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日本教科書一邊說日本遵循國際法的規則，堅守條約，指責中國人對於國際法的冒犯；一邊用所謂的自衛說來掩蓋侵華戰爭等侵略事實。右翼學者一邊指責日本原先的教科書是“東京審判史觀和階級史觀——自虐史觀”，一邊又在教科書中將引發戰爭的責任推給共產主義。當為了維護日本的利益，將世人所共同接受的理念隨意歪曲時，具有強烈道德感的中國人是絕對無法接受的。
為了達到生存的目的，日本人可以犧牲團體中的弱小，可以聯合起來變成強者；他們可以放棄自己曾經堅持過的一切，隻要他們認為這對於日本來說是好的。日本人常常把事情看到最壞的地步，為了尋求所謂的背水一戰。在近代之前的漫長歲月裏，日本通過和中國的貿易以及戰爭摩擦，不斷通過實踐尋求成為大國的方式。對日本人來說，從原地爬起，從頭做起，拋棄以往的一切，並不是丟人的事情，反而是值得驕傲的堅韌表現。在汲取他國文化上，更是表現出解決日本現實問題的特性。但是這種實踐態度也給中國人一種日本人狙詐狡猾以及善變的印象，不能給中國人、乃至世人留下持恒、誠摯的形象。而這必然會影響到中國人對日本教科書問題的感受。
二、曆史教科書問題的症結——日本右翼最堅持的幾個典型觀點
我們應該認識到，日本國內存在著各種各樣的觀點：有右派；有左派；亦有中間派。我們看到的最不可思議的文字往往來自右翼的教科書，但是我們也從其他教科書中看到有同樣傾向的文字，日本學者也承認“日本國內確實明顯存在把本應該反省的問題盡量地曖昧化，過分美化日本的對外行動的論調。”
\[日\] 天兒慧：《日本人眼裏的中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48頁。因此，我們將其中重要的幾點原因列舉如下：
（一）大陸壓力說
關於日本列島與中國大陸之間的聯係，中、日雙方曆史教科書的描述呈現出不同的態勢。中國曆史教科書在描寫古代史時期的內容時，多選擇中華文明通過朝鮮半島對日本影響（不提“白村江之戰”和“蒙古入侵日本”）以及戚繼光抗倭等等；對近現代史時期的內容，則多提日本對中國的侵略（甲午戰爭、抗日戰爭），以及孫中山等在日本創建中國同盟會等。日本曆史教科書的說法則相對比較曖昧。從傳統輿論中的朝鮮半島如同“乳房”，日本通過朝鮮半島汲取中華文明，到扶桑社教科書的“朝鮮半島像伸向日本的一隻手臂”，威脅著日本的安全，再到右翼學者的“朝鮮半島如同刺向日本的一把匕首”，日本的輿論一步步走向將中國妖魔化的傾向。
典型如扶桑社版曆史教科書不遺餘力地闡述其大陸威脅論。從漢光武帝的“漢倭奴國王”體現的中國對日本以及周邊國家的蔑視，華夷製度對東亞其他國家的控製，到強大的隋朝對東亞的震懾，唐代結合新羅對百濟的“侵略”，日本聯合百濟抵抗新唐聯軍（“白村江之戰”），蒙古對日本的侵略，時不時透露出中國一旦強大，就對東亞其他國家產生的軍事威脅的論調，使學生對中國形成錯誤認知。並突出不斷在華夷秩序中尋求獨立的日本，強調日本發展的獨立自主性，在最大程度上與中國撇清關係。
這種說法除了為日本侵華戰爭的“自衛說”提供論據之外，也體現了日本列島過分的危機意識，在很長時間內將中國作為“假想敵”，理解這一點，我們也就比較容易理解日本所宣揚的“中國威脅論”。中方在與之溝通時，應在據理力爭的同時，通過提供中日交往關係中的具體、客觀史實，使日方認識到自身曆史教科書中存在的問題。當然，在這個過程中，在尊重客觀史實的基礎上，既要認識到日本民族性格，也要考慮本國曆史教科書的對應改進。
