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日本曆史教科書演變的政治背景
日本曆史教科書演變的政治背景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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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隨著日本國內政治、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以及國際形勢的風雲變幻，日本右翼勢力開始在教育領域活躍，先後出現了三次較大規模的教科書攻擊事件。
第一次教科書攻擊以日本民主黨於1955年9月散發的名為《令人憂慮的教科書問題》的小冊子為標誌，對戰後教育的改革表示不滿，蓄意恢複戰前的教育製度。文部省企圖控製教育內容的《教科書法案》在全國反對聲中破產。
第二次教科書攻擊是從1980年起，自民黨機關報《自由新報》以《現在的教科書——對教育正常化的建議》為題，連續發表文章，大肆渲染目前教科書的“左翼傾向”，主張糾正教科書的“偏頗”。1982年文部省審訂中小學教科書時提出這樣的修改原則，即在記述有關兩次世界大戰的曆史事實時，淡化有關日本侵略行為的記述。其中有很多公然篡改曆史事實的做法，激起亞洲各國人民甚至日本各界正義人士的強烈譴責和反對。同年11月，日本教科書審定製度增加了被稱為“近鄰諸國條款”的內容：“在處理與亞洲近鄰各國之間近現代史的曆史事件時，要從國際理解和國際協調的角度予以必要的考慮。”但是80年代右翼勢力並不甘心失敗。
第三次教科書攻擊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右翼勢力利用人們對現實的不滿，鼓吹日本昔日的輝煌，否認侵略、美化戰爭，組成“新曆史教科書編撰會”，再次掀起修改教科書的高潮。21世紀初，其送交文部省審訂的《新曆史教科書》被宣布為“合格”，隨後幾年的版本更加歪曲曆史，如將“九一八事變”的起因說成“國民黨統一中國的逼近，中國人的反日運動激化”。
如果說第一次教科書攻擊，還在口頭上，那麼第二次、第三次則付諸實踐，開始修改教科書。而第三次更加激烈、規模更大、持續時間更長、影響更廣，日本教科書問題日益惡化並走向極端化。2011年8月，日本“新曆史教科書編纂會”甚至發起廢除“近鄰諸國條款”署名活動，而且響應者眾多。
本著正是研究探討20世紀80年代以來被不斷修改的日本曆史教科書中關於中國曆史記述的演變，在研究過程中，根據這些教科書所持的特點，我們大致可以將日本教科書記述的演變過程劃分成三個時段，即：
以客觀敘述、中日友好為主流的80年代教科書；
曆史敘述逐漸開始發生轉變的90年代版本；
曆史敘述集體“右轉”的21世紀版本。
在教科書關於中國曆史記述不斷演變的背後，是日本國內政治風向的不斷演變。可以說日本曆史教科書事件不再單純是一個學術觀點的爭論，在教科書問題中蘊含著過多的政治因素。基於這一點，就有必要探討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所麵臨的國內和國際的政治背景。
1972年，中日兩國政府發表《中日聯合聲明》，聲明中日方“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國政府則宣布“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20多年來一直處於不正常狀態的中日邦交終於正常化。1978年8月中日兩國簽訂《中日和平條約》。中日兩國放下曆史包袱，攜手前進。大平正芳首相於1979年12月訪華時，表示提供500億的資金進行首次日元貸款並支持中國現代化的政策。該時期日本開始對華實施日元貸款的理由有三：“第一，支持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第二，報答中國放棄對日戰爭賠償；第三，在1979年2月中越戰爭以後的緊張局勢（注：1978年12月越南入侵柬埔寨，導致中國對越南的反擊戰爭。1979年12月25日蘇聯入侵阿富汗，使東西方陣營的對立更加激烈）下，含有吸引中國向西方靠攏的戰略意味。”
\[日\] 五百旗頭真主編，吳萬虹譯：《戰後日本外交史》，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年，第164—165頁。
可以說，20世紀80年代初是中日兩國關係最好的時期，曆史問題尚未顯現出來。1982年發生了第一次教科書事件，雖然之後日本政府提出教科書問題存在誤報的問題（即不存在文部省強製要求出版社將“入侵”亞洲改為“進入”亞洲），但是審核後的教科書中明確使用了“進入”而不是“入侵”的寫法，這是不爭的事實。教科書問題反映出當時日本在經濟不斷上升，政治力量不斷加強的背景下，渴望將經濟實力轉化為政治實力，卻麵臨重新解決因冷戰環境暫時擱置的曆史負麵遺產的問題。8月下旬，鈴木首相發表談話。之後，宮房長官宮澤喜一代表政府發表見解。由日本政府出麵道歉，的確達到了暫時緩和中日矛盾的效果，但是由於並沒有針對解決教科書問題進行更加深入地研究和采取相應的措施，再加上因為誤報說法，日本社會對教科書問題不夠重視，僅僅作為外交問題處理，這使得冷戰結束之後，在網絡發達的信息時代來臨時，教科書問題成為更加複雜的國際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