍進”的名義下進行的。
不僅公安工作有“大躍進”，而且生產精神產品的文化領域也放出了“衛星”。文化部提出群眾文化活動要做到：人人能讀書，人人能寫會算，人人看電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繪畫，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創作。“生產大躍進，文化緊緊跟。壁畫打頭陣，歌唱做先鋒。”就是當時的“繁榮”場景。
文藝界所放“衛星”中，以“新民歌運動”和“新壁畫運動”最為引人注目。當時，祖國各處“歌聲遍田野，壁畫滿山牆”。
當時，文化部還成立了全國文化大普及辦公室，一些省、市、區也成立了“文化衛星指揮部”，專門放“文藝衛星”。
1958年9月9日，上海在中蘇友好大廈舉行文藝創作躍進展覽會，展覽了“各種形式的文藝創作衛星”：群眾業餘創作的文藝作品300萬字，生產影片638部，美術作品6000多件，創作劇目2053個。
展覽出現在上海毫不奇怪，因為在之前的八大二次會議上，正是上海的黨政一把手柯慶施作了關於文化“大躍進”的發言。柯慶施展望15年後的中國文藝時說：新的文化藝術生活，將成為工人、農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飯。每個廠礦、農村都有圖書館、畫報，都有自己的李白、魯迅和聶耳，自己的梅蘭芳和郭蘭英。整個文藝園地處處“百花齊放”，天天“推陳出新”。這篇講話，後來以《勞動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為
題，發表在《紅旗》雜誌上。
清華大學是當時著名的群眾文藝創作的典型。全校1萬名學生，創作了5000多首詩，3000餘首歌曲，1500個劇本，2000篇小說、散文、特寫、曲藝，3000多幅漫畫，辦了700多種係和班級的油印刊物。據當時的報道，“許多班做到了人人是詩人”。
“兩年就要超過魯迅”、“一個夜晚寫60個劇本”、“每個縣都要出一個郭沫若”等口號紛紛出籠。
“新民歌運動”在毛澤東的倡導和支持下，開展得更是轟轟烈烈。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指示說：“印一些詩，是老古董。搞點民歌好不好？請各位同誌負個責，回去搜集一點民歌。各個階層都有許多民歌，搞幾個試點，每人發三五張紙，寫寫民歌。”他還鼓勵說：“看民歌不用費很多的腦力，比看李白、杜甫的詩舒服些。”4月26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周揚主持召開中國文聯、作協、民間文藝研究會的民歌座談會，發動“采風大軍總動員”，按照毛澤東的要求下去搜集民歌。在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周揚作了《新民歌開拓了詩歌的道路》的報告，鼓動說：“民間歌手和知識分子之間的界限會逐漸消泯。到那時，人人是詩人，詩為人人欣賞。這樣的時代是一定會到來的。因此，要大規模地有計劃地搜集民歌，就非全黨動手、全民動手不可了。”此後，全國各地紛紛成立民歌采風組織和編選機構，各地報刊的民歌專欄也是“異彩紛呈”。
受此鼓舞，許多著名的作家、文藝家都上報了“躍進”指標：在最短的時間內，寫出多少部小說、創作多少篇詩歌、完成多少部美術作品等。
“新壁畫運動”中，有兩個著名的壁畫縣。一個在北方，是河北的昌黎；一個在南方，是江蘇的邳縣。
中共昌黎縣委宣傳部長黃德玉宣傳說：“該縣壁畫創作的
大躍進在3月18日開始，7天突擊，3天掃尾，到3月30日共計12天的時間，就在全縣範圍內實現了壁畫縣，共畫出壁畫6000多幅，把農村換上了美麗的裝束。”
1958年第9期《美術》雜誌以《共產主義藝術的萌芽》為題發表長篇通訊，報道江蘇邳縣的群眾美術活動情況說：“在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目前，農民繪畫在我縣已經形成了全民性的運動，農村中千軍萬馬的美術隊伍，日夜苦戰，八一前統計：全縣即有1800個農村美術組，6000多個美術骨幹，7月份完成壁畫23300幅，宣傳張貼畫15000幅，達到村村有壁畫10幅以上，隊隊有壁畫5幅以上，基本上實現了壁畫縣。8月3日縣委在官湖召開了現場會議，又來了一個大躍進，至8月15日，全縣農村美術骨幹發展到15000人，完成壁畫105000幅，宣傳張貼畫78000幅，達到50%的村社戶戶有壁畫1—5幅。”
這種荒唐的空想所展示的無非是語言的口沫與顏色的堆疊，很快就偃旗息鼓了。1959年3月，毛澤東在鄭州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終於說出了作為詩人的親身體會：寫詩也隻能一年一年地發展。不能每人都寫，要有詩意，才能寫詩，“叫每個人都要寫詩，幾億農民要寫多少詩，那怎麼行？這違反辯證法……放體育衛星、詩歌衛星，通通取消”。
毛澤東提到的“體育衛星”多數人可能沒有什麼記憶，但在當年的體育界卻是頭等大事。
1958年2月底3月初，原國家體委頒布《體育運動十年發展綱要》，提出“大力開展群眾性的體育運動，在體育運動廣泛開展的基礎上，加速提高運動技術水平，爭取十年或者更短的時間內，在主要運動項目上，趕上和超過世界水平”。
當年9月，在火越燒越旺的“大躍進”風潮中，“原訂的十年規劃指標已不能適應群眾的衝天幹勁，必須修改”。“躍進”色彩濃鬱的《體育運動十年規劃》隨之出台。