（二）琉球問題
在琉球歸屬的問題上，日本教科書多堅持日本是琉球實際上的統治者的觀點，日本教科書通過單方麵的說法，簡單認定了琉球的合法歸屬問題，而忽視了其侵略琉球，抹殺琉球曆史的行為。日本為了維護其本國的穩定，這麼書寫有其自身利益和立場。但是將中國刻畫成和日本爭奪琉球，與日本對立的國家，則明顯有悖於曆史。
（三）日俄戰爭對世界的影響
日本曆史教科書就日俄戰爭對日本的積極結果的記述，基本已形成了共識，認為日俄戰爭中作為亞洲國家的日本擊敗了俄國，給印度和中國等亞洲各國很大的刺激，使各國效仿日本推動近代化和民族獨立運動的形勢高漲，認為日本改變了世界。有的版本教科書還以孫中山和尼赫魯對該事件的評價為據。
日本社會內部很久以前就提出了日俄戰爭（明治政府）和侵華戰爭（昭和政府）之間的對比論。認為明治政府是好政府，昭和政府是壞政府。其實明治政府時期是日本上升時期，而昭和政府是日本走向失敗時期。日本的學者雖然有人能夠看出日俄戰爭的矛盾性，但是民族感情上，更傾向於日本上升時期。在針對這一方麵的內容，中方可針對其片麵性進行討論。
（四）認為日本對中國和東南亞的戰爭是一場“自衛戰爭”
日本教科書中關於自衛戰爭的說法，其一是日本生存權的自衛，如日俄戰爭，太平洋戰爭等；其二是保護日本僑民的自衛，如“九一八事變”（滿洲事變）、“七七事變”等。將侵略別國所得的權益說成是日本的利益，將日本侵華導致的中國人民自發的反侵略說成排日運動，進而將侵略戰爭說成自衛戰爭，隱藏著以偷換概念來掩蓋日本違反國際法、發動侵略戰爭事實的動機。
（五）認為東京審判史觀是自虐史觀
日本右翼認為東京審判是勝利者對失敗者的審判，造成了戰後日本共產主義思想流行，讓日本人背上了沉重的罪惡感。日本右翼緊咬住勝利者對失敗者的審判不放，卻不願意提及美國出於自身戰略地位考慮，沒有對天皇和731部隊等戰爭責任方進行審判的事實。為了使甲級戰犯逃脫罪責，當年在東京審判上，辯護方一再將日本的侵略戰爭說成“自衛戰爭”，這種口徑和扶桑社教科書是極其相似的。究其實際舉措而言，日本右翼勢力才是真正“成王敗寇”的堅信者，可以說，以扶桑社教科書的編寫者為代表的日本右翼勢力是對日本戰後的反省態度的極大嘲弄。
三、日本曆史教科書問題的關鍵
（一）如何脫離民族主義的範疇
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在維護本國利益的前提下、尋求與他國共存發展，是各國唯一的出路，拘囿在狹隘的民族主義的思維模式，隻能使得本國處於孤立地位。日本曆史教科書問題不僅是中國外交事業的重要一幕，同時也關乎中日兩國外交的未來。如何在反駁對方的民族主義傾向的同時，以和平共處的原則，客觀地看待日本，看待中國自身存在的問題，是中國目前在處理對日關係上麵臨的嚴肅課題。
麵對諸如法國創建新衛星電視頻道，向全世界宣揚法國式思維，通過多種方式在國際社會中掌握話語權的現象，中國的反思是，我們並不缺乏話語權，但是我們是否缺乏一些更為客觀，更為深入觀察問題的儒雅風度。21世紀的中國要建立怎樣的一個對外形象？日本的右翼學者提供的一些資料和論點，值得中方思考。他們思維中所體現的狹隘的民族主義，乍看之下，似乎陷入詭辯，有無法溝通的一麵，這更應該激發中國與之針鋒相對的學術討論。如果對方片麵，那麼我們全麵；如果對方主觀，那麼我們客觀；如果對方陷入詭辯，那麼我們提供出路……我們需要的不是咄咄逼人，非要對方承認失敗的尖銳；而是需要旁征博引，提供出路的化險為夷。隻有這樣才能避免陷入民族主義論戰的泥沼，尋求溝通的可能。
