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發生的多重原因及多領域“大躍進”
1957—1959年
毛澤東在50年代
1958年5月26日至30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是“大躍進”運動的發端。而“躍進”一詞的發明權卻應該歸屬於周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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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會議開幕前一天，即5月25日，彭真曾將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社論《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送毛澤東再閱，以此說明“躍進”一詞的最早使用始於此。會議開幕當天的早7時，毛澤東即致函參加會議的所有同誌說：
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社論，覺得有味，主題明確，氣度從容，分析正確，任務清楚。以“躍進”一詞代替“冒進”一詞從此篇起。兩詞是對立的……此文發表時，我們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國內同誌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頒發博士頭銜的話，我建議第一號博士贈與發明這個偉大口號
（即“躍進”）的那一位（或者幾位）科學家。
《人民日報》的這篇社論還將“躍進”與“冒進”做了區分並對立起來：
有些人害了右傾保守的毛病，像蝸牛一樣爬行得很慢，他們不了解在農業合作化以後，我們就有條件也有必要在生產戰線上來一個大的躍進。這是符合於客觀規律的。一九五六年的成績充分反映了這種躍進式發展的正確性。有右傾保守思想的人，因為不懂得這個道理，不了解合作化以後農民群眾的偉大的創造性，所以他們認為農業發展綱要草案是“冒進了”。他們把正確的躍進看成了“冒進”。他們不了解所謂“冒進”是沒有實際條件，因而是沒有成功可能的盲目行動。
而我們在一九五六年的躍進卻完全不是這樣，是有很多可以實現的條件，因而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否則，就無法說明，為什麼一九五六年我國遭受了嚴重的自然災害，而糧食產量卻超過了大豐收的一九五五年一百多億斤。
而最早提出“冒進”、鼓勵“冒一點”的一直是毛澤東。
就在毛澤東的信發出之後，彭真又把周恩來1957年6月26日在全國一屆人大四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送給了毛澤東，並附言：“主席：‘躍進’一詞，在這個報告中已用了。”此時，彭真的用意很明確，就是要向毛澤東說明“躍進”與“冒進”兩詞的替換並非出自《人民日報》社論，“躍進”一詞的發明權還是應該屬於周恩來。
從彭真附言送給毛澤東當天夜裏，周恩來就給毛澤東寫了
一封信來看，彭真與周恩來之間是有互動的。為什麼彭真先送上了一篇《人民日報》的社論？答案是這篇社論的基調與將於第二天召開的政治局會議的主題高度相關。得到毛澤東肯定後，彭真才拿出了周恩來1957年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何以這樣做？此時，周恩來正因為主持“反冒進”，接連在幾個會議上做著檢查，甚至痛哭過。彭真是要幫周恩來緩解壓力。
周恩來在給毛澤東寫信的同時，還附送了一冊《政府工作報告》的單行本。
周恩來在信中注明該報告“第9頁和第14頁上，提到1956年建設是躍進的發展”之後，迅即轉入回顧和檢討自己在使用此詞時的思想認識。
報告第9頁的原文如下：
1956年，伴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的到來，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有了一個躍進的發展，經濟事業和文教事業的發展規模和速度，都大大地超過了五年計劃的前三年，有些甚至超過了前三年增長的總和。
報告第14頁的原文如下：
有人認為，我國的發展國民經濟計劃在1956年全麵冒進了，在1957年又全麵冒退了。很明顯，這種意見是不正確的。我國1956年的計劃，是在改造和建設的高潮中擬定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勝利，大大鼓舞了勞動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他們紛紛要求增加生產，提高工作定額。1955年農業的大豐收，又為國民經濟的發展準備了物質條件。同時，基
本建設發展到了五年計劃的第四個年度，也確實有擴大規模的必要。這些情況，都說明我們不但需要而且有可能加快建設的速度。1956年的計劃就是適應這種情況，采取了躍進的步驟，而且在各方麵取得了如前所說的巨大成就。不錯，某些指標是大了一些。但是，這是屬於局部性質的缺點。
