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一定要有新的文學
2009年至2011年期間，本報先後推出“重估中國當代文學價值”和“重估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兩個大型係列策劃，其目的不僅是就當下文學的具體問題展開討論，更試圖延續20世紀90年代“人文精神大討論”的主旨，重提標準，重提價值，為反思和重建搭建一個平台，從而厘清問題，尋獲路徑。王曉明是那場聲勢浩大、影響深遠的“人文精神大討論”的發起人之一，他對今天的人文精神狀態的評價，以及對文學未來發展的看法，必將極具價值。今天，我們刊發王曉明專訪。盡管王曉明對當下文化狀態的基本判斷與“人文精神大討論”時期總體一致，但並非毫無變化，因為，今天的文學、文化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他說，今天中國的文學生產機製，正在往什麼方向變化？這個文學的生產機製和整個社會的支配性文化的生產機製，正在形成怎樣的新的互動？我們能毫不含糊地回答這些問題的時候，大概也就是富於創造性的文學創作和批評，能有力地、針鋒相對地回敬現實的時候。
著名學者王曉明接受本報專訪，對當下文化生態作出細致評價。他認為，今天中國的各種社會問題當中，都有文化的病灶深嵌其中，而麵對文學的問題，則必須要發展新的思路，直麵現實。
1993年，《上海文學》（第6期）發表了一篇題為《曠野上的廢墟——文學和人文精神的危機》的文章。該文為王曉明、張宏、徐麟、張檸、崔宜明等幾位學者的對話錄，對話地點在華東師範大學第九宿舍625室，他們對彼時的中國文化狀況進行了深入反思，並提出尖銳的批判。文章發表後，迅速在全國範圍引發一場聲勢浩大、影響深遠的“人文精神大討論”。
18年過去，文學現實和文化問題愈發令人感到沉重。當年文章中的一句話，“今天的文化差不多是一片廢墟。或許還有若幹依然聳立的斷垣，在遍地碎瓦中顯現出孤傲的寂寞”，放在當下，依然適合。新世紀以來，文學乃至文化始終麵對著巨大的困惑和矛盾，一些指向截然相反的評價幾乎同時出現，有關反思和重建的聲音日益高漲。在如此的大背景下，幾乎可以論斷，20世紀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討論”其實並沒有終結，而且一直具有時新性，許多核心問題值得一再回顧和深究。
王曉明是本報在“重估”策劃過程中一直希望采訪到的一位重要人物，作為“人文精神大討論”的核心成員，他對今天的人文精神狀態的評價，以及對文學未來發展的看法，必將極具價值。2011年4月，記者輾轉與王曉明取得了聯係，此後的兩三個月裏，多次與他通信，有幸獲知了他對當下文學、文化問題的一些基本態度。
越是現代社會，人的生活的各個部分，如經濟、政治、文化等，就越深度混合，今天中國的各種社會問題當中，都有文化的病灶深嵌其中……中國的知識分子，應該有比狹隘的現實主義更開闊的胸襟
1993年的《曠野上的廢墟——文學和人文精神的危機》以對話形式刊載，開篇便是王曉明頗有振聾發聵之效的一段話，他說：“今天的文學危機是一個觸目的標誌，不但標誌了公眾文化素養的普遍下降，更標誌著整整幾代人精神素質的持續惡化。文學的危機實際上暴露了當代中國人人文精神的危機，整個社會對文學的冷淡，正從一個側麵證實了，我們已經對發展自己的精神生活喪失了興趣。”
現在看來，這段話依然具有直指現實核心的穿透力，18年的時間，並沒有令文學的危機得到緩解，而人文精神的失落卻日益加劇，文學的“被冷淡”也已經發展至“被邊緣化”。因此，如今，當大家繼續討論文學、反思文化的時候，不能不想起“人文精神大討論”提出的一係列切中要害的核心觀點。王曉明坦言，當年討論“人文精神”時對許多問題的判斷，今天總體上並未改變。他認為，當下社會的精神的問題、文化的問題，比20世紀90年代早期討論“人文精神”的時候更嚴重。“有位經濟學家對我說：中國現在的一大問題，就是文化狀況‘太壞’。人的問題，根本上就是文化的問題，是價值觀念、生活方式、人際交往模式等的問題。他說得對，越是現代社會，人的生活的各個部分，如經濟、政治、文化等，就越深度混合，今天中國的各種社會問題當中，都有文化的病灶深嵌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