（二）近代“文明國家”的兩麵性
在近代，對日本來說，第一目標是“追求獨立”；對中國來說，是“自強求富”。中日之間的爭奪，是亞洲生存權的爭奪。日本要的是列強列車的亞洲乘客票，中國要的是維護社會安定，從列強手中盡可能地抓住崩壞的中華權益。麵對各自的目標，日本的策略是“攻”，中國的策略則是“守”。當時的東方社會，正處於披著文明外衣的西方國家對其進行野蠻侵略的過程中，艱難地向著文明國家邁進。在歐洲形成均勢共存的西方國家，在東方世界卻進行著野蠻的侵略行為。相對於《國際法》，亞洲國家更早接觸到的是與《國際法》、國際慣例背道而馳的不平等條約。亞洲國家在西方槍炮的威脅下，首先意識到西方軍事力量的強大，然後意識到促進西方文明發展的重要因素：開民智，宣民主，求共存。
中日雙方都充分運用西方文明思想，並與本民族傳統價值觀相結合。重利益和實踐的日本，很快清醒地認識到西方國家在歐洲和東方行為的矛盾性，認識到國民對於國家發展的重要作用，因此，將西方的先進思想通過日本的價值觀進行改造，成為具有實踐性的文明思想。福澤渝吉《文明論概略》中的文明，是不斷進步的文明。現代人反觀過去，可能覺得過去文明的國家，其實很野蠻。乍看沒有問題，仔細一想，不是給日本的侵略行為一個很好的借口麼？哪怕將來是野蠻的行為，隻要我現在覺得是“文明”的事情，難道就可以做嗎？而這個文明又是如何定義呢？以國家為單位？隻要軍事力量、科學科技、政治製度文明的國家所作所為就是文明的？哪怕將來被罵作野蠻，為了追求國家利益，為了不被淘汰出局，難道就可以犧牲他國的利益嗎？這純粹是帝國主義橫行時代野蠻的思維觀。如前所敘，日本教科書中出現的片麵現象，我們有必要提出全麵的說法，特別是針對國家行動的兩麵性，我們需要進行專門的研究。
（三）戰爭反思的局限性
當代日本曆史教科書的記述折射出日本戰後戰爭反思的兩個局限性：
第一，是否隻有日本是受害者？
第二，到底誰應該對戰爭負責？
我們發現，最近日本出現日本國民有罪論的思潮。這無疑是借鑒德國戰後反思的成果，是日本戰後戰爭研究邁出的一大步。在戰爭過程中，到底誰應該對戰爭罪行負責？是發動戰爭的最高將領，還是進行無差別屠殺的普通士兵？
戰後，中國人民本著中日友好的前景，同時依據國際法，沒有讓日本普通軍人承擔戰爭罪責，但是從國際發展的前景來說，我們不得不回頭思考，士兵本人在戰爭中應承擔何種責任。發動戰爭的甲級戰犯，或已經受到法律的製裁，或已經受到世界人民的譴責。但是，日本人民應該承擔怎樣的責任？全世界所震驚痛斥的南京大屠殺確實是日本將領的縱容、唆使，但是真正執行者卻是日本參軍的普通百姓。很多日本軍人最終沒能回到日本，他們在日本的家屬能否接受自己的親人——一個好父親，一個好兄弟，在戰場上卻對其他民族犯下的滅絕人性的罪行？