1959年的第一屆全運會為體育“大躍進”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全國共有幾千萬職工參加選拔，很多地方舉辦了“全民體育躍進月”、“全民體育活動周”。在全運會籌備會上，“各省市都表示了態度和決心，要在明年第一屆全國運動會上創造世界紀錄”。各省市都提出了破省、市紀錄，破全國紀錄和世界紀錄的目標。20世紀50年代末，全國在舉重、跳高、跳傘等18個項目中三十餘次打破世界紀錄，在1959年的第一屆全國運動會上，7人4次打破4項世界紀錄。
當時，體育“大躍進”的標準有兩條：一是人人都要達到勞衛製（“勞動衛國體育製度”，源自蘇聯。通過運動項目的等級測試，促進國民特別是青少年積極參加各項體育運動，以提高身體的體力、耐力、速度、靈巧等素質，按年齡組別製定達標標準）；二是人人都要成為運動員。這兩條標準當時被稱作兩個“滿堂紅”。
被人遺忘的除了“體育大躍進”之外，恐怕就是“高校大躍進”了。
曆史學者張鳴在《曾經有過的高校大躍進》一文中寫道：“1958年夏天，在中國土地上，突然之間冒出了數不清的大學，僅僅比後來的土高爐少一點。”
最突出的要數河南，“先是一個地區辦一個大學，後來一個縣一個，一個公社一個”。以“放衛星”出名的河北徐水縣，在縣裏辦起了一個擁有12個係的綜合大學，在每個公社都辦有紅專大學。今天的人們可能無法想象，這樣的大學是由中學換牌而來。中學的老師改稱教授，老農搖身一變為土專家（這裏還有一個好聽的名稱叫“土洋結合”），原來的各個教研組對應成了各個係。比如河南遂平衛星人民公社的紅專綜合大學有10個係，分別是：“1. 政治係，主要學習黨的政策和基本知識；2. 工業係，學習煉鋼鐵和機械、電氣，學生主要集中在工業區（煉鋼鐵的土高爐所在）和拖拉機站；3. 農業係，
學習農業基本知識，怎麼種高產作物；4. 財會係，學習財務管理；5. 文藝係，學習歌曲、戲劇、音樂，自編自演，在學習之餘，要上田頭演出；6. 衛生係，學習衛生保健和防疫以及接生知識；7. 科學技術研究係，學習氣象、土壤、作物栽培、病蟲害防治、品種雜交，據說經常搞一些震驚中外的試驗；8. 林業係，學習苗圃管理、果木雜交；9. 文化係，所有各係的人員都是文化係的學員，按照各自的程度分為高小、初中班，大概專門為紅專大學的學員補習文化課的；10. 政法係，學習黨的方針政策和政法文件，據說是專門培養各個生產隊公安幹部的。”
在全民狂熱的“大躍進”中，城裏的大學自不甘人後。比如，武漢大學物理係“1958年猛然由原來的三個專業，增加到九個專業，有的新專業連一個教師都沒有，就找來某個出身好又特別紅的學生當教研組長（當時學習好是要被批判的），教師沒有先空著，有的專業連名稱都沒有弄清楚，就‘先辦起來再說’”。
不僅專業設置要“躍進”，所用的教材也仿若“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辦法紛紛“躍然而出”。北京大學中文係一群學生（加上青年教師），僅花了35天，就寫出一部78萬字的《中國文學史》。報道比照的對象是中文係教授王瑤，同樣的字數（學術性另有判斷標準），教授們兩年都沒能寫出來。生物係40天編出一本《河北省植物誌》。比照的對象是法國科學家拉馬克，差不多容量的著作，他要用十多年。“北大放了衛星，其他學校當然也不甘落後，北師大編出了100萬字的《中國文學史》（比著放衛星的味道出來了），還編了100萬字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講義》和《蘇聯文學史講義》。中國人民大學弄出了一部100多萬字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據說，這部書加進了中國革命的基本經驗，下限寫到1958年，把大煉鋼鐵都寫進去了。新聞係寫出了《中國軍事報刊史》
《中國出版事業史》《中國廣播事業史》。清華大學幾個月內編出各種教材與專著95部，其中《水工概論》《農田水利工程》《水利工程測量》《工程水文學》《水工量測及模型試驗》是10天工夫就寫出來的。最了不起的要數武漢大學物理係，人家成立了一個攻關小組，要在短時間內破除‘舊’的物理體係，把從牛頓到愛因斯坦的所有定理、公式一掃而光，在幾周內‘建立世界一流的具有武大獨特風格的新物理體係’。”
原本最具科學精神的高校竟做出如此荒唐的事情，這種奇特的景象恐怕隻能出現在當時的中國。
當然，毛澤東早在1958年11月就發現了“大躍進”的問題，在第一次、第二次鄭州會議上都曾提出“壓縮空氣”。但到1959年7月廬山會議時，毛澤東對“大躍進”的總體評價是“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當彭德懷表示：大煉鋼鐵“有失有得”，引起“比例失調”；影響到了工農之間、城鄉之間的關係，“是具有政治性的”；犯錯誤的原因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不同意見時，毛澤東借機發動了一場“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目的則是鼓起已經日漸低落的“革命幹勁”，繼續“大躍進”。
批彭猶如第一次鄭州會議以後，毛澤東意識到北戴河會議以來頭腦發熱，提出要“壓縮空氣”，但同時仍不斷強調批“反冒進”正確一樣，廬山會議說有些東西要糾正，但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仍要批判。
因此，在廬山會議之後，冒進重演。1959年8月在廬山召開的中共八屆八中全會提出，1959年要在工農業主要產品產量方麵，完成和接近完成原定1962年實現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從1958年算起的10年內，要在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麵超過英國，並且要大大提前完成1956年到1967年的農業發展綱要。1959年冬和1960年上半年，“各種‘大辦’一擁而上，如大辦鋼鐵，大辦糧食，大辦縣、社工業，大辦水利，大辦養豬
