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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到這個時候，在黨內已經沒有人能阻止毛澤東發動“大躍進”了。
後來，鄧小平總結經驗時曾說，“大躍進是不正確的。這個責任不僅僅是毛主席一個人的，我們這些人腦子都發熱。完全違背客觀規律，企圖一下子把經濟搞上去。主觀願望違背客觀規律，肯定要受損失”。這是在黨內。就整個社會情況來說，也是“發燒”的。隻不過那時候稱之為“革命熱
情”、“衝天的幹勁”，共產主義的光明前景鼓勵著人們奮勇奔跑。各行各業，不僅僅是工人、農民，包括高級知識分子、科學家都是興奮莫名的。這是真實的情景，大家一起瘋狂奔跑的情景。毛澤東那種天生鼓動家的熱情話語，刺激著中華民族既自卑又高傲的心理。
毛澤東一再強調，他為中國革命設定的最終目標，是改造中國舊的國家與社會，並摧毀自近代以來便將中國置於屈辱地位的整個“舊世界”。中國的革命不僅要將中國改造成一個擁有普遍正義與平等的新型國家，還要將中國革命的經驗樹立為世界其他被壓迫民族的榜樣，重建中國在國際社會的中心地位。因此，在毛澤東看來，中國革命於1949年取得的勝利決不是革命的終結，而是一個新的起點，“革命後的革命”將更為艱巨。
一個曾經創造過燦爛文明的民族，很長一段時間都是站在世界前列的民族，在近代不僅僅是落後了，而且受盡了外族的欺淩，被稱為“東亞病夫”。新中國成立時，毛澤東說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為什麼那麼引人激動，個中原因可謂五味雜陳。
站起來，就要有經濟實力做保障。這就是毛澤東一直與經濟發達國家美國相比較的原因。1958年開始“大躍進”，起碼在1955年毛澤東就產生了“趕超美國”的想法。
抗美援朝一個很大的因素也是要和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國較量較量，爭取更大的國際空間。想一想，如果打敗了頭號強國美國，才是在世界上站起來了。在毛澤東看來，抗美援朝的結果是中國勝利了。那麼，中國人就沒有什麼奇跡不可以創造出來！毛澤東的自信心有了極大增長。聯係到新中國建立前，許多原來不可能的事，結果都做到了。毛澤東說，準備用九年的時間打敗國民黨。中共內外，恐怕很少有人相信會有這樣的結果，可最終隻用了三年的時間。新中國在剛成立的時候，僅僅
一個物價問題，就讓人看不到希望。毛澤東說，五年恢複，十年建設。又有多少人相信？國民黨手握政權，尚不能解決財政經濟的崩潰，一個新生的政權怎麼能做到？結果，從1949年到1952年，僅僅用了三年時間，國民經濟得以恢複，物價得以穩定，這中間還夾著一個抗美援朝。抗美援朝的對手是不可一世的美國，人們同樣有疑問，能打贏嗎？從1950年10月出兵朝鮮開始到1953年7月簽訂停戰協定，也僅僅用了不到三年時間。1953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改造，最初說是要用十到十五年，最終在1956年完成，又是三年的時間。一次次的不可能都成功地變成了現實。在這樣的狀況下，就自然產生了一種慣性：沒有什麼不可能！隻有想不到，沒有做不到！
毛澤東常講，有比打仗更難的事情嗎？我們戰爭都勝利了，建設為什麼不行呢？“和平時期的經濟建設，難道比打敗蔣介石的八百萬軍隊還困難嗎？我不相信！”
所以，當赫魯曉夫在莫斯科會議上提出十五年超過美國的口號時，毛澤東毫不猶豫地喊出了超過英國的口號。
當時，赫魯曉夫要與西方國家包括美國搞緩和，毛澤東看到的卻是“東風壓倒西風”，他要超過赫魯曉夫成為社會主義陣營的領袖，擔負起領導世界革命的重擔。盡管毛澤東強調，還是蘇聯當頭好，但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包括赫魯曉夫在內，都從毛澤東的言談舉止中，明了他的所思所想。
毛澤東的底氣來自：新中國剛成立就敢於出兵朝鮮對抗蘇聯都不敢與之公開衝突的美國；赫魯曉夫搞非斯大林化後，在波匈事件時求助中共出手相助；赫魯曉夫在處理兩次黨內鬥爭中，都得到毛澤東的堅決支持。還有一點，斯大林去世後，在社會主義大家庭裏，無論是革命資曆的深淺、理論水平的高低，還是政治經驗的多少、領袖魅力的大小，毛澤東都遠在赫魯曉夫之上。
唯一不利的就是蘇聯的經濟成就：蘇聯農業獲得二戰後少
有的連年豐收，兩顆人造衛星先後上天，核動力潛艇試航成功。
