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指出：要加強對優秀傳統文化思想價值的挖掘和闡發，維護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新時代鼓舞人民前進的精神力量。全會提出的優秀傳統文化與時代的融舊鑄新，目的是促進優秀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的建構，使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服務於當下的社會生活和實踐，實現傳統文化的返本開新與創造性轉換，本質是讓傳統優秀文化的因子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讓優秀的中華文化所提供的世道人性、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內化於民眾心理和生活之中，體現在人格結構中，成為中國人的文化符號之一。
二、中華文化源遠流長
人類文明第一個形態是農業文明。六七千年前世界出現了四大文明古國，中國為其一。到了兩三千年前，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文明相繼衰亡，而古代中華文明持續發展。此時，在歐洲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臘和古羅馬文明相繼崛起。古代中華文明和古希臘羅馬文明猶如兩顆璀璨的明珠，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在世界東西方交相輝映。
古希臘哲學被公認為歐洲文化的搖籃，歐洲文明的根本。蘇格拉底哲學根本：認識你自己。柏拉圖提升為：理念不僅具有認識的目的，也具有生活的目的。亞裏士多德總結成希臘思想體係。歐洲文藝複興正是源自古希臘的這種純粹的普遍的理性精神，創生出西方的自由、民主和科學精神；加之古羅馬公民身份觀念及由此形成的人權和法律傳統；再加之希伯萊人的宗教信仰及由此形成的基督教倫理價值觀念：這三者合一的文化，形成了歐美的基督教文明。西方資產階級逐步形成的價值體係，曾在反封建專製主義統治和發展市場經濟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國文化的源頭是儒、道、釋，三家互補的文化成為中華傳統文化。其中以孔孟之道和朱程新儒學為主導的儒家禮教作為統治思想，綿延了中國農耕封建社會兩千年。（春秋時產生的孔孟之道——“儒學”，以“仁”為中心思想，以“禮”為行為準則，有教無類是樸素的建設禮儀之邦的理想，是中華文化的主軸。它經曆了先秦的百家爭鳴，漢代的獨尊儒術，唐代的儒佛並重，宋明的理學傳布）儒家闡述的是人與社會的關係，道家闡述的是人與自然的關係，佛教（自隋唐傳入我國，中國佛教分為漢傳、藏傳、泰傳“上座部”語係，而印度佛教早在13世紀已消失）闡述的是人與心靈的自我關係。儒、道、釋所闡述的養心之道、養生之道、養性之道，是中華民族燦爛文化中的寶貴財富，它們所提供的世道人性、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已深深內化於民眾心裏和生活之中，甚至體現在人格結構中，成為中國人的文化符號之一。
中華民族五千年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是中國文化的根。其哲理智慧、理性價值和人文精神至今仍然閃爍著耀眼的光芒。講仁義、倡忠勇、敬孝悌、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合和、求大同等思想，影響了世世代代的中國人。2003年12月10日溫家寶在哈佛大學發表《把目光投向中國》的演講，指出：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早在兩千多年前，就產生了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學說和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學說，以及其他許多也在中國思想史上有地位的學說流派，這就是有名的“諸子百家”。從孔夫子到孫中山，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有它的許多珍貴品，許多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好東西。比如，強調仁愛，強調群體，強調和而不同，強調天下為公。特別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操，“民為邦本”、“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待人之道，吃苦耐勞、勤儉持家、尊師重教的傳統美德，世代相傳。所有這些，對家庭、國家和社會起到了巨大的維係與調節作用。
1993年，在美國芝加哥召開世界宗教大會，會議發表了《全球倫理宣言》。孔子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作為具有普遍意義的道德觀念寫入《宣言》。韓國前總統盧武鉉2003年7月9日在清華大學演講中說：“我們兩國有著五千年的交往與友好的曆史，所以兩國國民都相互感到親近，都十分關注對方生活與文化，其中最好的事例就是‘漢風’與‘韓流’。我們東北亞國家的傳統價值觀都源自儒教傳統以民為本思想，共生、和同以及大同的世界觀，這些都是我們共同擁有的寶貴精神財富。”2006年10月26日法國總統希拉克在北大的演講中就直接引用孔夫子的哲言：“二人同心，其利斷金。”2008年5月24日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在北大演講中直接引用論語開篇名句：“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以上事例足以說明，中華文化智慧已深入當今世界。
三、中國現代化建設是在“中西論爭”中前行的曆史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聽得最多的一句話是“落後就要挨打”！中國近代落後，一是落後在“現代化”的起點上。英國工業革命時，我們還在明代封建社會的全盛期的時代。二是對“現代化”的態度上。馬克思在1848年《共產黨宣言》中說：“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資產階級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麵的互相往來和互相依賴所代替了。”歐洲工業革命後需要找海外市場，將很多國家卷入工業文明中，俄國沙皇二世見工業革命成果後即扮商人去取經，日本天皇即開展明治維新的“脫亞入歐”，而清朝皇帝卻把工業品當貢品、玩物。我國的現代化是被洋人用炮火敲開國門，直到鹹豐十年（1861）洋務運動才開啟了中國現代化。從此，“守常”與“求變”、“衛道”與“開新”、“西化”與“中化”的爭論從未中斷過，一個半世紀以來的中國現代化便是“中西論爭”又相互交融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