中國人並不期望日本人為了自己祖輩在中國所犯的戰爭罪行向中國道歉，中方希望的是，通過對戰爭曆史的研究，能夠認識到戰爭對人性的摧殘。這不僅僅是一個過去的問題，而是擺在中日關係前景上的重大現實問題。接受現在曆史教科書教育的日本學生，他們對戰爭慘狀的印象是否會僅限於日本人民深受戰爭迫害的印象、僅限於原子彈轟炸廣島、長崎的印象呢？ 中方發現正是日本戰後反思的局限性、不徹底性，才使得教科書問題一而再地阻擋著中日友好交往的前景。對日本教科書問題的研究，對亞洲國際問題的研討，從根本上說是希望消滅戰爭。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除了要研究引發戰爭的原因，也要研究戰爭對於人性的摧殘。
（四）認知的差異
扶桑社教科書一再提到日本人民在戰爭中扮演的支持軍隊的角色，又提到這是一場總體戰，意指全民參與戰爭，全民為戰爭負責，進而為需要接受東京審判的戰犯推卸責任——隻要是全民參加的，那麼懲罰對象就變成了國家而非個人，推卸了個人罪責。戰後至今，無論是中國也好，日本輿論也好，都傾向於日本國民在民主不發達的情況下，為軍國主義蒙蔽，不僅傷害了其他國家的國民，自己也受到了戰爭的傷害。
日本認為日本憲法的和平精神已深入人心；大多數日本人享受經濟繁榮，又有反戰意識，所以軍國主義不可能在日本複活。但是中國人卻無法接受這個說法。日本一些政客的所作所為，無法讓中國人放心。對中國民眾而言，如果像前首相小泉做出了那樣的行為，日本人民就應該反對他，而當小泉的支持率不降反升時，使得一些中國民眾便對日本人民失去了信心。日本民眾認為日本政府已經道歉多次，但中國民眾仍堅持認為日本沒有道歉。從言論上來說，日本政府官員的確多次道歉和反省，但是之後的教科書事件和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讓這些道歉和反省變成了一紙空文。與其說中國人民要日本政府不斷道歉，不如說中國人民希望日本政府不要做出違背道歉宗旨的行為，即道歉＝日本政府官員不再參拜靖國神社，反省＝日本右翼不再篡改教科書。這種認知上的差異確實需要雙方切實的溝通問題。
四、曆史教科書問題的解決途徑
（一）中國的應對策略
1.實現雙方的恰當溝通
中國雖然對日本作了各方麵的相關研究，卻很少在如何和日本相處這樣的課題上花足夠的精力。我們往往以為了解對方就可以解決問題，卻沒有考慮過恰當的溝通方式更能解決彼此的問題。以往中日兩國像摸著石頭過河一般地維係著彼此的關係，正是對溝通方式疏於研究的結果，這對有著2000年交往史的國家來說，似乎有點說不過去，但卻恰恰是中日兩國關係的現狀。
現在中國方麵已經注意到應該研究和日本說什麼，怎麼說的方式。同時，在針對日本政府的同時，我們也考慮到日本國民的想法。我們要做的，不僅僅是和日本政府在利益上的溝通，同時也應做和日本國民在中日感情上的修複。因為我們有信心說，一個自尊自信的日本不應該是中國的敵人。
中方首先要做出一種姿態，麵對日本曆史教科書問題，我們首先要做的不僅僅是爭辯，而是要先溝通。在有溝通的行動之前，先要有溝通的意識，聆聽日本的聲音。我們所麵對的日本不是隻有一種聲音。中方應將日本曆史教科書、右翼學者和左派人士的相關書籍和言論，大量地翻譯和引進中國（哪怕是作為內部使用）。特別注意要進行分類對比，哪些是日本各派共同的觀點，哪些是彼此矛盾的，從而加深對日本社會的了解。對左派和中間派人士，尋找支持和諒解；即使對右翼也可尋求對話，將中日的溝通問題分解成為各個小問題，如民族性格、曆史問題、溝通方式，再對這些分散問題逐個攻破，予以解決。