對此，毛澤東當然心知肚明：中國要當社會主義陣營的領袖，唯一欠缺的就是經濟實力。“超英趕美”是對國際上說的，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所要超越的是誰呢？那就是蘇聯。毛澤東曾說過，“蘇聯四十年才搞了那麼點糧食和東西，假如我們十年八年能比上四十年當然好，也應當如此。因為我們人多，政治條件也不同，比較生動活潑，列寧主義比較多”。
毛澤東對經濟建設的認識全部來自蘇聯，中國的經濟建設模式在亦步亦趨地學習蘇聯，怎麼超越呢？那就是要有更快的經濟發展速度。更快的經濟發展速度來自哪裏呢？就是中共在戰爭中所熟悉的政治動員、群眾運動，也就是“大躍進”。
毛澤東在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曾說：“我們是不是可以把蘇聯走過的彎路避開，比蘇聯搞的速度更要快一點，比蘇聯的質量更要好一點？應當爭取這個可能。”
1958年5月7日，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上說，蘇聯是20年加半年（從實行新經濟政策開始，到蘇德戰爭爆發），把鋼產量從400萬噸（1913年的產量）搞到1800萬噸。1957年是5100萬噸。我看，我們搞到5100萬噸，不需要這麼多時間。我們的老底子是90萬噸（1943年的產量），到1962年，13年間將搞到3000萬噸，可能是3500萬噸，也許是4000萬噸。從1949年算起，可能隻要15年就能搞到5100萬噸；或者從今年算起，隻要7年搞到4000萬噸，再加1年，就可能搞到5100萬噸。
正是八大二次會議通過的“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開啟了“大躍進”運動。
1958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明確提出1958年鋼的產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達到1070萬噸，1959年達到2700萬—3000萬噸；1959年的糧食產量8000億―10000億斤，棉花產量9000萬―10000萬擔。可到了10月，在西安召開的九個省市農業協作會議的總結報告中，糧食產量又翻了一番：1959年全國糧食
產量必須保證15000億斤，並力爭達到2萬億斤。西安會議上竟出現了一種奇特的說法：我國糧食產量如果再提高，“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國來也夠用”。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通過的《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初稿）》，要求到1972年全國平均糧食畝產達5000―10000斤，棉花畝產達到500―1000擔，全國耕地實行“三三製”（三分之一種植農作物，三分之一休閑和種植綠肥，三分之一種樹種草）。12月，八屆六中全會決定：1959年糧食產量指標10500億斤，棉花指標1億擔，與鋼、煤指標一起，合稱為1959年的“四大指標”，並公開發表。
北戴河會議高調宣布：“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而據當時在蘇共中央工作的傑留辛回憶：如果說到有什麼事情曾經把赫魯曉夫激怒過，那麼，首先是中國宣布要比蘇聯提前進入共產主義這件事。
北戴河會議之後，“大躍進”運動的熱潮迅速席卷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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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熱潮首先從農業開始。
之前，蘇聯剛剛發射了兩顆人造地球衛星，震動了全世界。中國人也要震動全世界，就在糧食產量上放起了“衛星”。
1958年6月8日，河南省遂平縣率先放出
畝產小麥2105斤的“衛星”；6月26日，江西貴溪縣放出水稻畝產2340斤的“衛星”。
隨後，“衛星”越來越多，也越放越大。小麥“衛星”畝產最高的為9月22日《人民日報》報道的青海蹇什克農場畝產8585斤；水稻“衛星”畝產最高的為《人民日報》9月18日報道的廣西環江縣紅旗農業社畝產130434斤。除了主糧小麥、水稻“衛星”以外，所有的糧食作物與經濟作物，包括水果、蔬菜，如玉米、高粱、穀子、番薯、芝麻、南瓜、芋頭、蠶豆、蘋果等，無一例外地都升起了“衛星”。
