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兩年，本報的“重估”係列專訪了數十位當代重要的批評家和作家，每一位受訪者因為立場的不同，切入點的不同，往往對一個問題有不同的判斷。其中，有關當下學人、知識分子的狀態問題，是討論的焦點之一。日本學者穀川毅提出了“中國作家太封閉”一說，引起國內各類媒體的競相轉載。穀川毅的觀點並非“外人”信口開河，全球化語境下，中國的知識分子的確在許多方麵表現出自娛自樂、固步自封的“封閉”狀態。對此，王曉明認為，中國的知識分子應當從更高的層麵來思考問題。所謂更高的層麵，不是要效仿和複製先進國家的現成模式，反而是超越既有模式的規限，追求一個更好的目標。“中國的知識分子，應該有比狹隘的現實主義更開闊的胸襟，有從整個人類和長遠的未來的角度想問題的能力。不能把現實和理想分隔成實際上互不相關的兩個世界：理想盡可以高遠，但現實，對不起，隻能這樣這樣……現實不隻是現實，它還通向未來，如果我們對未來有理想，那就應該從此刻、從現實，一步一步地往那個方向做。”
今天中國的文學生產機製，正在往什麼方向變化？這個文學的生產機製和整個社會的支配性文化的生產機製，正在形成怎樣的新的互動？我們能毫不含糊地回答這些問題的時候，大概也就是富於創造性的文學創作和批評，能有力地、針鋒相對地回敬現實的時候
2009年，上海大學舉辦了一場以“共和國文學”為主題的討論會，王曉明對其中一節的討論標題——重建文學與社會的關係——有深刻的印象。他表示，“重建”概念的提出，恰恰是因為文學和社會的現有關係並不令人滿意，但是，要“重建”卻並非易事。
盡管他對當下文化狀態的基本判斷與“人文精神大討論”時期總體一致，但並非毫無變化，因為，今天的文學、文化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什麼是今天中國的‘文學’？歧義叢生，很難論斷。”王曉明提出，從新媒體的狀況來看，經常閱讀的人並沒有大幅減少，甚至可能有所增加，但是20年前的所謂“文學”，在社會生活中的影響卻持續減弱。今天的文學具有多重的麵目，多到令“文學”的概念不斷外延。另一方麵，他認為，文學已經不僅僅存在於文本之中，“舉凡電視劇、商業廣告、娛樂新聞報道、旅遊指南、網絡遊戲，更不要說短信、博客之類層出不窮的網絡空間了，幾乎到處都有文學。甚至，網絡遊戲對文學新人寫作的影響，也已經開始顯現。10年或20年之後，這影響大到什麼程度，更是難以估量的吧？”
按照上述想象，他認為，今後文學的骨架和麵貌，也許要更多地依靠那些新領域裏的支配力量來塑造，傳統的文學從業者或許要“靠邊站”，而文學的定義也將被改寫。不過，正如18年前發起“人文精神大討論”時一樣，他的思維並不受“烏鴉嘴般的暗淡想象”所支配，他總是希望從反思中發現一種新的動力，從而對現實產生推動性。因此，他坦言自己並不接受“現代社會文學理當邊緣化”的說法，反而認為“在中國這樣的地方，文學勢必扮演重要的曆史角色，過去如此，將來還當如此！”
“我們必須正視危機，努力承擔起危機，不管它多麼沉重。隻有這樣，才能看到危機的另一麵。”這句源自《曠野上的廢墟——文學和人文精神的危機》中的文字，同樣映照了王曉明今日的態度。他看到了危機的另一麵，“文學的世界依然有清新的氣象。文學和社會的關係，並不是必然如目前大家擔心的那樣，一路消極和負麵下去的。”因此，他相信，中國一定要有新的文學，“我們都必須直麵現實的變化，已經遲鈍得太久了。”
王曉明提出，對待今日中國的文學、文化，必須要發展新的思路，首先要做的是推開門窗，直麵現實。對此，他的腦中浮現出了許多待解的問題。比如：今天中國的文學世界，究竟是怎麼構成的？是否有新的主流文學正在形成？是否有新的文學性正在吸引文學青年……“一句話，今天中國的文學生產機製，正在往什麼方向變化？這個文學的生產機製，和整個社會的支配性文化——當然，不能忘了別的支配性力量的生產機製，正在形成怎樣的新的互動？我們能毫不含糊地回答這些問題的時候，大概也就是富於創造性的文學創作和批評，能有力地、針鋒相對地回敬現實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