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論傳統文化與現代化
今天我們在這裏組織省政協第18次常委集體學習報告會，有幸請到了資深學者，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前所長、研究員資中筠先生為我們作文化新論專題講座。
資先生1930年生於上海，畢業於清華大學西方語言文學係，精通英文和法文，專攻國際政治和美國研究，參與創辦了中華美國學會和《美國研究》雜誌，發起並主持創辦了中美關係史研究會。她對中西曆史文化與中國現代化問題有深入廣泛的研究，寫作並出版了大量的學術著作、隨筆雜文集，還翻譯了巴爾紮克（法）、薇拉·凱瑟（美）、阿蘭·德波頓（英）等著名作家的著作。資先生是當今著名學者、翻譯家，閱曆豐富，同時又是一個非常謙遜的人。她在《世人風骨》一書中說：“‘獨立’二字彌覺珍貴。我隻希望以獨立學人的身份立於世，也希望世人以此知我。”因此，我在這兒就不多介紹她的許多珍貴身份與學術成就了，大家網上一搜索便知。
剛才，資先生的報告中講的文化概念是“大文化”，講的是一個民族的振興和發展的思維模式、行為方式、基本價值等精神支撐。她從理論到現實，從理性到哲學的高度，深入淺出地向我們娓娓道來。資先生的報告視野宏闊，內容豐富，思想厚重，她說：人類文化是同一性與多樣性的統一，製度決定文化，自由是文化繁榮的重要條件，文化似水總是向低處流，文化建設要麵對現實、向前看，思想不能用錢買……這些觀點對我們有“投石衝開水中天”的豁然開朗之功，有“吹沙見珠”的喜悅，有振聾發聵的文化教誨之效。資先生以獨立學者的身份，以知識分子責任之擔當，以其厚實的文化底蘊，高度理性地對文化建設發言，啟人心智，發人深思。資先生已是82歲高齡了，還為我們作如此難能可貴的講座，我深深地感到資先生不是“為學問而學問”，她的博學多才是為了中華民族文化複興而在追根曆史和世界，令人敬仰！
下麵我以“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為題，與大家進行學習交流。
文化是民族的靈魂。如果說科技是一個國家的硬件，那麼文化就是一個國家的軟件。社會文明進步必然要對傳統文化進行合理的揚棄，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需要傳承與創新同在，吸納與化合同行。
一、科學辯證地認識我國傳統文化
文化發展史是人類精神史，是人類智慧的發展史。公元前500年前後，世界幾個文明古國爆發出精神大飛躍，史稱“軸心時代”。此時期產生了幾位大家，西方有古希臘的蘇格拉底（與柏拉圖、亞裏士多德合稱“三傑”），東方有印度的釋迦牟尼，中國的孔子、老子等諸子百家。春秋時產生的孔孟之道、道德經等豐富的哲學思想閃耀著智慧的光芒，是我們引以自豪的文化光輝。
“儒學”，以“仁”為中心思想，以“禮”為行為準則，“有教無類”是樸素的建設禮儀之邦的理想，是中華文化的主軸。例如孫中山先生就從這些儒家典籍中摘取一些至理名言和經典箴言，將其作為論據，向民眾講述深刻的革命道理。比如他從《周易·革卦》中引用了“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從《禮記·禮運》中引用了“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從《尚書·周書·泰誓中》中引用了“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等。但是，儒學經曆了漢代的獨尊儒術，唐代的儒佛並重，宋明的理學傳布，經過了曆代門徒的不斷闡釋與演繹，把儒家的綱常名教提升到神聖天理的玄虛程度，儒家學術已演變成政治哲學。經兩千多年曆代封建帝王不斷地褒揚，孔子被尊為“萬世師表”、“大成至聖文宣王”。儒家學術也被宋代開國宰相趙普鼓吹成“半部論語治天下”的治國之術，實質是皇權的愚民之術，統治之術。孫中山先生曾明確地主張，傳承中國傳統文化也要正視其中的一些糟粕，他提倡“用古人而不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為古人所奴”。正如電視劇《走向共和》中孫中山與康有為的一段精彩對白反映的那樣。孫中山一針見血地指出：“四書荼毒生靈，五經鈍化人心，三綱生產奴才，五常捆綁性情，這是文化之病。”從晚清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一批思想文化巨匠在開啟民智、塑造新民、批判國民性、倡導新文化方麵奔走疾呼。梁啟超1901年率先向國人介紹盧梭的“天賦人權”學說，1902年發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論》。文中說：“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陳獨秀在《再答俞頌華》中說：“儒學孔道非無優點，而缺點正是與近世文明社會絕不相容，其不適現代社會倫理學說。”李大釗說：“抨擊孔子，非抨擊孔子之本身，乃抨擊專製政治之靈魂也。”魯迅先生所倡導的中國文化發展的基本思想：“明哲之士，必洞達世界之大勢，權衡較量，去其偏頗，得其神明，施之國中，翕合無間。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複古，別立新宗。”近百年來，這些思想燭照著我們探索文化前行的路。
五四新文化運動批“孔家店”是一次思想和文化的解放運動。然而，“文化大革命”的“批孔”則是一場鬧劇，是一場政治運動，它的後果是對傳統文化的毀損和拋棄。由於政治上的對立，我們大陸搞“文化大革命”，台灣那邊對著搞了“複興中華文化運動”（“九年國教”）。其實質是搞政治，卻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傳統文化發揚光大的效果。當台灣開放旅遊後，歸來者都有一個共同感受：台灣傳統文化保存比大陸好！人的文化素質、禮貌禮儀也好。新文化運動領袖之一胡適先生是傳統文化底蘊厚重的飽學之士，胡適先生逝世，蔣先生送的挽聯很有意味：“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這從一個側麵說明，在社會轉型中，一個具體人的文化轉型可以實現傳統與新文明的高度融合。
毛澤東曾經指出：“今天的中國是曆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曆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曆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繼承這一份珍貴的遺產。”在中華文明史中創造的文化傳統，是以自然經濟為基礎、以血緣宗法關係為紐帶、以封建製度為依靠而發展起來的，其中以孔孟之道和朱程新儒學為主導的儒家禮教作為統治思想，綿延了中國農耕封建社會兩千年。因此，我們傳承傳統文化應摒棄其局限性和封建殘餘內容。我們應回歸中國文化的源頭，儒、道、釋三家互補的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它們對於我們應對在當今市場經濟條件下“道德國度麵臨道德解體的危機”和應對“新世紀三大矛盾”（全球化與國家利益的矛盾，即“現代國際關係”；高消耗生活方式與資源、環境的矛盾，即“現代人與自然關係”；市場經濟規則與社會交往規則的矛盾，即“現代人文關係”）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