實際上，從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審閱的社論《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提出“在生產戰線上來一個大的躍進”開始，就已經出現了浮誇、弄虛作假的現象。該社論就提到“1956年公布了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以後，廣東和福建兩省就有七個千斤縣。今年（1957年）如河北有11個社達到了千斤以上”。
1957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公布中共湖北省委《關於各級幹部種試驗田的報告》，其中稱“（紅安縣）副縣長蕭林山兩畝試驗田，獲畝產水稻千斤的紀錄。七裏區區委書記工作中的一畝花生試驗地，獲畝產1190斤紀錄，還有皮棉畝產100斤，紅苕為畝產10000斤的紀錄”。
1957年底，《人民日報》頭版報道，四川九個縣市達到綱要指標，“其中郫縣產量最高，平均畝產1083斤”，成為全川第一個千斤縣。1958年5月，四川郫縣舉行黨代會，縣委書記高義祿驕傲地宣稱，小春豐收已成定局，據各鄉估產，總產量比去年增加一倍以上。
1958年1月3日，《人民日報》報道稱廣東汕頭專區1957年約有2000畝田達到畝產糧食3000斤。
1958年1月5日，《人民日報》刊登新華社4日報道《湖北省孝感縣聯盟農業社創全國最高紀錄》，稱“一季晚粳稻，有
三畝平均畝產2137.5斤，創造全國一季晚稻單位麵積產量最高紀錄”。
1958年2月17日，《中國青年報》第一版整版報道了貴州金沙縣打壩鄉民豐社青年試驗田晚稻畝產3025斤的新紀錄，團中央致電祝賀並號召全國青年學習。
不幾日，《人民日報》報道了甘肅省文縣景象壩農業社的一個青年突擊隊，在2畝5分山地裏創造了畝產馬鈴薯17410斤的全國高產紀錄。
隻不過這種局部浮誇，在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會議，毛澤東提出“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之後，發展為全國性的浮誇。最典型的口號就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個口號多次出現在《人民日報》社論中，在8月27日更以通欄大標題出現。10月，有總結說，今年我國農業生產出現的新的規律就是高產，所有外國和中國農業科學書籍講的那些規律，都被徹底推翻了。
推翻規律的不是現實存在的，而是假造出來的，也就是說幻想出來的。當時，有兩種方法，一種是“並田”法，即把許多塊茁壯的成熟或基本成熟的莊稼移栽並到一塊田裏。說白了，就是把成百上千畝土地的產量，算作一畝的產量，再根據這一畝的產量得出總產量。在今天看來，完全是自欺欺人的辦法，居然讓大家興奮不已，樂此不疲，真是難以想象。另一種是密植株數推算法。它不像“並田”法，還要“費勁費力”把糧食堆在一起，直接計算多大空間能放多少糧食就好。以山東壽張縣為例，一畝穀子可以密植四五十萬株，一棵穀穗一兩穀，結果畝產就是30000斤。好笑的是，當時的各級領導機關和新聞單位對此憑空得來的數字一清二楚，卻“鐵嘴鋼牙”堅信不疑。亦能如此，夫複何言！
薄一波回憶說：
從6月中旬開始，剛成立的各大協作區先後召開農業協作會議。由柯慶施同誌任主任的華東協作區首先放出一炮：華東五省市（不包括山東）去年糧食總產715億斤，今年夏季就收了203億斤，加上秋季將有1200億斤，比去年將增加507億斤，增長近70％。譚震林同誌6月25日在會議總結中說，一般規律農業隻能增長4％、5%，最多6%，一般的跳躍可達10%、20%，華東今年增長70％，這是飛躍。他說，根據華東的經驗，原來估計今年全國增產1000億斤，就小得不像樣子了。毛主席要求做到5年內全國人均糧食2000斤的任務，可能3年，至多4年就能完成。此後，其他各大協作區也紛紛按“大躍進”的願望和要求測算本區的產量。湘、鄂、贛、粵、桂五省區協作會議估計，春收作物和早稻增產1倍多。一向低產的西北地區提出：1958年每人平均糧食產量要達到1100斤，1959年2000斤，1962年突破3000斤。1958年8月25日，農業部黨組提供給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報告稱：1958年全年糧食總產量超過8000億斤，比1957年的3700億斤增加4000多億斤，增長1倍以上。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對農業部的數字有所保留。9月1日發表的會議公報宣布：1958年糧食產量將達到6000億到7000億斤，比上年增長60％到90％；棉花產量達7000萬擔，比上年增長1倍以上。10月，譚震林同誌在西安召開的華北、東北和陝西九個省市農業協作會議上所作的總結報告稱：1958年全國糧食產量8000億斤是肯定的，1萬億斤是可能的。12月初召開的八屆六中全會認為西安會議估計產量水分大，打了個折扣，在12月10日發表的全會公報中宣布：今年糧食產量將達到7500億斤左右，棉花產