場，等等，在城市則大辦城市人民公社、大辦街道工業，等等”。到1960年5月，全國不少地方出現了糧荒，工業生產也遇到嚴重困難。1961年1月14日至18日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毛澤東也退居“二線”，大張旗鼓的“大躍進”運動無聲無息地終結了。
毛澤東發動“大躍進”最深層的原因是，他要當社會主義國家的領袖。但就個人原因來說，穀牧在其回憶錄中的一段話應算公允：
毛主席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導師，但他畢竟有著個人的局限性，更有著他所處的社會環境的局限性。毛主席生活在經濟貧困、文化落後的中國大陸上，在奪取全國政權之後，廣大人民群眾急切要求改變一窮二白的麵貌，建設富強文明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毛主席與廣大人民群眾呼吸與共、息息相通，集中人民的意誌，一心一意想把建設搞得快些。我們黨自遵義會議起，一直在勝利前進，奪取了解放全國的勝利，奪取了實現“一五”計劃的勝利。這一係列曆史性的勝利，是燦爛輝煌的，但也使我們黨背上“包袱”，滋長了一種戰無不勝、攻無不取、隻要想幹，什麼都能辦成的盲目性，自覺不自覺地片麵誇大主觀能動性，忽視客觀可能性。連毛主席這樣的偉人也未能例外。
整個20世紀50年代在“大躍進”的高潮中落幕。新中國初建的十年，總體上說是“凱歌行進”的十年，尤其是前幾年所取得的成績堪稱輝煌。其中，盡管有這樣那樣的偏差，但這些偏差都在前進途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克服。何況這樣的偏差放到越久遠的曆史長河中，越減輕其在評價毛澤東之中所占的
比重。
前期的輝煌，使毛澤東有充足的底氣來描畫一個更美好的未來，這才有了1958年的“大躍進”及其以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諸多波折。即使如此，20世紀50年代所奠定的各項事業的基礎，仍值得人們尊敬。當然，“搞運動”本身就是一柄雙刃劍，好的方麵就是有速度、有氣勢、有幹勁，另一方麵，其激烈的形式往往帶來震動、陣痛、震蕩。新中國之後的曆史，不論是“文化大革命”還是改革開放，都能在50年代找到其源頭。從這一點上來說，不論是評價毛澤東，還是從共和國的曆史中找尋動力、吸取教訓，毛澤東在50年代所留下的遺產，都足夠豐富。我們所要做的，就是既不把毛澤東奉為“天上的神”，更不要把毛澤東咒為“地獄之魔”，而是盡可能真實地還原一個偉人。但從目前的現實來看，離這樣的評價仍然有很大的距離。毛澤東是一個擺脫不掉的“巨大存在”，想一想我們自己的行為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他的影響就會很清楚這一點。
當改革走到艱難的今天，我們才意識到，如何評價毛澤東與改革開放之間的關係竟是如此深刻。現實的問題竟要回到曆史中去解決。
“躍進”一詞的發明權屬誰
毛澤東堅持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
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目的何在
從農業到工業的躍進
值得記取的各領域“大躍進”
參考書目：
《毛澤東選集》（四卷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
馬社香：《毛澤東為什麼提倡合作化——訪陶魯笳》，《中共黨史研究》2012年第1期。
《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中華人民共和國法規彙編》（1956年1月—6月）。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出版。
金衝及、陳群主編：《陳雲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
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出版。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編：《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上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出版。
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下卷），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1993年出版。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28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
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出版。
《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