這裏麵有“躍進的步驟”、“躍進的發展”兩個關鍵詞，這表明“躍進”一詞的最初使用確是出自此處。彭真有為周恩來解圍的意思，但周恩來則沒有為自己開脫的想法。
因此，周恩來在給毛澤東的信中寫道：
我又將這個報告讀了一次，覺得我當時的中心思想是維護社會主義，反擊右派，從建設的實績上，肯定了1956年的建設是躍進的發展，拋棄了對1956年建設是“冒進”的錯誤估計。但是，我當時還沒有意識到反“冒進”是方針性的錯誤，因而也就沒有認識多快好省的方針和農業綱要四十條可以促進社會主義建設，使其成為由量到質的躍進。我在這次黨的會上發言，說那時是“開始覺醒”，經過了三中全會、杭州、南寧、成都三次會議的整風，和接觸了一些群眾實際活動，才真正認識到這條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正確和力量。這是合乎實際情況的，因而我在這半年多的整風中，思想並無抵觸，隻是深刻地感到自己思想認識的落後。
在八屆三中全會，以及杭州、南寧、成都三次會議上，周恩來不是被批評，就是做檢查。而周恩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則在這幾次會議之前。周恩來報告中所說的“躍進”，並
不是針對自己的“反冒進”，而是針對右派的立場來說的。周恩來怎麼也想不到，毛澤東批評他：離右派“五十米遠”。
周恩來在信中說得很明白：
這也足以說明為什麼在我的政府工作報告發表後隻能起批判右派的作用，而對1956年建設是躍進的發展的估計並不能起促進社會主義建設的作用。必須在人民日報去年11月13日和12月12日《必須堅持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兩篇社論根據三中全會主席宣告的精神進行號召後，才能起動員輿論、促進運動的作用。從這裏可以看出一個真理，單單選詞相同，這是形式問題，主要地要看立的什麼旗，破的什麼邪。人民日報兩篇社論是立的多快好省和農業綱要四十條的大旗，破的反“冒進”而“促退”的歪風邪氣，所以能夠提綱挈領、勢如破竹地促進社會主義建設。因此，我認為人民日報這兩篇文章有同樣價值和功勞。
這兩篇文章是由毛澤東親筆圈閱審定的。在這裏，周恩來不僅沒有爭取“躍進”一詞的發明權，而且將“躍進”一詞的發明權記在了《人民日報》兩篇社論頭上，他自己則謙虛地辭讓了。毛澤東後來也沒有把“躍進”一詞的發明權還給周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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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1月21日，毛澤東參加莫斯科會議後從蘇聯飛回國內。國內的建設現狀讓他很不滿意。
李銀橋記述了當時發生在毛澤東身邊的一件事：大約是1957年12月左右，警衛隊一位戰士探家回來，不但寫了調查報告，還帶回一個窩頭，又黑又硬，交給毛澤東說：“我們家鄉的農民生活還很苦，他們就是吃這種窩頭，我講的是實話。”
毛澤東接過窩頭，眼圈立刻就紅了，手也有些抖。他一邊掰一塊放在嘴裏，一邊分給我們這些身邊的工作人員：“吃，你們都吃一塊。這就是我們農民的口糧，這就是種糧的人吃的糧食嗬！……”
那天，毛澤東失眠了。嘴裏不斷地喃喃著：“為什麼是這樣呢？為什麼？……人民當家做主了，不再是為地主種田，是為人民群眾自身搞生產，生產力應該獲得解放麼……”
以後很長時間，毛澤東一直記著這件事，多次自言自語：“我們是社會主義麼，不該是這樣。要想個辦法……”
“要想個辦法”也是走向“躍進”的關鍵點之一。
他的辦法就是《必須堅持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這是1957年12月12日，毛澤東親
自審定的《人民日報》社論的題目。而“多、快、好、省”，尤其是“多、快”，是被周恩來視為“冒進”來反的。
社論批評“反冒進”道：
在去年秋天以後的一段時間裏，在某些部門、某些單位、某些幹部中間刮起了一股風，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針刮掉了。有的人說，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訂得冒進了，行不通；有的人說，一九五六年的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全部冒進了，甚至第一個五年計劃也冒進了，搞錯了；有的人竟說，寧可犯保守的錯誤，也不要犯冒進的錯誤（陳雲說過這樣的話——筆者注），等等。於是，本來應該和可以多辦、快辦的事情，也少辦、慢辦甚至不辦了。這種做法，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當然不能起積極的促進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極的“促退”作用。