量將達到6700萬擔左右。那一糧食年度的征購任務和經濟生活，基本就是以這個估計數字為基礎安排的。
結果呢，在熱熱鬧鬧的喜劇之後，就是一個淒淒慘慘的悲劇——大饑荒。彭德懷在1959年7月的廬山會議上，因為批評“大躍進”，被扣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大帽子而打倒。
“農業大躍進”又逼著工業開始“大躍進”。在毛澤東看來，農業能創造奇跡，工業同樣能創造奇跡，這就是全黨全民大辦鋼鐵。隨著毛澤東的一聲號令，1958年夏秋之際，全國上下9000萬人掀起了大煉鋼鐵運動，各地“捷報頻傳”，鋼鐵產量“直線上升”。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時，毛澤東在內部提出七年趕上英國，再加八年趕上美國的十五年目標。已不是莫斯科會議上對外宣稱的十五年超過英國的目標。僅僅過了一個月，他又估計說：“趕超英國，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隻需要兩年到三年，兩年是可能的。”這還不算完，到了9月初，他又提出，“除了造船、汽車、電力這幾項外，明年就要超過英國”。實際上，這個時候英國已落在他的身後了。他鼓動黨員幹部說：“為5年接近美國、7年超過美國這個目標而奮鬥吧！”
為支持鋼鐵工業的“大躍進”，能源工業、交通運輸業以及與之配套的行業都快速“躍進”起來。
1959年，鋼產量指標為2700萬噸至3000萬噸，實際產量隻有1122萬噸，3000萬噸的計劃直到1978年才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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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熟悉的多為農業、工業的“大躍進”，實際上在多個領域都出現了“大躍進”，甚至是人們想象不到的領域，比如，公安工作的“大躍進”。
據安徽省公安廳原常務副廳長尹曙生撰文披露，《人民日報》1958年發表由毛澤東親自審閱的元旦社論《乘風破浪》之後，公安部於1月22日召集部分省市公安廳局長參加的彙報會，討論公安機關如何開展“大躍進”的問題，會上製訂了《1958年公安工作計劃要點》。“要點”要求全國公安機關“努力實現無15元以下的盜竊案、無10元以上損失的火災、無較大群眾性迷信活動、無賭博的‘四無’農業生產合作社和無破壞事故、無百元以上盜竊案、無10元以上火災的機關、企業、學校”。
這個計劃要點後來經過毛澤東親自審閱發出。這實際上是要求各級公安機關，動用專政工具，來保衛、促進“大躍進”運動。
貴州省公安廳率先響應，於1958年2月提出在全省開展無火災、無積案、無土匪、無盜竊、無騷亂、無煙毒流行、無賭博活動”的“七無”運動。公安部立即發文推廣貴州的做法。全國各級公安機關在“七無”的基礎上，又提出了五花八門的“十無”、
“幾十無”、“百無”。之後，一些地方又“躍進”到“玻璃板”、“水晶石”的水平，就是說整個社會治安狀況要像玻璃板、水晶石般幹淨、明亮，不能有一宗犯罪，甚至夫妻吵架、婆媳拌嘴都不能有。這樣的目標，在今天看來，在幻想中都不可能實現。那麼，經過領導批示後，公安機關沒有人說不能實現。怎麼實現呢？很簡單，就是把社會上那些被認為是壞人和可能成為壞人的人，“無一漏網”地抓起來，關進看守所、拘留所、收容審查所、集訓隊、監獄。
結果，從中央到地方，層層製訂捕人計劃，下達捕人指標，捕人指標驚人！從1958年到1960年，很多地方抓捕的人數超過1949年至1957年的總和。以安徽省為例，1957年逮捕犯罪嫌疑人8000多人，而1958年中央下達的捕人指標是4.5萬人，安徽省完成10.1萬多人；到1960年，3年共逮捕17.3萬多人。被逮捕的人中，大多數是無辜的勞動群眾，他們或因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鐵、公共食堂、刮共產風不滿，說說牢騷話；或因為饑餓，為了活命而偷青吃青；或為了避免餓死，私分、偷盜生產隊的糧食，或哄搶生產隊、生產大隊倉庫糧食；或為了活命外流被當作流竄犯拘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