在杭州會議（1957年12月8日至1958年1月初）上，毛澤東發了脾氣。他自己後來說：“我是放恩來的火，有柯老（指柯慶施）為證，就在杭州，實在憋不住了。幾年之氣，就向薄一波發泄。我說：我不聽你這一套，你講什麼呀？我幾年都不看預算了，橫直你是強迫簽字。”毛澤東還在周恩來麵前“發了一通牢騷”，說：“《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出版）一書的序言，對全國發生了很大的影響……我就成了‘冒進的罪魁禍首’。”
緊接著的南寧會議（1958年1月11日至22日），毛澤東偏離總結第一個五年計劃執行情況和討論第二個五年計劃及長遠規劃等議題，集中批評“反冒進”。南寧會議成為“大躍進”發動過程中具有重要意義的會議。毛澤東說：
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這是政治問題。首先沒有把指頭認清楚，十個指頭，隻有一個長了包，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學生），多花了一些錢，這些東西要反。當時不要提“反冒進”，就不會搞成一股風，吹掉了三條：一為好快多省，二為四十條綱要，三為促進委員會。這是屬於政治，不屬於業務。一個指頭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來“庫空如洗”、“市場緊張”，過了半年就好了，變過來了。沒有搞清楚六億人口的問題，成績主要，還是錯誤主要？是保護熱情，鼓勵幹勁，乘風破浪，還是潑冷水泄氣？
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毛澤東逐步形成了“九個指頭（正確的方麵）和一個指頭（錯誤的方麵）”的思維定勢，凡是認為錯誤超過“一個指頭”者，都是“右傾”。對經濟工作的正常探討變成了敏感的政治問題。
南寧會議印發的22個參考文件中，李先念1956年6月5日在一屆人大三次會議的報告中關於“反冒進”的一段話、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報《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社論、周恩來1956年11月10日在八屆二中全會上《關於1957年計劃的報告》節錄，都成了反麵教材。
針對“反冒進”所堅持的經濟發展要保持“綜合平衡”的觀點，毛澤東批評道：
平衡是相對的、暫時的、過渡的，不平衡才是絕對的……隻有把平衡不斷打破，事業才能前進。平衡打破了就前進了，前進又達到平衡，平衡又是暫時的，然後又有好多工作前進了，又把原來的平衡打破，又前進。
在毛澤東那裏，平衡也有了政治性質：平衡是革命的平衡，是積極的平衡，不是消極的平衡，不是保守的平衡。
“破消極平衡，立積極平衡”後來成為“大躍進”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
毛澤東是個哲學家，他在講辯證法。但是他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這樣一個問題，即平衡與不平衡的轉化是需要條件的。條件有主觀條件，有客觀條件。毛澤東隻強調主觀條件，忽略客觀條件，一味要求不斷打破原有定額、指標和計劃，使所謂的“積極平衡”始終無法建立起來。
對《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所說“在反對保守主義之後，特別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針和發布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後，在許多同誌頭腦中就產生了一種片麵性（急躁冒進）”，毛澤東認為，這一段話是尖銳地針對他的。
他還說，社論引用了其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序言中的話，是借刀殺人，“引用我的話來反對我”。
在大會上，毛澤東對周恩來說：“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
1958年1月19日晚，周恩來在大會上作了檢討。
1958年1月31日，毛澤東撰寫的《工作方法六十條》印發。這些方法都是指導黨員幹部如何工作的。
其中的第二十一條，可以看作是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的現實基礎與思想基礎。他寫道：
我們的革命是一個接一個的。從1949年在全國範圍內奪取政權開始，接著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開始農業合作化，接著又是私營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三大改
造……在1956年基本完成。接著又在去年進行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這個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但是問題沒有完結，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每年都要用鳴放整改的方法繼續解決這一方麵的問題。現在要來一個技術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點的時間內趕上和超過英國。中國經濟落後，物質基礎薄弱，使我們至今還處在一種被動狀態，精神上感到還是受束縛，在這方麵我們還沒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勁。再過五年，就可以比較主動一些了；十年後將會更加主動一些，十五年後，糧食多了，鋼鐵多了，我們的主動就更多了。
2月13日至23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繼續批“反冒進”：“反冒進”反得那麼厲害，把群眾的氣泄下去了，加上右派的猖狂進攻，群眾的氣就不高，我們也倒黴。我們這些中央委員，你就那麼舒服呀？我是不舒服的。
由此，他說，“冒是有點冒，而不應該提什麼‘反冒進’的口號”，“今年下半年，你們就會看到，要有一個大冒就是了，我看是比那一年冒進還要厲害”。
陳雲在此次政治局會議上，發言檢討了“反冒進”中的“錯誤”，時間是2月18日。李先念和薄一波也先後進行了自我批評。
盡管如此，2月政治局會議的整個氣氛比之南寧會議要緩和得多。毛澤東說，南寧會議還是要放一炮的，我看不過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誌緊張。先念同誌現在還睡不著覺，吃安眠藥，何必那麼緊張。今後還是靠你們這些人辦事，此外沒有人。
18日，毛澤東給“反冒進”定性說：“1956年‘反冒進’
這是個什麼事情呢？大家都在正確的路線之下，在個別問題上意見不一致，這麼一種性質。”也就是說，這是黨內正常的意見之爭。但之前的幾次會議，以及在做這樣的定性之前的這次會議，都把“反冒進”和反馬克思主義聯係在了一起，甚至和右派聯係在了一起，實際上是壓製了黨內的不同意見。
為了鞏固“反冒進”的成果，毛澤東提議再到成都開一次會。這就是1958年3月9日至26日在成都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再次對“反冒進”進行了批評。25日，周恩來、陳雲再次就“反冒進”問題進行了檢討。
成都會議通過的《關於1958年度計劃第二本賬的報告》則對2月份報告（指1958年2月3日薄一波向一屆人大五次會議所作的《1958年關於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即成都會議的“第一本賬”）的指標進行了重大拔高，且被認為“這確是一個多快好省的賬”。
農業方麵：糧食總產4316億斤，比1957年增加616億斤，“大體相當於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增產的總和”；棉花總產4093萬擔，比1957年增加813萬擔。
比較起來，1958年的糧食增速為16.6％，棉花增速為24.8％，被稱為“這是我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
工業方麵：工業總產值比“第一本賬”增加157億元，比1957年實際完成的產值增加224億元，增速為33％。
正是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正確的個人崇拜”問題，並說：
問題不在於個人崇拜，而在於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體的領導也不成。我們黨在曆史上就是強調個人作用和集體領導相結合的。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鳴，有個人目的，就是為了想讓別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對列寧，說列寧獨裁。列
寧回答很幹脆：與其讓你獨裁，不如我獨裁好。
對此，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回應說：“對主席就是要迷信。”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更進一步：“我們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主席要服從到盲目的程度。”個人崇拜、個人迷信的氛圍開始形成，這為以後的獨斷專行創造了條件。
在緊接著舉行的武昌會議（1958年4月1日至9日）上，毛澤東將“反冒進”的一部分人劃為“觀潮派”與“秋後算賬派”。他說：有些人可能是“觀潮派”、“秋後算賬派”，如果今年得不到豐收，還會有人出來說“我早就有先見之明，還是我的對”。到那時又要刮台風的。黨內中間偏右的人是“觀潮派”，他們是“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